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作者过去数年对中国的文明复兴研究的论文和演讲稿。着重从中国道德体系建设、意识形态崛起，话语权建设以及知识体系建设的角度探讨中国的文明复兴。分析了道德解体现状、原因和道德重建；中国当前意识形态状况和重塑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 要性；并从国际话语权和中国知识体系建设两大重要方面探讨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在文章结尾部分还附录了儒学与现代guo家建设的主题访谈，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华文明复兴的意义。

郑永年（1962—），浙江省余姚人。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其主要兴趣和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国际和东亚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guo家制度和社会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中国政治与中央地方关系。

中国文明从古代到近代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阶段是形成阶段，从约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2世纪。在这个古典阶段，中国发展出了其基本观念和制度，后来成为其他东亚guo家和地区古典遗产的 部分。 二阶段是佛教时期（公元3世纪至10世纪），其间在东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力量是大乘佛教，而各种本土的传统则存活在社会层面。 三阶段为新儒学时期，从公元11世纪至19世纪，其中新儒学在新的社会与文化中占有领导地位，而佛教则在当时的群体基层中力求生存。 四阶段为近代以来，在这 时期，扩张中的西方文明冲击着东亚guo家，到今天这种冲击还没有中止。

从“对话”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很有意思。在 个阶段，对话主要是在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之间进行。应当强调的是，这些都是中国本土所产生的思想。在 二个阶段，对话主要发生在佛教、儒家和其他东亚guo家的本土传统之间。在这个阶段，佛教成为主体，但本土思想并没有消失。佛教和本土的各种思想处于互相调适时期。在 三个阶段，对话主要发生在新儒家和佛家之间。在这个阶段，本土文明尤其是儒学再次成为主体，这是新儒学的功劳。新儒学成功地把佛教中国化，使之成为中国文明的 部分。在 四个阶段，对话主要是在新儒家与西方文明之间。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冲击东方，东亚guo家对西方文明做出了不同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