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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在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中，国人知识结构的质变，第一代科学家群体的登台，与世界接轨的科学体制的建立，现代科学技术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乃至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科技成就的取得，都发生在20世纪。自1895年严复喊出“西学格致救亡”，至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定“科教兴国”的国策，百年中国，这“科学”是与“国运”紧密关联着的。百年中国的科学，也就有太多太多的行进轨迹需要梳理，有太多太多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
　　关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可能是格于专业背景方面的条件，治通史的学者较少关注科学事业的发展，专习20世纪科学史者起步较晚，尚未形成气候。无论精治通史的大家学者，或是研习专史的散兵游勇，都共同面临着一个难题——史料的缺乏。
　　史料，是治史的基础。根据20世纪中国科学史研究的特点，搜求新史料的工作主要涉及文字记载、亲历记忆、图像资料和实物遗存这四个方面。
　　20世纪对于我们，望其首已遥不可及，抚其尾则相去未远。亲身经历过这个世纪科学事业发展且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和领导干部，大都已是高龄。以80岁左右的老人为例，他们在少年时代亲历抗日战争，大学毕业于共和国诞生之初，而国家科学事业发展的黄金十年时期（1956-1966）则正是他们施展才华、奉献青春、燃烧激情的岁月。这些留存在记忆中的历史，对报刊、档案等文字记载类史料而言，不仅可以大大填补其缺失，增加其佐证，纠正其讹误，而且还可以展示为当年文字所不能记述或难以记述的时代忌讳、人际关系和个人的心路历程。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失败挫折和灵感顿悟，学术交流中的辩争和启迪，社会环境中非科学因素的激励和干扰等等，许多为论文报告所难以言道者，当事人的记忆却有助于我们还原历史的全景。
　　湖南教育出版社欲以承担挖掘和抢救亲历记忆类史料为己任，于2006年启动了《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的工作计划，在学界前辈和同道的支持下，成立了丛书编委会，于科学史界和科学记者群中招兵买马，认真探索采访整理工作规范和成书体例。通过多方精诚合作，在近两年中已出版图书20种，得到了学术界和读者的认可。

作者简介

　　薛攀皋（1927-），福建福清人，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1951年毕业于福州大学生物系，同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院部，从事生物学科研组织管理工作，历任见习科员、科员、生物学部办公室副主任、生物学部副主任等职，1956-1966年间先后兼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科委的生物学组秘书。曾获1988年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奖励。
　　
　　熊卫民（1974-），湖南南县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主要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史研究。著有《合成一个蛋白质》《邹承鲁传》《从合成蛋白质到合成核酸》《金霉素·牛棚·生物固氮——沈善炯传》等。

目录

引言

第1章 父亲
多灾多难的小农家
勤工俭学改变命运
执教融美四十余年
清贫但温馨的家庭
退休后参政议政
过世后被抛出作为“靶子”

第2章 青少年时代
生活于战乱之中
初中一度失学
英华中学
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和公立福州大学
福建省应届大学毕业生集训班

第3章 在中科院建院之初
分工和定级
职业教育与岗位优势
日常工作和对外联络
四件特殊工作
曹日昌和科学院的人才引进工作
高教部与中科院抢人才
生物口的学习苏联运动
科学院与全国科联、全国科普、中宣部科学处
从行政领导到学术领导
学部委员的遴选

第4章 生物口早期的科研工作
自然资源考察
昆虫所的几项研究
抗生素的研制
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的几项研究
基本图志
1956年度科学院科学奖金
不宜低看张稼夫和丁瓒

第5章 科学“大跃进”
“党必须绝对领导科学”
科学院机构、人员大膨胀
誓师、打擂台和献礼
消灭麻雀
十三陵水库建设
……

第6章 调整政策和恢复秩序
第7章 蹉跎岁月
第8章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科学院学部
第9章 专题访谈

附录
后记

精彩书摘

　　《科研管理四十年：薛攀皋访谈录/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
　　初中一度失学
　　薛：1941年4月19日，我读初中二年级下学期时，福州、福清第一次沦陷。卫理公会教育部决定，将当时卫理公会在福州、福清、平潭以及还没被日军占领的古田、闽清等县办的10所初中迁到顺昌县元坑镇去，成立卫理联合初级中学。这个地方距福清很远，位于闽西，都靠近江西了。我们学校师生分几批走，先步行近千里到南平市，再从南平坐小船过去。这次依旧是父亲留龙田守护学校。
　　到了最后一批师生要转移时，我父亲都还没有透露我要不要跟着走。我父亲为人严肃，平常极少与子女交流，只是到我们去外地读书的前一天晚上，才会跟我们谈话。所以我一直等啊等，最后一批出发前的那个晚上，我终于按捺不住去二楼他的工作室兼卧室找父亲。我问他：“明天大家都走，我是不是跟着走？”他站起来，走到窗前，脸朝外，就说了两个字：“钱呢？”然后眼泪大滴大滴往下掉。我也跟着哭了。我一点都不怨恨他。作为老师，竟然不能让自己的孩子继续上学，这是怎样一种痛苦啊。从这时起，我开始体会到父母的艰难，变得懂事些了。我没能跟着最后一批师生走。直到第二年秋私立卫理联合初级中学解散，融美初中迁回龙田办学后，我才复学，重读初中二年级。
　　学校迁走了，父亲一个人留守护校。为了母亲、我与两个妹妹的安全，他坚决不许我们与他一起护校。他把我们四人安排到积库村避难。临别时，父亲叮嘱，万一日本兵来，你们就一直往西跑，西边都是山。6月中旬的一天，天不亮我们就听见打追击炮的声音——日军来扫荡了。我们就赶紧沿着父亲以前指的路一直向西走。结果刚走到山脚下，就听到机关枪从山上往下扫射。原来日军兵分三路，这边也有一路，且已占领村西的山头！我们没办法，就拼命往村南方向跑，逃到江镜村教堂暂住。教堂里有我们熟悉的人，供我们吃住。几天后日军撤走了。我们回积库村住地，发现我的卧室被日军迫击炮击中，庆幸的是那枚炮弹没爆炸。当天，我们就告别房东，迁到下和洋村，在那一直住到9月3日福州、福清光复。
　　大概是经历了失学和逃亡的磨难，我从非常无知走向成熟，开始懂得要爱自己的父亲母亲，体谅他们。我以前在家基本不劳动。逃亡中，每逢柴火不够用，我就去松林用耙子耙松针杂草；我还学会了像农民一样挑一大担井水或粪便。回到学校家中后，我保证水缸里的水总是满的。后来可能是父亲写信到上海，把这些事情告诉了我大姐，她好不容易给家里寄封信时，给我写了一句话：“听说你有进步，很高兴。”这可能确实是我学习生活的一个新起点。
　　熊：融美学校的教学质量如何？
　　薛：我们的初中和附小的教学质量都是可以保证的。融美的师资不错，教师既有大学毕业的，也有高中毕业的，多数是校友。出于对母校的爱，他们并不计较工资高低，工作普遍很认真，一方面认真教学，严格管理，另一方面又在生活上爱护学生。学生多数是农村的，少数周围小镇的，普遍出身贫苦，因此只要有读书机会，学习就非常努力。这些因素形成了学校浓郁的学风。每次会考，这所学校的成绩都在县里其他几所中学之上。有个叫程序的校友后来参加革命，解放后做过福建省委书记。当时他家离县城很近，却非要到龙田来读书。他在我父亲的纪念文集里写了一篇文章，说融美学校有两个传统，一个是革命传统，一个是学习传统，应继续发扬这两个光荣传统。①他把这两个传统归功于我父亲办学严格。但其实是父亲的前辈奠定了这个学校的基础，在我父亲之前的培元书院老院长方鲍参，还有一个叫黄治基的监学，都很不简单。他们倾向于同情辛亥革命，严格办学。我父亲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接他们的班，来承担自己的责任的。
　　除省委书记外，这所小小的学校还出过不少革命战士、著名学者，其中包括三位科学院院士，分别为研究大气物理的高由禧②、研究地球物理的曾融生③、研究计算机的张钹④。
　　熊：教会干涉学校的教学吗？
　　薛：一般不干涉。课程设置与教会没有多少关系。早期宗教课是必修的，我父亲在位任校长时改成选修，后来它连选修课的资格也没了。学校设有董事会，由教会的人和一些校友组成。他们决定学校的重大事项和重要的人事任命，但不太干涉教学活动。
　　……

前言/序言

　　以挖掘和抢救史料为急务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经过宗教改革、世界地理大发现、科学革命和产业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市场和近代文明。在此过程中，科学技术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最强大的动力，其影响至20世纪最为显著。
　　在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中，国人知识结构的质变，第一代科学家群体的登台，与世界接轨的科学体制的建立，现代科学技术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乃至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科技成就的取得，都发生在20世纪。自1895年严复喊出“西学格致救亡”，至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定“科教兴国”的国策，百年中国，这“科学”是与“国运”紧密关联着的。百年中国的科学，也就有太多太多的行进轨迹需要梳理，有太多太多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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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料，是治史的基础。根据20世纪中国科学史研究的特点，搜求新史料的工作主要涉及文字记载、亲历记忆、图像资料和实物遗存这四个方面。
　　20世纪对于我们，望其首已遥不可及，抚其尾则相去未远。亲身经历过这个世纪科学事业发展且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和领导干部，大都已是高龄。以80岁左右的老人为例，他们在少年时代亲历抗日战争，大学毕业于共和国诞生之初，而国家科学事业发展的黄金十年时期（1956-1966）则正是他们施展才华、奉献青春、燃烧激情的岁月。这些留存在记忆中的历史，对报刊、档案等文字记载类史料而言，不仅可以大大填补其缺失，增加其佐证，纠正其讹误，而且还可以展示为当年文字所不能记述或难以记述的时代忌讳、人际关系和个人的心路历程。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失败挫折和灵感顿悟，学术交流中的辩争和启迪，社会环境中非科学因素的激励和干扰等等，许多为论文报告所难以言道者，当事人的记忆却有助于我们还原历史的全景。
　　湖南教育出版社欲以承担挖掘和抢救亲历记忆类史料为己任，于2006年启动了《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的工作计划，在学界前辈和同道的支持下，成立了丛书编委会，于科学史界和科学记者群中招兵买马，认真探索采访整理工作规范和成书体例。通过多方精诚合作，在近两年中已出版图书20种，得到了学术界和读者的认可。
　　近年兴起的口述史（OralHistory）热潮，强调采访者的责任，强调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互动，强调留下“有声音的历史”。不过，口述史内容的“核心”是“被提取和保存的记忆”（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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