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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坛短篇圣手、“鬼才”作家芥川龙之介，心怀巨大期待的访华之旅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大正时代著名作家，以《罗生门》《地狱变》《鼻子》等作品闻名于世界，也是中国读者熟悉的日本作家之一。作为“尚注重汉学修养的教育制度培育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芥川龙之介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深厚，他能作汉诗，也曾根据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创作多部短篇小说。文化上的认同使他对这次访华之旅心怀期待，然而当时中国的现状让他心中产生巨大落差。对中国既爱且失望的情绪，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中国游记》中。

著名翻译家施小炜精心翻译，力图再现原著体裁、语言上的变幻风采

译者施小炜在《译后记》中说：“在这部游记中，芥川力避平铺直叙的呆滞、俗套，运用了对话、书信、戏剧、手记等多种体裁，跌宕多姿，变幻有致，读来颇觉新颖。而在文体上，《北京日记抄》的全文，以及《上海游记》、《江南游记》的部分章节，则又有意采用拟古文体写成，即基本上是文言文的形式，词汇上却间或使用一些现代语汇，与整体的口语文体形成奇妙的反差，酿出一种独特的韵味。”以往译本多侧重本书的史料价值，本书译者施小炜则从文学立场发掘文学上之价值，充分呈现出一个与小说家芥川龙之介不一样的作者形象。

以戏谑与调侃之笔，勾勒1921年中国的浮世与风光

不同于学者游记的严肃与刻板，芥川龙之介的游记更多是从主观兴趣方面落笔着墨，遣词造句、谋篇布局也多创作倾向，部分篇章可作为小说阅读。比如他见辜鸿铭，对两人交谈内容草草略过，却以一排“老老老老……”将辜鸿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形象活现在读者眼前。至于他描写山水、风景、人情、世风，也从不呆板描摹或叙述。这是小说家游记的独特之处，也体现了芥川龙之介个人的文学追求。

像他那样高深的教养，优秀的趣味，以及兼备和汉洋的学问的作家，今后恐怕绝无了。

——日本作家菊池宽

我想让中国的青年更多读芥川的作品，所以打算今后再译一些。

——中国作家鲁迅

如果要在日本找个可以与西方的卡夫卡相对应的人，就是芥川龙之介了……芥川著名的当然是小说，但就像卡夫卡一样，随笔和书信对于揭示其内心世界也很重要。

——中国作家止庵

他的创作是他学识与才华的化身。

——日本文学评论家 吉田精一

芥川龙之介的文学创作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开拓了一个不曾有过的领域。

——日本学者 中村真一郎

内容简介

《中国游记》是日本文豪、“鬼才”作家芥川龙之介受《大阪每日新闻》之托，于1921年游历中国后写作的多体裁游记。书中语言可读性强，又富于变化，口语和文言夹杂，变幻多姿；体裁涵盖剧本、书信、对话、手记等多种文体，虚实掺杂，叫人读来颇觉新鲜。芥川龙之介这种别出机杼、不肯落他人窠臼的写作风格，使这本游记较少呆板的平铺直叙、风物描摹，而更多以文艺的、甚至漫画的笔法，表现中国见闻在他敏感的心中所引发的情绪和思考。著名译者施小炜经过长时间精心而传神的翻译，充分再现了原著风格，将芥川龙之介语言、体材上的变化，完美展现在译文之中。除了文学价值外，本书还保留了芥川龙之介拜访章炳麟、郑孝胥、辜鸿铭等名人的记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作者简介

日本大正时代著名作家，熟读中国古代典籍，以短篇小说《罗生门》、《鼻子》、《地狱变》等知名于世。他于1921年来到中国，历时四个月，遍游上海、杭州、芜湖、九江、武汉、长沙以及京津一带。《中国游记》记录了芥川龙之介一路的所见所闻，也展现了他的博学和文思，多数篇章可作为小说阅读。

（译者）施小炜，著名日本文学翻译家、散文家，上海杉达学院日语系教授。译有：村上春树《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1Q84》（三部）、《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我的职业是小说家》，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等。

目录

总序(施小炜)

自序

上海游记

江南游记

长江游记

北京日记抄

杂信一束

译后记

精彩书摘

章炳麟氏

在章炳麟氏的书斋里，不知是出于何种趣味，有一条巨大的鳄鱼标本匍匐在墙上。不过这个为书卷所埋没的书斋正如成语所形容的：寒冷彻骨，让人觉得鳄鱼仿佛是个讽刺。固然那一日的天候借用俳句的季题季题，同“季语”。写俳句时必须用一表现季节的词语，称“季语”。，正是春寒料峭的雨天。何况那间铺着地砖的房间里既无地毯，又无暖炉。而坐席当然也是不铺坐垫、棱角分明的紫檀交椅，加之我身上穿的是件薄薄的哔叽夹衣。至今想起坐在那间书斋里时的情形，我依然认为自己未染感冒完全是个奇迹。

然而章太炎先生却身着深灰色大褂儿，外加一件厚毛皮里子的黑色马褂儿，自然不冷。何况先生的坐席是铺着毛皮的藤椅。我听着先生的雄辩，连香烟也忘了吸，面对先生暖洋洋地悠然地伸着的双腿，徒然感到艳羡不已。

风传章炳麟氏向以王者师自任。又说一度曾选中黎元洪为其弟子。如此说来，桌子侧面的墙壁上，在那条鳄鱼标本的下面，当真悬着一条横幅，上书“东南朴学章太炎先生元洪”。不过说句失礼的话，先生尊容却绝不够伟岸。皮肤几乎是黄色的，唇髭与颌须少得可怜。额头突兀耸起，令人误以为是个瘤。唯有一双细如丝线的眼睛，在文雅的无边眼镜后面永远冷然的眼睛，确乎非同寻常。为了这双眼睛，袁世凯竟会让先生受囹圄之苦。同时也是为了这双眼睛，他虽然一度将先生监禁起来，却终于未敢加以杀害。

先生的话题彻头彻尾，全是以当代中国为中心的政治、社会问题。除了“不要”、“等一等”之类对付车夫的熟语之外，对中文一窍不通的我，自然无由听懂。我之所得以了解先生的论旨，甚至还不时向先生发出些狂妄的提问，全赖周报《上海》主笔西本省三氏之功。西本氏在我的邻座，挺胸端坐，无论议论何等烦琐，一一热心地为我做翻译。（尤其当时正值周报《上海》截稿日迫在眉睫，我愈加得感谢他的苦劳不可。）

“遗憾的是当今的中国政治堕落，不正之风公然横行，比起清朝末期来，也许更为猖獗。而在学问艺术方面，尤其窒闷沉滞。然而中国的国民性原本不喜走极端，只要这一特性存在一日，中国的赤化便不可能。诚然，部分学生欢迎工农主义。可是学生并不等于就是国民。而即便是他们，哪怕赤化了，有朝一日也一定会抛却其主张。这是因为国民性，热爱中庸的国民性，远要强于一时之感激的缘故。”

章炳麟氏片刻不停地摇晃着留着长指甲的手，滔滔不绝地阐述着独家学说。而我——只觉得冷。

“那么要复兴中国，采取何种手段为佳呢？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论具体如何去做，纸上谈兵是无济于事的。古人也曾道破，识时务者为俊杰。不是从一个主张去演绎，而是从无数的事实来归纳，此即为识时务。识时务而后定计划。所谓因时制宜，归根结蒂，无非便是这个意思……”

我一面侧耳倾听，一面不时地眺望着墙上的鳄鱼，并且胡思乱想着与中国毫不相干的事情——那条鳄鱼，无疑熟知睡莲的气息、太阳的光线与温暖的水。如此看来，现在我的寒冷，肯定与那鳄鱼最能相通。鳄鱼哟，被剥制成标本之前，你是幸福的。怜悯我吧，怜悯这依然活着的我。

郑孝胥氏

坊间风传，谓郑孝胥氏郑孝胥，字苏戡，中国近代政治人物、书法家。悠悠然独处清贫。然而某一阴霾密布的上午，与村田君、波多君一同乘车驶至门前一望，其独处清贫的住所，却远超出我的预想，是一座雄伟的、涂成深灰色的三层楼房。门内满院黄竹，雪球花儿芳香扑鼻。便是我，这样的清贫，无论何时去独处，也可以做到毫无怨言的。

五分钟后，我们被领入客厅。这里除却墙上挂着的书画，几乎别无陈设。不过壁炉台上，左右一对瓷花瓶里，小小的黄龙旗儿垂着尾巴。郑苏戡先生不是中华民国的政治家，而是大清帝国的遗臣。我望着这小旗，忽然想起了依稀记得的某人品评郑氏的一句话：“他人之退而不隐者，殆不可同日论。”

恰在此时，一位略胖的青年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这便是曾经留学日本的、先生的公子郑垂氏。与之交情甚好的波多君，立刻为我做了介绍。郑垂氏擅长日文，与之交谈，无须烦劳波多村田两先生通译。

身材高大的郑孝胥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是稍后不久的事。先生血色极佳，一见之下全不似垂暮老人。眼睛亦有如青年一般，朗若曙星。尤其是胸膛挺得笔直，说话眉飞色舞的样子，反而显得比郑垂氏还要年轻。他身着黑色马褂儿，配以略带靛蓝的浅灰大褂儿，不愧是当年的才子，处处显得风采不凡。非也，即使赋闲归隐的今日，尚且泼辣如此，想当年以康有为为中心，宛然如戏剧一般的戊戌变法之际，扮演辉煌角色之时，更是何等地才情焕发，自是不难想象的。

加上郑氏，我谈论了一会儿中国问题。自然，我也大言不惭地高谈阔论起新借款团1920年10月15日，英国汇丰银行、法国印支银行、日本正金银行、美国摩根银行同与当时的北洋政府缔结了贷款协议，新借款团便是指这几家银行。成立之后，中国的对日舆论如何如何之类甚不相称的话题来。如此道来，似乎极不认真，但当时我倒并非姑妄言之，而是极为认真地披露自己一家之见的。然而现在反思起来，当时的我似乎多少有点走火入魔。固然这涌血冲头的原因，除了我自己轻薄的根性外，当代中国本身的确也应负一半的责任。倘以为是虚言，不论是谁只管去中国一睹即可。肯定不出一月，便会莫名地想谈论起政治来。这无疑是当代中国的空气中孕育着二十年来之政治问题的缘故。而不敏如我，竟而至于在游历江南一带期间，这股狂热始终未能降温。而且并无人强迫，却整日思考起与艺术相比远为下等的政治来。

郑孝胥氏在政治上，对当代中国是绝望的：中国只要执迷于共和，便永无宁日。然而即便实行王政，倘要突破眼前的难关，也唯有等待英雄出现而已。而这位英雄身处当代，也只得面对利害错综的国际关系。由此看来等待英雄的出现，不啻等待奇迹的出现。

交谈之间，我衔起一支香烟，先生迅即立起身来，将点燃的火柴移至我的烟上。我大为惶恐，一面寻思，看来于待人接客之道，与邻国的君子相比，日本人似乎最为笨拙。

品过红茶后，我们在先生的引导下，来到宽敞的后花园。美丽的草坪四周，栽着先生购自日本的樱花和树干为白色的松树。庭院对侧另有一座涂成深灰的三层楼房，却是最近新建的郑垂氏一家的居所。我漫步园中，眺望着一丛竹林上方阴霾散尽后终于露出的蓝天，再次忖道：如此清贫，我也愿独处一番。

就在撰写这篇原稿时，恰好裱画店送来了一幅挂轴。挂轴上裱贴的，是二度拜访时，先生写给我的七言绝句：“梦奠何如史事强，吴兴题识逊元章。延平剑合夸神异，合浦珠还好秘藏。”面对这龙飞凤舞的墨痕，便觉得犹然怀念与先生相处的那几分钟。在那几分钟里，我并非仅仅面对一位前朝遗臣名士，其实也亲聆了中国现代诗宗、《海藏楼诗集》著者的馨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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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徐静波在《译后记》中说：“在文人中，他算是一个游荡儿，吃喝嫖赌都不会缺位，在这方面，与井上红梅有些相近，也因为如此，笔墨所涉，就相当广泛。开始的几年，他对中国相当痴迷，他也写苏州旧城的逼仄，古迹的颓败，写南京城区出奇的黑暗，写南京城门口人声鼎沸的杂乱和壅堵，写广州珠江上船民生活的诸种实相，写黄包车夫谋生的艰难。大正昭和时期出版的日本文人的中国游历记，多达上百种，相比较而言，梢风这一时期对中国的描述不管是怎样的五色杂陈，却始终是带着一种温情。”如此广泛的视野和观察范围，是《中国色彩》不同于一般游记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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