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點國史：關山飛渡——1962年的中國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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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劍波著

圖書標籤:

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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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四川人民齣版社

ISBN：9787220104855

版次：1

商品編碼：12344777

包裝：平裝

叢書名：讀點國史·輝煌年代國史叢書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8-06-01

用紙：輕型紙

頁數：288

字數：187000

正文語種：中文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對國史，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重大轉摺點感興趣的廣大讀者

曆史是很好的教科書;

12節點，濃縮新中國國史精萃;

1962年之裏程碑意義——總結“大躍進”經驗教訓，國際共運分歧加劇;

一日輕鬆讀國史：感名傢學術精粹，品樸實暢達文字

內容簡介

曆史是很好的教科書。本叢書分彆選取在共和國曆史上産生過重大轉摺或引起過社會加速發展的12個年份為切入點，以生動的文筆和翔實的資料記述這些年份發生的重要曆史事件。本書敘述瞭1962年前後新中國的曆史，比如八屆十中全會召開，總結“大躍進”經驗教訓，中印衝突，國際共運分歧加劇等。本書采用紀事本末體，將研究性成果以講故事的形式訴諸文字，可讀性強。

“讀點國史：輝煌年代國史叢書”選擇在共和國曆史上産生過重大轉摺或引起過社會加速發展，具有裏程碑意義的12個年份為切入點，一年一本，以生動的文筆和翔實的資料記述瞭這一年份發生的重大曆史事件，描述其經濟政治發展狀況和社會風貌，論述其在新中國65年發展曆程中的重要地位。

叢書共12捲，分彆為：

《新元初始——1950年的中國》

《大業宏圖——1954年的中國》

《意氣風發——1956年的中國》

《關山飛渡——1962年的中國》

《激蕩歲月——1976年的中國》

《偉大轉摺——1978年的中國》

《春潮湧動——1984年的中國》

《迎風破浪——1992年的中國》

《繼往開來——1997年的中國》

《眾誌成城——2003年的中國》

《奧運騰飛——2008年的中國》

《築夢輝煌——2013年的中國》

作者簡介

許劍波，先後就讀於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共中央黨校。1998 年獲法學博士學位，後赴法國國際行政學院、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進修學習。
專業為中共黨史、當代國際關係。現為深圳市委黨校教師。

精彩書摘

第一章嚴峻的形勢

1962年初，中國國內形勢十分嚴峻。五年前的1957年，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全國人民意氣風發，努力工作，提前完成瞭第一個五年計劃，新中國齣現瞭政通人和、百業興旺的局麵，新中國所取得的建設成績確實值得年輕的共和國驕傲。可是，1957年“反右派鬥爭”錯誤地擴大化，把近55萬名知識分子打成右派。1958年“大躍進”運動，造成瞭國民經濟的嚴重睏難。1959年，廬山會議把敢於直言的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部長彭德懷等人打成“反黨集團”，進而又發動瞭“反右傾運動”，使黨內民主生活遭到損害，打斷瞭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中共中央從1960年提齣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經過一個醞釀、完善的過程，逐步形成“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1961年黨的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批準瞭這個“八字方針”。從此，我國國民經濟進入調整時期。1961年又提齣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到這年底，國民經濟特彆是農村形勢已顯露齣好轉的苗頭。但是，發展不平衡，城市形勢依然十分嚴峻，工業生産繼續大幅度滑坡。而各級領導對調整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的認識仍不統一，極大地影響瞭調整工作的深入開展。

一、“三年睏難時期”到底有多睏難

◎“大躍進”大煉鋼鐵，超英趕美，浮誇成風

◎廬山會議“揪齣”瞭個“彭黃張周反黨集團”

◎“左”的錯誤占據瞭主導地位

◎“反右傾運動”中，“左”傾觀點被吹捧為“創造性的馬剋思主義”

1958~1960年持續三年的“大躍進”，是我國對生産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在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的推動下，為瞭迅速改變我國一窮二白的麵貌而掀起的一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這場以超英趕美為目標，以大煉鋼鐵為標誌的全國範圍的群眾運動，是新中國試圖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打開新局麵的一次探索。實踐證明，這次探索是不成功的，它離開瞭黨的八大通過的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二五”計劃的正確建議，違背瞭經濟建設的客觀規律，打亂瞭國民經濟的秩序，不僅沒有實現經濟發展的高速度，反而造成瞭巨大的損失，緻使國民經濟在1959~1961年發生瞭嚴重的睏難。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聽說1958年全國土法煉鐵，地方已補貼20餘億元，國傢還要補貼20餘億元，彭德懷十分心疼。他說：“這個數字好大，比一年的國防費開支還要多。用這筆款去買消費物資，把它堆起來，恐怕會有廬山這樣高。”

彭德懷此話不假。中國國民經濟陷入瞭嚴重的睏境。積纍與消費比例失調。1958~1960年的積纍率分彆達到33.9%、43.9%、39.6%，大大超過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已經較高的24.2%平均積纍率。由於積纍率過高，已經攤開的基本建設規模太大，沒有後續力量，工農業比例失調。由於抽調瞭大批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辦工業、大修水利，使農村勞動力十分缺乏；同時，過快地發展工業，擠瞭對農業的應有投入。在工業內部，輕重工業比例失調，重工業內部各部門比例失調。鋼鐵生産擠占瞭大量能源、原材料和交通運輸，采掘工業落後於冶金、加工業，工業與交通運輸比例失調，運輸能力的增長遠遠落後於運輸量的增長，使其他部門無法正常生産。工業和企業管理混亂，産品質量下降，勞動生産率下降，浪費驚人，損失嚴重。財政收支失衡，市場上社會購買力與商品的可供量比例失調。三年裏，財政虛收實支，虛盈實虧。人們最基本的生活用品——糧食、棉布的人均消費量，降到瞭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低水平，人民生活發生瞭嚴重的睏難。死亡率顯著增高，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

在“大躍進”中，個人意誌代替瞭客觀經濟規律，齣現瞭五花八門的所謂“經濟理論”。一種是“以鋼為綱，帶動一切”。就是說，為瞭鋼鐵元帥升帳，各部門、各地方都要把鋼鐵的生産和建設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這實際上是全力保鋼，犧牲其他。結果是鋼沒有保成，其他又受到嚴重損害，破壞瞭國民經濟按比例發展的經濟規律。一種是“積極平衡”論。即以“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為由，把國民經濟應在綜閤平衡中前進的觀點說成是“消極平衡”，人為地打破平衡，把主張留有缺口的計劃說成是“積極平衡”。

中央高度集權的體製，有一種“放大效應”。這就是計劃工作中“三本賬”問題。在追求高速度的過熱空氣中，為瞭便於各級計劃層層加碼，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明確規定：要實行“生産計劃三本賬。中央兩本賬，一本是必成的計劃，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計劃，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兩本賬。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評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賬為標準”。《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研究室，1992年，第48頁。實行“生産計劃三本賬”製度使本來就過高的指標又提高瞭兩個颱階。這種不可能實現的計劃，隻能刺激經濟過度緊張，助長人們說假話、說大話的壞風氣的蔓延。

“大躍進”造成的睏難，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也早有察覺。從1958年末開始，中共中央連續召開瞭一係列會議，試圖在一定程度上糾正“左”的錯誤。1959年6月，中共中央決定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繼續糾正已覺察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左”的錯誤。毛澤東想在某種程度上糾正一些“左”的錯誤，但並不願全盤否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當“大躍進”的熱潮剛剛騰起時，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部長的彭德懷曾經有過疑問，而這些問題在廬山會議初期，到會同誌並沒有推心置腹地談齣來。會議期間，彭德懷與時任湖南省委書記的周小舟曾傾心交流過各自瞭解的情況。彭德懷說想找主席談，又怕談不好，所以想寫信。周小舟積極贊成他的想法。彭德懷還同住得很近又意見一緻的張聞天多次交談。

7月14日，彭德懷給毛澤東寫瞭一封3600餘字的信，這就是“彭德懷上書”。

彭德懷在信中講瞭兩個大問題：

“甲、1958年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彭德懷肯定1958年工農業總産值、農副業和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是世界各國從未有過的”，“突破瞭社會主義建設速度的成規”，“通過大躍進，基本上證實瞭多快好省的總路綫是正確的”。他也指齣，1958年的基本建設，有些項目過急、過多瞭一些，分散瞭一部分資金，這是一個缺點。關於公社化，彭德懷肯定“具有偉大意義”，但也指齣，“在所有製問題上，曾有一段混亂，具體工作中齣現瞭一些缺點錯誤”。他還指齣，全民煉鋼鐵多辦瞭一些小土高爐，浪費瞭一些資源（物力、財力）和人力；雖然付瞭學費，但也“有失有得”。

“乙、如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這一部分是彭信的重點。他說，1958年的缺點錯誤有一些是難以避免的，如對社會主義建設不熟悉，沒有完整的經驗。但在我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麵，也暴露齣不少值得注意的問題。彭德懷總結瞭兩點：（一）浮誇風普遍地滋長起來。他說，産生一係列問題的起因，是犯瞭不夠實事求是的毛病。浮誇風氣，吹遍各地區、各部門，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跡也見之於報刊，確使黨的威信濛受重大損失。當時從各方麵的報告材料看，共産主義大有很快到來之勢，使不少同誌腦子發起熱來。（二）小資産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彭德懷指齣，一些“左”的傾嚮有瞭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一步跨進共産主義，搶先思想一度占瞭上風；把黨長期以來形成的群眾路綫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瞭。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戰略性的布局和具體措施、長遠性的方針和當前步驟、全體與局部、大集體與小集體等關係混淆起來。彭德懷還指齣，過早否定等價交換法則，過早提齣吃飯不要錢，有些經濟法則和科學規律被否定，都是一種“左”的傾嚮。彭德懷認為，由於比例失調引起各方麵的緊張，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是具有政治性的。

應該指齣，彭德懷的信並沒有否定總路綫、“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或許是他的認識還沒有深入到從根本上否定“三麵紅旗”的程度，或許是因為他還不敢這麼說。即便是這樣，他似乎仍擔心有“言過其實”之處，在信裏說自己“類似張飛，確有其粗，而無其細”；還嚮毛澤東說明，信是特寫給他做參考的。

彭德懷萬萬想不到，他的信闖下瞭大禍，拉開瞭一場悲劇的大幕。

7月16日，彭德懷的信被毛澤東冠以《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書》的標題，印發給與會者。7月23日，毛澤東嚮全體與會者發錶講話。毛澤東說：現在黨內外都在颳風。所有右派言論都齣來瞭。不論什麼話都讓講，無非是講得一塌糊塗。越講得一塌糊塗越好，越要聽。為什麼要讓人傢講呢？其原因在神州不會陸沉，天不會塌下來。無非是一個時期豬肉少瞭，頭發卡子少瞭，沒有肥皂，比例有所失調，工業農業商業交通都緊張，搞得人心也緊張。我看沒有什麼可緊張的。說我們脫離群眾，我看是暫時的，就是兩三個月。群眾還是擁護我們的。小資産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不那麼多。

毛澤東愈說愈尖銳：“據我觀察，有一部分同誌是動搖的。他們也說大躍進、總路綫、人民公社都是正確的，但要看講話的思想方嚮站在哪一邊，嚮哪一方麵講。”毛澤東說，“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麵，這都是仔細斟酌瞭的。如果要戴高帽子，這迴是資産階級動搖性，或降一等，是小資産階級動搖性，是右的性質，受資産階級影響，屈服於帝國主義壓力之下。他還說，這些人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隻差30公裏瞭。現在他們這種論調，右派歡迎。這種同誌采取邊緣政策，相當危險。

毛澤東通篇講話並沒有點彭德懷的名，卻再明白不過地嚴厲批評瞭彭德懷。他甚至在講話中錶明自己與彭德懷勢不兩立的態度，他說：“你獨裁，不如我獨裁”；“人民解放軍跟你走，我就上山打遊擊”。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對彭德懷上書的公開錶態。

8月2日，中共中央召開八屆八中全會，對彭、黃、張、周開展瞭暴風驟雨般的批判。8月16日，全會閉幕。會議通過《關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全會決定，把彭德懷、黃剋誠、張聞天、周小舟調離國防、外交、省委第一書記等現職崗位，保留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以觀後效。廬山會議以糾“左”始，以反右終；以正確開始，以錯誤結束。它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們黨在經濟工作中和黨內政治生活中齣現的一次帶有全局性的重大失誤，也可以說是中央在重大決策問題上一次明顯的失誤。它中斷瞭在經濟工作中糾“左”的進程，逆轉瞭本來有所好轉的經濟形勢。過火的、非理性的、是非顛倒的政治批判，迅速由山上波及到山下，並發展成為全黨規模的“反右傾”鬥爭，從而使原來的“左”傾錯誤，即主要是經濟工作指導方針上的失誤，非但未能得到徹底糾正，反而發展成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組織上的一係列重大錯誤，造成瞭極其嚴重的後果。

廬山會議發展瞭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左”傾理論，特彆是提齣和強化瞭階級鬥爭轉嚮黨內的錯誤觀點，給後來國傢的政治生活乃至各項事業的發展帶來瞭無窮的後患。廬山會議不僅開瞭把黨內不同意見的爭論與階級鬥爭等同起來的惡劣先例，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而且還肯定這類階級鬥爭將會延續10年、20年甚至半個世紀。因此，會議特彆強調“共産黨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全黨現在必須作戰，從思想、政治、經濟三個方麵打敗反黨反馬剋思主義的思潮。為此，廬山會議錯誤地提齣瞭同所謂黨內“資産階級民主派”、“黨的同路人”作堅決鬥爭的口號。這一係列錯誤的影響極為嚴重和深遠，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中提齣的“民主派等於走資派”“黨內有一個資産階級”“揪黨內一小撮”等謬論，都與它一脈相承。

廬山會議的另一重大影響，是破壞瞭黨內民主，助長瞭個人專斷、個人崇拜現象的發展。從延安整風直到解放初期，中共黨內的政治生活是比較生動活潑的，有著民主、團結的優良傳統。廬山會議在這方麵卻是個大倒退。它用政治批判、政治運動和個人決斷的方法壓製不同意見，造成黨內關係緊張、民主空氣薄弱。從中央到地方直到基層，有大批體察民情、注重實際、堅持實事求是的同誌，因為對“左”的做法持有異議或保留意見，並按組織原則嚮黨的領導人反映情況和提齣批評而被列為批判重點或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分子”，受到政治上的打擊和組織上的處分。在黨內生活中敢講真話、敢於直諫者日益減少，許多地方言路堵塞、“鴉雀無聲”。與此同時，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個人崇拜進一步升級，加快瞭“一言堂”和傢長製等不民主作風的泛濫。這種情況後來給中央在決策上和實際工作中造成瞭許多更為嚴重的失誤。

八屆八中全會以後，全黨、全軍、全國開展瞭曆時半年左右的“反右傾運動”。隨後，“反右傾運動”在黨政係統進一步展開，到1961年，許多乾部和群眾受到批判、處分和其他處理。據1962年進行甄彆平反時的統計，幾年中被作為重點批判對象或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黨員乾部，就有365萬人。按全國人口平均，每200人中就有1人；如果考慮到農村人口占絕大部分，按城市人口平均，則每50人中就有1人。

1959年的“反右傾”鬥爭，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組織上都造成瞭嚴重的後果。“反右傾”鬥爭傷害瞭黨內一大批比較實事求是、敢於講真話的同誌。這次鬥爭的鋒芒，主要指嚮所謂攻擊“三麵紅旗”的各級領導乾部，相當一部分體察民情、注重實際的同誌，被列為批判的重點或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受到瞭政治上的打擊和組織上的處分。

經過“反右傾”鬥爭，造成瞭長期的、普遍的思想混亂。本來，在“大躍進”中形成的“左”傾政策和“左”的思想，在糾正“五風”錯誤的過程中，已開始受到瞭人們的懷疑和批評，但隨著“反右傾”鬥爭的開展，又恢復、滋長、蔓延起來，甚至把許多“左”傾觀點當作“創造性的馬剋思主義”而大肆宣揚。在大批判、大辯論中，許多錯誤觀點經過引經據典、係統提高，塗上瞭一層“理論”色彩，使其影響、流毒越來越廣。例如，階級鬥爭轉嚮黨內；以對“三麵紅旗”的態度作為判斷是非、劃分敵我的絕對標準。“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主要危險是右傾，指導思想上必須不斷反右，不能反“左”。提倡“正確的個人崇拜”；迷信群眾運動。否定綜閤平衡，否定經濟核算，否定物質利益原則，不顧客觀經濟規律，不顧國情、國力，憑主觀意願蠻乾。

這些“左”的論點和做法，在“反右傾”鬥爭中被當作是對馬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貢獻”，反復地加以宣揚，長期得不到澄清。“反右傾”繼1958年“大躍進”之後，使我國整個經濟生活重新陷入更加嚴重的睏境。在“反右傾、鼓乾勁”的口號下，各地糾正實際工作中錯誤的進程完全中斷，經濟工作中“左”傾冒險主義更加發展起來，造成瞭國民經濟更加嚴重的失調。

二、中蘇關係惡化

◎“斯大林問題”

◎赫魯曉夫“耿耿於懷”

◎1960年劉少奇訪問蘇聯，仍然受到隆重接待

◎蘇共二十二大上，周恩來反對“把兄弟黨、兄弟國傢之間的爭執公開暴露在敵人麵前”

1962年初，中國的國際環境同樣十分嚴峻。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形成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對峙的局麵，一方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傢；一方是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到20世紀60年代初，社會主義陣營蓬勃發展，蒸蒸日上，顯示瞭無比的生機和活力，展示瞭美好的前景。中國是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重要成員。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産黨確立瞭“一邊倒”的外交戰略，背靠社會主義陣營，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進行瞭堅決的軍事和外交鬥爭。在中美關係處於嚴重對抗的形勢下，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中蘇關係齣現瞭惡化的潛流。到1961年底，中蘇關係幾經波摺，惡化的趨勢已經不可避免。中國和蘇聯這兩個社會主義大國，由最親密的同誌和盟友，終於演變成互相矛盾、勢不兩立的對頭。中蘇兩黨關係緊張，兩國關係也不斷惡化。這一變化深深地影響瞭中國國內政策乃至相當長時期的發展方嚮。中蘇何以反目成仇？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蘇關係在兩國建交初期，特彆是在毛澤東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訪問蘇聯時，就已經齣現早期的爭執，但中蘇關係的明顯變化是從1956年否定斯大林開始的。毛澤東認為：批評斯大林有兩重性，好處是破除瞭迷信，解放瞭人的思想，但方法不對，沒有分析，一棍子打死。斯大林的功過還是應當“三七開”，這也是當時中共中央的集體見解。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在斯大林問題上，既有基本一貫的立場，前後又是有所變化的。這錶現在1956年4月的《關於無産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後簡稱為《一論》）和年底《再論無産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後簡稱《再論》）兩篇文章中，《一論》批判瞭斯大林個人崇拜的錯誤，分析瞭産生的個人原因和社會曆史條件，肯定“蘇聯共産黨二十次代錶大會開展的反對個人崇拜的鬥爭，正是蘇聯共産黨人和蘇聯人民在前進道路上掃清思想障礙物的一個偉大的、勇敢的鬥爭”。《再論》則不再談個人崇拜問題，隻講斯大林個人專斷，並強調：“由於最近時期東歐形勢以及其他有關情況的發展，正確地認識和正確地對待斯大林錯誤的問題，已經成為影響許多國傢共産黨內部發展和各國共産黨相互團結的重大問題，已經成為影響全世界共産主義隊伍反對帝國主義的共同鬥爭的重大問題。”這一變化，正如康生於1957年3月在內部講話中特意指齣的：“《一論》和《再論》是基本相同的，但有一點不同，《一論》中有反對個人崇拜問題，《再論》中再也沒有這個名詞瞭。”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態度，對赫魯曉夫産生瞭明顯的牽製作用。

在內外壓力下，赫魯曉夫不得不在一些事情上主動與中國共産黨商量。在處理波匈事件過程中，赫魯曉夫和蘇共中央不得不在許多關鍵問題上徵求中國共産黨的意見，中國共産黨的政策主張也確實在波匈事件發展進程中起瞭關鍵的作用。1957年1月中國黨政代錶團訪問蘇聯時，周恩來曾當麵批評瞭蘇聯黨的大國沙文主義做法。赫魯曉夫對此非常惱火，後來長時間對這次會談耿耿於懷。

蘇共二十大後，經過波匈事件的風浪和赫魯曉夫解決蘇共黨內的矛盾等，中共與蘇共領導人之間雖然也有某些不同意見和分歧，但總的來說，還是互相支持幫助的，特彆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赫魯曉夫和蘇共中央有睏難的時刻，給予瞭蘇方比較有力的支持。因此，兩黨、兩國和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有瞭新的增進，中國共産黨的影響增強瞭，地位提高瞭。

1957年11月，各國共産黨和工人黨齊集莫斯科，慶祝十月革命勝利40周年，並商討有關國際共運的重大問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産黨代錶團受到與會各國黨的尊重，毛澤東意氣風發，中國共産黨一時眾望所歸，引起瞭蘇共和赫魯曉夫的猜忌。

1958年4月，蘇聯國防部部長馬利諾夫斯基緻函中國國防部長彭德懷，提齣在中國建立用於潛艇艦隊海上通信聯絡的長波電颱。因此舉涉及中國主權問題，中共中央堅決不同意。7月，蘇駐華大使尤金在答復中國關於希望蘇聯提供原子能潛艇的問題時，又提齣瞭要組建中蘇共同艦隊的意見。毛澤東當場拒絕瞭這一無理要求。這是中蘇關係轉摺的開始。後來毛澤東迴顧曆史時說：事實上同蘇聯鬧翻是1958年，他們要在軍事上控製中國，我們不乾。

中國雖然在國際共運陣營內部力量階段性有所上升，但放眼世界，畢竟與美蘇不在一個實力颱階上。隨著蘇聯經濟、軍事實力的迅速膨脹，赫魯曉夫調整瞭對美戰略，在與美國鬥爭的過程中，也謀求與美國達成某種共同主宰世界的諒解。但是赫魯曉夫感到，中共是他謀求與美國閤作主宰世界的掣肘因素。

赫魯曉夫主動齣擊瞭。1959年6月20日，蘇共中央緻函中共中央，單方麵撕毀瞭1957年10月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接著，在中印邊界衝突問題上，蘇聯為瞭自身南亞戰略的需要，不顧事實真相與是非，由塔斯社於9月9日發錶關於中印邊境事件的聲明，對中印衝突“錶示遺憾”，從而把中蘇分歧公之於世。1959年9月赫魯曉夫赴美，同艾森豪威爾先在華盛頓後在戴維營會談。隨後他又帶著美蘇交易的需要和讓中國共産黨服從其戰略的要求，於9月30日來到北京，齣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10周年招待會，並同中國領導人會談。在9月30日的國慶宴會上，赫魯曉夫即席講話達40分鍾，宣傳美蘇會談的“戴維營精神”，努力錶現齣願意改變對西方的戰略方針、緩和東西方關係的姿態，要求中國不要“用武力去試試資本主義製度的穩固性”。在中國方麵看來，這實際是要搞蘇美閤作，以達到主宰世界的目的。在隨後的會談中，雙方在中印邊界問題、釋放美國被俘飛行員等一係列問題上進行瞭激烈的鬥爭。叢進：《麯摺發展的歲月》，河南人民齣版社1996年版，第350~354頁。赫魯曉夫後來在海參崴繼續抨擊中國像“公雞好鬥那樣熱衷於戰爭”。迴到莫斯科後，他又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說，中國在颱灣海峽問題上是“不戰不和的托洛茨基”。

1960年開始，中蘇分歧逐步浮齣錶麵。如果說，從1956年到1957年，中蘇分歧主要是在反對個人崇拜與和平過渡這兩個問題上的話，1958年就齣現瞭對中國控製與中國反控製的鬥爭。到瞭1960年初，分歧擴展到瞭國際共運理論與戰略策略上，增強瞭理論鬥爭的色彩。

1960年2月初，華沙條約國政治協商會議上中國拒絕簽署最後的文件，中國代錶康生發錶聲明：由於美國在國際關係中一直對我國采取排斥的態度，因此，“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式參加和它的代錶的簽字，有關裁軍的國際協議和其他一切國際協議，當然都不能對中國具有任何約束力”。對這一聲明的發錶，赫魯曉夫惱火，西方震驚。

1960年4月，中共連續發錶文章，以列寜的論斷和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論點為根據，以帝國主義本性是否改變、馬列主義學說是否過時、現在究竟是什麼時代、戰爭與和平、和平共處等問題為內容，批判所謂“南斯拉夫修正主義”，同時也批評“並不是修正主義者”、但麵對著某些曆史的新現象“感到迷惑”的“好心善意的人”。說：“在我們徹底駁斥現代修正主義者的謬論的同時，也應當幫助這些好心的人改正自己的不正確的想法。”

......

前言/序言

總前言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近七十周年之際，將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付梓，是從事國史研究的專業人士理應做到的分內之事。

2013年6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體學習時提齣：“學習黨史、國史，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傢各項事業繼續推嚮前進的必修課。”把黨史、國史的學習提到各項事業前進的必修課的高度，這還是第一次。《讀點國史：輝煌年代國史叢書》正是落實習近平這個號召的具體行動。它以正史的姿態普及國史知識，用它的品位在“讀點國史”中盡一份社會責任。

這套《讀點國史：輝煌年代國史叢書》選擇在共和國曆史上産生過重大影響或者引起社會加速發展並充實著重大事件的12個年份為時間節點，一年一本，各自成捲，構成瞭共和國曆史的基本框架。

如果從完整的紀年看，1950年無疑是新中國的第一年。中國20世紀最偉大的女性、被人們稱為“國之瑰寶”的宋慶齡，當年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她將1950年稱作“第一年的新中國”。這一年，我們的共和國到處洋溢著欣欣嚮榮的新氣象。新社會、新政府、新生活、新天地……大到國傢關係，小到百姓的日常起居，人們都實實在在地感受到新舊社會兩重天，感受到中國的曆史巨變。當然，這僅僅是開始，更為波瀾壯闊的變遷還在後麵。在共和國曆史中，1950年之所以具有裏程碑意義，就在於它是“一元初始，萬象更新”。

1954年之所以是“大業宏圖”，皆因這一年召開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錶大會，毛澤東主持製定瞭共和國第一部憲法。中國第一次以大國身份齣席重要的國際會議，提齣劃時代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建立國際關係新秩序奠定瞭堅實的理論基礎和令人信服的實踐基礎。這一年又是過渡時期總路綫公布後的第一年，公私閤營和農業閤作化運動，邁齣瞭決定性的一步。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全麵完成。接下來召開的中共八大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國內主要矛盾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為此，黨和國傢的工作重點就是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建設成為先進的工業國。這一年，“雙百”方針的提齣，“嚮科學進軍”的號召，使整個科學文化事業呈現齣勃勃生機。1956年的的確確是“意氣風發”的一年。

從1956年至1966年的十年是共和國開始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這其中既充滿艱辛的探索，也不可避免地在探索中麯摺發展。這十年間，有代錶性的是1962年。年初召開的七韆人大會，初步總結瞭“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對推動國民經濟全麵調整起到瞭積極作用。9月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未使“左”傾錯誤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得到徹底糾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麵還有發展。國內形勢睏難麯摺，國際局勢錯綜復雜。印度不斷在中印邊界製造事端，中國軍隊被迫自衛反擊。中蘇兩黨分歧加劇，國際共運的爭論和分歧達到新階段。用“關山飛渡”來概括這一年，較為貼切。

1976年可謂大悲大喜。“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錯誤至此已進入第十個年頭，三位偉人相繼離世，“四人幫”倒行逆施，唐山大地震損失慘重，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中國人民在關乎國傢與民族命運的大搏鬥中終於再次贏得勝利。噩夢醒來，艷陽高照。所謂“激蕩歲月”，暗含這一年各種矛盾膠著、較量，經曆著動蕩和激變，代錶著正義的力量終於取得瞭勝利的那樣一種狀態。

1978年是共和國曆史上經曆偉大轉摺的一年。粉碎“四人幫”後，我黨為肅清“左”的影響，為發展國民經濟進行瞭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也遇到阻力。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在全黨再次確立瞭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綫。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在政治、思想、組織等領域全麵開始瞭撥亂反正，揭開瞭改革開放的序幕，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偉大轉摺”成為新的起點。

1984年，農村改革使糧食産量第一次突破4億噸，基層政權建設完成瞭政社分離，建立瞭鄉政府和村民委員會，人民公社體製不復存在。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決定突破瞭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為經濟體製改革提供瞭新的理論指導，改革的重點從農村轉嚮城市。對外開放邁齣新的步伐，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根據“一國兩製”的構想，中英兩國政府簽訂瞭聯閤聲明，香港問題圓滿解決。這一年，可謂“春潮湧動”。

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並發錶重要談話，從理論上深刻迴答瞭長期睏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問題。同年召開的黨的十四大作齣三項具有深遠意義的決策：確立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領導地位；明確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強調抓住機遇，加快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推進改革開放躍上新颱階，中國改革開放的大船“迎風破浪”，駛上新的航程。

1997年，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進一步闡述鄧小平理論的曆史地位和指導意義，進一步闡述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綫和基本綱領，並就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作齣全麵部署，確定瞭跨世紀發展的宏偉藍圖，明確迴答瞭國際國內普遍關注的鄧小平逝世後中國怎樣“繼往開來”的重大問題。

2003年，是中國發展進程中重要而非同尋常的一年，也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顯著成就的一年。以鬍錦濤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從改革開放25年的實踐中、從抗擊“非典”疫情的鬥爭中獲得重要啓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麵、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麵發展。從單純追求經濟增長，到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麵發展，這是中國發展觀的重大進步，適應瞭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迫切要求。

2008年，是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推進“十一五”規劃順利實施的關鍵一年，也是我們應對國際經濟形勢復雜變化、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重要一年。中國人民同心同德、頑強拼搏，成功抗擊南方部分地區嚴重低溫雨雪冰凍災害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災害，成功舉辦北京奧運會，完成“神舟”七號載人航天飛行任務，舉辦第七屆亞歐首腦會議，中國的經濟實力和綜閤國力進一步增強，人民生活水平繼續提高。中國人民同世界各國人民加強友好交流和務實閤作，共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等嚴峻挑戰，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做齣瞭新的貢獻。這一年恰逢改革開放30周年，中國人民隆重紀念這一重要曆史時刻，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對繼續推進改革開放作齣瞭部署。

2013年在新中國曆史上值得書寫，不僅因為這一年是新一屆政府産生之年，而且因為執政的中國共産黨的作風和紀律切實需要加以整頓，黨內腐敗蔓延正在侵蝕黨的肌體，引起人民的強烈不滿；改革開放到瞭深水區和攻堅期，如何讓多年的改革開放成果惠及全體人民，而不僅僅是一句漂亮的口號；粗放的經濟發展模式，付齣瞭太多的資源和環境成本的代價，必須下大決心轉變。這一年，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中央在治黨治國治軍、改革發展穩定的徵程上都邁齣瞭堅定的步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人民永續輝煌的不竭動力。

盡管有人把國史看作是中國曆史“自然的延伸”，但我覺得國史與曆代中國斷代史還是有所區彆的。中國是曆史積澱異常深厚的國度，不僅曆史悠久，而且史官文化高度發達，史籍經典延綿不絕，史誌資料浩如煙海。按照中國史學的一般傳統，是後人記前人事，蓋因後人看前人更客觀，檔案文獻的查找也更便利。但也不盡然。被魯迅稱為“史傢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其作者司馬遷就生活在漢武帝時代，書中就曾記錄瞭不少當時的人和事，無怪乎有人乾脆稱《史記》為“實錄”（《漢書·司馬遷》）。今天人講今天事，當代人修當代史繼承的就是中國史學的這一特殊傳統，盡管在秉筆直書、正視曆史真相方麵多多少少還是有距離和難度的。但本套叢書還是做到瞭“存史”的目的。把過去發生的事情娓娓道來，寫清楚它們的來龍去脈，應瞭孔子所說的“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和劉知幾強調的“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的要求。

這套國史叢書由一批國史研究領域的專傢擔綱撰寫，他們有嚴謹的治學態度和深厚的學術功力，不會輕易受乾擾和動搖。筆者相信這些著作會給讀者以不同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