基本信息

书名：后的耍猴人

定价：39.8元

作者：马宏杰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03-01

ISBN：9787213064951

字数：150千

页码：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商品重量：0.4kg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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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地理》摄影师12年跟拍记录，一部长篇人文纪实摄影力作

内容提要

本书是知名人文纪实摄影师马宏杰继《西部招妻》后新的图书作品，全新的视角，更为广域的跟拍，记录了“耍猴”这一民间艺术在当下中国的发展情况，以及以“耍猴”这门才艺为生的一群民间艺人真实的生存处境，图文并茂，真实、深切、生动地记录了一个正在消失的民间中国。

目录

作者介绍

马宏杰

   《中国国家地理》图片编辑、摄影师，1963年生于河南省洛阳市，1983年开始摄影，做过工人、记者，2004年至今任职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

文摘

四川的猴子被河南人耍了  


在中国民间江湖，那些牵着猴子、四海为家的耍猴人多半来自新野。
中国有两个地方以耍猴为生，一个是河南南阳市新野县，一个是安徽阜阳市利辛县。利辛县已经没多少耍猴人了，而据新野县的不完全统计，仅2002年一年中，至少还有2000人外出耍猴卖艺。
新野县就是《三国演义》第四十回里“诸葛亮火烧新野”的所在地。这里位于南阳盆地中心，属汉水流域，古为黄河故道，南邻湖北襄阳，土地贫瘠，即使在风调雨顺的年头也产不了多少粮食。在四川跟拍耍猴人时，我常听围观猴戏的人说：“四川的猴子被河南人耍了。”在人们的印象里，峨眉山才是出猴子的地方，新野根本没有猴子生活所需的高山和森林。但这里的不少乡镇有着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耍猴历史，很多人终日与猴相伴，把猴子视为家庭中的特殊成员，而且这种生活状态一直持续至今。
新野耍猴人每年都像候鸟一样南北迁徙。每到6月麦收后和10月秋收后，大批耍猴人忙完了地里的农活，就开始外出耍猴，卖艺赚钱。冬天，他们牵着猴子去温暖的南方；夏天，他们带着猴子赶往凉爽的北方。这些农村里出来的耍猴艺人在中国各省云游，一些年纪大的耍猴人不仅去过香港，还出国去过越南、缅甸、新加坡等地。
有意思的是，在新野县档案馆保存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和乾隆十九年（1754年）的《新野县志》中，均有关于吴承恩的记载：

吴承恩，明嘉二十三年（1544年）贡生，明嘉（嘉靖年间）三十五至三十六年（1556至1557年）任新野县知县。

1991年，县文化馆的张成立老师在当时的开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找到了康乾时期的《新野县志》，后来苏州图书馆也发现了相同的版本。张老师发现《西游记》的文本中使用了大量新野方言，如“弼马温”“爱小”“不打紧”“叉耙扫帚”“刺闹”“狼牙虎豹”“脏埋人”等，有近百处。有些俚语只有在新野的某些村庄里才能听到，如“乱爬碴（乱蹬乱爬）”“风发（重感冒）”“骨鲁（摔跤）”“肉头老儿（戴了绿帽的人）”“烂板凳（游手好闲者坐在凳上拉闲话）”等。《西游记》第二十八回“花果山群妖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中还有关于耍猴人的描写：“或有那遭网的、遇扣的，夹活儿拿去了，教他跳圈做戏、翻筋斗、竖蜻蜓，当街上筛锣擂鼓，无所不为地玩耍。”
在新野县做过知县的这个吴承恩，和《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生活在同一年代。前者是安徽桐城人，后者是江苏淮安人，而其祖籍正是桐城。两个吴承恩是否为同一人，《西游记》的写作是否受到过新野耍猴人历史文化的影响，还有证。





走近耍猴人


我生于1963年，在当时那个文化娱乐都很贫乏的年代，我和小伙伴们常常跟着出现在街头的耍猴人，看他们和猴子的表演。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还经常在城市里看到这些走街串巷的耍猴人。1998年之后，我就很少看到他们的身影了，感觉这些耍猴人正在逐渐退出城市生活圈，转向边缘地带讨生活。
2001年6月的一天，我在洛阳东站街头拍摄时，意外地看到几个身背猴子的耍猴人在赶路。我骑摩托车追上前一问，他们果然是新野县的。这个班子一共三人，掌班的戈洪兴告诉我，他们刚在家收完麦子，准备扒火车去东北耍猴。河南的6月已经很炎热了，气温有38摄氏度左右，这样的天气猴子是不愿意表演的。每年这个时候，要想耍猴赚钱，他们就只能到凉爽的东北去。
我和戈洪兴约定，等他秋天回新野收庄稼时去找他。戈洪兴说只要到新野县樊集乡冀湾村一问，就可以找到他，村里耍猴的人都知道他。

2002年10月3日，我和洛阳的影友张牛儿一起坐火车到新野，而后辗转坐车到了樊集乡。晚上在一家小店住下，我向店主打听樊集乡是不是有很多耍猴人。店主回答说“是”，反问道：“你们俩是干吗的？”我们说：“是照相的。”我们再问店主其他问题，他就开始闪烁其词，不正面回答了。
第二天，我们找了辆三轮车，一路开到冀湾村。当时正是秋收玉米、种植小麦的时候，用拖拉机耕过的黄土地上弥漫着潮湿的气息。田间地头在焚烧秸秆，烟气混杂着新鲜泥土的味道扑面而来，让人感觉既新鲜又压抑。
在通往沿途村庄的路上，我看到一些房子的外墙上写着很多标语：“严厉打击拐卖人口的犯罪行为”“远离，远离”“坚决贯彻计划生育条例”“打击违法上访行为”“打110不收费”等。我走过中国的很多村庄，知道只要有什么新的政策、口号，以及当地经常发生、值得引起重视的事，就会有与之相关的标语出现在墙上。这种标语大多能起到警示和预防的作用，也能从某些侧面反映出该地区的政策、民生、经济等情况，是一种中国特色。
寻找耍猴人的过程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俩像往常一样，背着相机进了村，逢人就打听耍猴人戈洪兴的家在哪儿。村里人先把我们俩上上下下打量一番，然后问我们找戈洪兴干吗，我说找他拍猴子，人家顺手一指，有板有眼地说：“前面就是。”
我们俩在村里转了一阵，没有找到。村民们都是打量我们一番，然后很客气地说：“前面就是。”住在村东的人告诉我们戈洪兴家在村西，住在村西的人却说戈洪兴家在村东。有些人看到我们俩拿着相机，干脆就说不认识戈洪兴。
后，我们俩跟一位老人说，我们在洛阳见过戈洪兴，是戈洪兴告诉我们他是这个村里的耍猴人，我们是约好来找他的，要拍摄关于耍猴人生活的照片，我们俩既不是公安局的便衣也不是工作人员。在这位老人的指引下，我们终于找到了戈洪兴的家。
我们已经站到戈洪兴家门口了，邻居们还是说不认识戈洪兴这个人。在我们向邻居解释的时候，戈洪兴家出来了一个妇女，看到我们就马上把大门锁上。我上前问：“这是不是戈洪兴的家？”她很不高兴地说：“这里不是戈洪兴的家。”锁上门就走了。
我后来才知道，其实锁门的正是戈洪兴的老婆。
以前我们这些摄影师到村里拍摄时，纯朴的村民都很愿意接待我们，这次搞得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虽然我反复跟他们解释我们此行的目的，但这些邻居还是用戒备的眼神打量着我们。
后来，一个年轻人告诉我们：“戈洪兴是不会见你们的，因为他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刚才已经被你们吓跑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你们还是走吧。”这时候我才明白戈洪兴确实是躲起来了。在戈洪兴家门口围着我们问这问那的这群人里，有不女操着外地口音。我由此联想起那些墙上写的“严厉打击拐卖人口的犯罪行为”的标语，才有些明白村里人为什么如此警觉。
我的感觉后来得到了证实。在20世纪80年代初，新野一带的村庄因为贫穷，很多年轻小伙子娶不起媳妇，于是人贩子把一些四川、安徽等地的女子到这里贩卖。村里一些穷人便买了这些女子来做媳妇，他们是怕有关部门来暗查非法买卖人口的事。此外，村里的养猴人因为在家里养猴子，也经常被有关部门以“保护动物”的名义进行查处和罚款。因此，他们对来这里的陌生人一直有很强的警惕性。
看来不可能见到戈洪兴了，无奈之中，我们俩打算离开冀湾村。不过我还是有些不死心，张牛儿说：“要不咱俩去找村支书，他是领导，不可能不接待我们。”于是我们俩前往村支书家，边走边问，村里人远远地指着一道围墙，说：“那就是支书的养猪场。”
他家养了好多猪，闻着臭味就找到了。在养猪场门口，一个正在收拾饲料的妇女打量了我们好一阵，一脸不信任地说：“支书不在家，你们要卖什么东西还是去别的村看看吧，我们村里没有钱。”她这么一说，把我们俩弄糊涂了。我说：“我们什么也不卖呀！”她一脸疑惑地问：“不卖东西，找村支书干吗？”我们俩费了好大的劲给她解释：“我们是来拍摄照片的，是拍村里耍猴人生活的题材，就像中央电视台那个《百姓故事》一样。”她又问：“那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能不能让我们富起来？”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一下子被她给噎住了。她接着说：“前几天有个女的拿了很多笔记本、钢笔和圆珠笔，还拿着县里领导的条子来找村支书，非让买她的东西，还有一些人拿着衣服、帽子来找村支书卖。你们俩肯定也是来卖什么东西的，是不是卖照相机的？就直说了吧。”我说：“我们真不是来卖东西的，你把支书找来一说就明白了。”
她说她要喂猪，等她把猪喂完再给村支书打电话。后来我们才知道她原来是村支书的老婆。
我们俩等了近一个小时，村支书鲍白祥才骑着摩托车回来。他身高差不多有一米八，身板很壮实，有村干部的范儿。冀湾村和鲍湾村相邻，鲍白祥是鲍湾村的老支书，年轻时是一名空降兵。跟他讲明我们的拍摄意图后，我又拿出我当时的河南省摄影家协会的会员证给他看。我留了个心眼，没有给村支书看记者证，那样会让他心存疑虑—作为村干部，他是怕记者来曝光什么事的。
在我们和鲍支书交谈的过程中，鲍支书的老婆在旁边不时地问：“他们是来卖啥东西的？”边说边使眼色，怕他受。鲍支书对她一挥手，说：“去去去，瞎说啥。人家是摄影家协会的，来拍耍猴的，不是记者，也不是卖东西的。”鲍支书这么一说，他老婆这才对我们施以笑脸。
谈完之后，鲍支书骑着摩托车又出去了，一会儿，他带来了鲍湾村猴场的一位老板张云尧，说：“这就是村里养猴子的，有什么事情找他就行。”
于是，我们跟着张云尧去了他家。张云尧30多岁，身材比鲍支书还魁梧。他不像村里其他的耍猴人那么怕事，但也很谨慎，跟我们说话时谨慎有礼，还有些江湖气，感觉得出是见过世面的人，有其他人缺少的胆量和气度。
认识张云尧以后，在他的帮助下，我才得以进入江湖耍猴人的群体中，开始拍摄他们的真实生活，并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和这些牵着猴子走江湖的人结下了非同一般的感情。
新野耍猴人主要聚集在施庵乡、樊集乡。鲍湾村、冀湾村同属樊集乡沙堰镇，这里是耍猴人主要的聚集地。沙堰镇位于城南13公里，总面积80平方公里，有21个行政村、69个自然村。据村里老人讲，20世纪50年代以前，这里都是很高的沙丘，一个挨着一个，有些比房子还高，能种的地很少。这里虽说是平原地带，但历史上也是白河流域泛滥区，土地多为沙化土壤，沙壤地贫瘠，不适耕种，土地的亩产不过100多斤粮食。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这里的人们开始通过耍猴来寻找另一种养家糊口的方法。鲍湾村和冀湾村的耍猴人除了收麦、收秋时回家忙农活外，其余时间几乎都在牵着猴子游走江湖。
我关心村里个耍猴人是谁。当我问起村里什么时候开始有猴子时，这些耍猴人没有一个能说清楚，只是记得他们高祖父时就有了。2003年，我到新野县文化馆找张成立老师，他送给我一本《新野文史资料》，上面有这样一段记载：

与鲍湾村相邻的沙堰镇李营村，有一个叫李程怀的耍猴人，一家世代以耍猴为生，一家人从其曾祖父开始算起，耍猴的历史可以推算到明代。

张云尧告诉我，在附近村里发现的汉墓中出土了很多汉砖，上面就刻有人和猴子一起嬉戏的场景。
新野县和南阳市各有一个汉画像石博物馆，馆里收藏的几块汉砖上，能在一些杂技场景里看到猴子的身影。据说“百戏源于汉”，新野县出土的汉画砖上，就有人牵狗耍猴的画面。新野博物馆里的三块汉砖上都有杂技表演的画像。平索戏车、斜索戏车中，在砖上倒挂的猴子影像很小，似人似猿，超长的手臂、细长的下肢、灵活的动作、轻飘的身体，全方位诠释着猴的信息。据新野博物馆馆长田平信和文化馆的张成立老师说，那样的动作和难度，人是无法达到的，只有猴子才能完成。这些汉砖上的猴子戏车等杂技画面应该是新野的猴艺表演早的记载。
中国早有猴戏记载的文献是《庄子·齐物论》：“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这里的“狙”指的是猴子，“狙公”为耍猴的人。
据清人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耍猴儿》里记载：“耍猴儿者，木箱之内藏有羽帽乌纱，猴手自启箱，戴而坐之，俨如官之排衙。猴人口唱俚歌，抑扬可听。古称沐猴而冠，殆指此也。”
张华的《博物志》记载：蜀山“有物如猕猴，长七尺”，能像人一样行走。见到路上的妇女，貌美的便“盗”之离去，人不得知，甚至与被盗妇女生子在张华的笔下，猴子成了盗贼、好色之徒。《博物志》里记载猴子好色的行为倒是有真实的部分，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的：在跟着杨林贵他们在街头耍猴时，我不止一次见到猴子有“行为”，有些年纪大的公猴见到身着漂亮裙子的女孩，会去掀人家的裙子，还会对女性翘起红屁股。这时猴子的主人会打骂猴子，制止它这种猥亵行为。
历史上的诗画有的也与猴有关。宋代有《聚猿图卷》《猿鹭图》等。前者刻画群猴形象，惟妙惟肖；后者画一只长臂猴正在抓一只白鹭，而旁边另一只白鹭神情紧张，绘形传神，姿态生动。
近年来，古代书画名家创作的与猴子有关的绘画作品在艺术市场上不断亮相，其艺术价格在拍卖市场上创造了一个个的新纪录。在2011年6月9日举槌的“九歌春季凝翠轩书画拍卖专场”中，一幅北宋旷世佳作《子母猴图》甚为引人注目，估价1.2亿1.6亿元，终以3.15亿元高价落槌，加上佣金，总价高达3.6225亿元，掀起本次拍卖会的高潮。
北宋画家易元吉的传世之作《猴猫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是与猴子有关的一幅价值不菲的画卷。《猴猫图》卷中描绘一只拴在木桩上的猴子同两只小猫嬉闹的情景。猴子看似刚被主人捕捉而来，面对两只欲与其玩耍的小猫，禁不住好奇心抑或野性大起，伸手抓起一只小猫揣在怀中，惊得小猫直叫。画面中的另一只小猫则赶紧跳开，但又难舍同伴，遂禁不住回头望之，显现惊惶徘徊状，欲逃不忍，欲救不敢，只能呼唤其伴，陷于两难之境地。猴子的野性未泯、调皮灵性，小猫的天真可爱、惊惧之态，被画家精准地捕获，一一呈现。画法纯用细笔轻色勾勒、梳渲，精细入微，一丝不苟。毛色的鲜润、形象的准确、神态的生动，显示出画家精湛的功力，特别对于猴子善意的恶作剧心理的刻画，更是淋漓尽致。




个耍猴人

当问到究竟谁是村里个耍猴人时，鲍湾村和冀湾村村民的回答几乎是一样的：只知道从高祖父开始，这里的人就以耍猴为生，没有文字记载这里的耍猴历史。
村里个有名有姓的耍猴人，就是张云尧的爷爷、传奇的耍猴人张西怀。曾经和张西怀老人一起搭班子外出耍猴的张书伸告诉我：“那时候村里的年轻人，都是跟张西怀老人学的耍猴。”

张西怀生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也许是猴年出生的缘故，他十几岁就开始耍猴了。猴子是从哪里来的，已无人知晓。在当时的新野县，男人们一般都游走江湖，卖艺谋生，一来是为了逃避“抓壮丁”，二来是为了赚钱回家娶媳妇、盖房子、养家糊口。
民国时，张西怀曾到过香港和台湾，也到过越南、缅甸、新加坡等国家耍猴，把赚到的在香港兑换成中央票子，再带回家使用。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西怀从香港回来，入境时被以“”的罪名。在广东即将被时，张西怀在牢房里用豫剧唱腔唱猴戏里的一段唱词，被一位河南籍上校军官听到，他把张西怀从枪口救下，安排他回到新野老家。从那时起，直到1953年，张西怀都没有再外出耍猴。
1953年开始，因为吃不饱肚子，村里人开始跟着张西怀学猴戏，并利用农闲时外出耍猴。张西怀70岁时还会外出耍猴，并且能给家里带来不错的收入，老人在村里已经成为一个传奇人物。
张西怀老人于1986年去世。张云尧还记得，小时候家里的墙上糊满了国民党的“中央钞票”。国民党垮台前，兵荒马乱，耍猴人把赚的钱都埋在地下。那时候信息闭塞，等村里的人知道全国解放时，那些钞票都已成了废纸。张云尧的奶奶把这些钱从地里翻出来，糊到墙上作装饰，还用这些钞票做了个纸盆。直到现在，村里许多耍猴人家里还有国民党时期的“中央钞票”。
1988年，张云尧也开始和村里的耍猴人一起外出谋生，后来也成了一个老江湖。张云尧告诉我：

按照江湖规矩，三往外走，耍猴人出门前要在家里上香、拜财神，出门后是不能再回来的，即使走不了也要露宿在外面。以前，由于耍猴是一个“下等行业”，艺人都是天不亮就出门，出门时不能说不吉利的话，而且出门时不能碰见女人—如果碰见女人，那今天就不能走了，改天再走。如今有些规矩还保留着，有些已经变了。

2002年10月，我次进村时，张云尧已经不出去耍猴了，他办了一个猕猴养殖场。他对猴子的习性很熟，驯化猴子很有一套。养殖场里饲养的猴子供给动物园，也供科学实验，收入比走江湖卖艺高得多。
耍猴人多年行走江湖，是一个戒备心很强的群体。我们在张云尧家住了一个星期，便于沟通，也能加深感情，更深入他们的生活。在家里，张云尧的老婆笑着跟我说：

1991年，有人给我介绍张云尧。一看，是个耍猴的，家里又很穷，一开始是看不上眼的。后来我到广东打工，没想到他在广东耍猴，他找到我打工的地方，天天在我们工厂门口耍猴。我的好多老乡都说：“你看你对象又在咱厂门口耍猴呢。”我让他走，他就是不走。没办法，我只好回来跟他成亲了。



耍猴人杨林贵



张云尧把杨林贵带到我们面前。他管杨林贵叫二哥。杨林贵瘦小精干，听说我要跟他去扒火车，拍他耍猴，他根本不信，头摇得像拨浪鼓，说：“不行，不行，这个罪你可受不了，这个苦不是人受的。你穿得这么体面，怎么可能去跟我们干这个？”那时我也没想到，我不仅会跟拍这个耍猴人，而且一拍就是10年。
当时46岁的杨林贵已有17年走江湖耍猴的经历。17年前，100元可以买只猴；2003年，一只会表演的猴子要卖2000多元。杨林贵清楚地记得，次跟着别人外出耍猴时，他不小心让一只猴子挣脱缰绳跑了。这只猴子就是他的饭碗。追猴子的时候，他又不小心把靴子跑掉了，他一个人在雪地里，光着脚上树去抓猴子，在树上、地上穷追猛赶，才终于把猴子给抓回来。这些年他先后去过黑龙江、西藏、内蒙古、海南，还到过越南、缅甸、俄罗斯等国家，也是个老江湖了。
杨林贵说，10年前他们一行三人扒火车去安徽，半路上被一个铁路警察发现了，那个警察问：“你们是想继续走，还是想被赶下车？”杨林贵一听就明白了，三人在身上找了半天，拿出仅有的10元钱递给那个警察。警察看他们实在是拿不出更多的钱了，就说：“算了吧，罚你们10元钱实在不值，你们还是自己留着吧。”
在郑州北站，有一个保安盯上了这些耍猴人，每次他们从这里扒车都会被抓住，每次身上的钱都会被搜刮干净，保安还调侃地说：“欢迎再来！”所以，每次在郑州北站扒火车前，他们身上都只留一些买馒头的钱，买好馒头再去扒火车。保安抓到他们，搜不出一分钱，就罚他们干活—打扫办公室，除院子里的杂草。干上一天的活，等天黑才会放他们走。
1996年，杨林贵的哥哥想去当兵，村里有人举报，说他父亲去香港耍过猴。结果政审没有通过，哥哥没当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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