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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译新增的游记合集，来自日本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的写实记录

本书收录内藤湖南写作的七种中国游记，其中《绪言》《禹域鸿爪》《鸿爪记余》三部分曾收入《燕山楚水》一书翻译引进，此次是新译；《己亥鸿爪纪略》《禹域鸿爪后记》《游清杂信》《游清记别记·京津访问记》《中国观察记》等则之前未收入中译本的游记集中；此外，书末还附录了著名日本汉学家桑原武夫的《湖南先生所嫌厌的》，从侧面反映内藤湖南的个人爱好和文化取向。这些文字为了解清末民初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日交往情况、日本对华策略等，提供了更多可供研究和探讨的材料。

与严复、文廷式、张元济、清肃亲王等名流要人的往来对话，珍贵的历史材料

除观览景物、登临怀古外，书中难得留下内藤湖南与严复、张元济、文廷式等知识分子的笔谈记录，以及与清肃亲王等重要人物的回见和交谈概况。这些记录和笔记，较多关注清末民初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军事及政治现实，反映出社会各界名流要人对中国现状的忧虑和对未来局势的判断。这些意见从今日看虽未必尽皆公允，但可以代表或反映当时各种思潮交汇的情况，是珍贵的历史材料。

日本伟大的汉学家内藤湖南教授。

——著名学者 杨联陞

（内藤湖南）先生为彼邦汉学耆宿，治中国史卓然有所建树，新进学子多出其门下。……其方面之广，精力之强，遑论日本，即我国近代学者中亦不数觏焉。

——著名学者 周一良

内藤湖南是近代日本中国学的重要学者之一，同时又是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的观察家和评论家。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钱穆孙女 钱婉约

内容简介

内藤湖南是日本中国史研究领域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禹域鸿爪》是他于1899年到1918年之间，多次到中国访问、游览后，写作的七种考察记录的合集。这些文字以旅行家的严谨态度，详细记录了作者在中国各省各市的所见所闻，既包括名山大川的地理地貌、走势分布，也包括名胜古迹的保存状况、建筑样态，既誊录或回忆了内藤湖南和严复、张元济、文廷式、清肃亲王等知识界名流和朝廷要人的笔谈对话，也描写了一般百姓、兵卒小贩的生活与姿态。作为深受汉学影响的一代知识分子之一，作者对中国怀有很深的文化认同和理解。这本游记并不停留于走马观花的记录和浮皮潦草的议论，而是在文化批评和社会观察上具有非一般的深度和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开山人。自幼受汉学熏陶，曾投身报界，后任教于京都大学，任东洋史学讲座教授。内藤湖南从1899年开始多次造访中国，怀着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向往和对中国社会的关心，与罗振玉、王国维、严复、郑孝胥、张元济等往复交流，并留下珍贵的笔谈记录、日记、书信等，收入《禹域鸿爪》一书。

（李振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文学翻译家。译有：夏目漱石《梦十夜》、夏目漱石《虞美人草》、横光利一《感想与风景》、铃木正夫《苏门答腊的郁达夫》、内藤湖南《禹域鸿爪》等。

目录

总序（施小炜）

卷首

绪言

学徒暑中旅行

赠诗及送别诗

禹域鸿爪记

其一启程芝罘渤海史论

其二天津凭吊与严、王二子晤谈

其三北京沿革城墙赏月

其四长城明十三陵

其五京郊寺观文庙观象台

其六陈、蒋二子威海卫上海文、宋二子

其七杭州西湖灵隐

其八苏州虎丘寒山寺灵岩山沧浪亭

其九溯江而上

其十武汉之游黄鹤楼大别山伯牙台

其十一赤壁金陵之游镇江

其十二最后之笔谈时务金石归途惊闻

鸿爪记余

中国人与狗

盐丘

空中鸣銮

孔庙看守人

贡院

体面之意义

一大溷圊

罨秀

外国人

南口之盥浴及便器

店铺之装饰

家屋之结构

南北之字体

美女产地之沿革

沪上之演戏

风景概观

金陵之诗材

画之南北宗派

“不是塔”

招牌之典故

书法与金石

中国人之笃学

高塔

己亥鸿爪纪略

禹域鸿爪后记

游清杂信

发自营口（十月二十六日）

发自燕京（十一月七日夜）

发自北京

发自上海

再发自上海（一月三日发）

游清记别记·京津访问记

中国观察记

附录 湖南先生所嫌厌的（桑原武夫）

译后记

精彩书摘

北京沿革 城墙赏月

天津至北京的铁道，即所谓卢津铁路，又名津京铁路，在卢沟桥连接卢汉铁路。其间，由名为丰台的车站分叉出一股，抵达北京南郊的马家堡车站。马家堡与北京的外城永定门之间，相距仅我国的半日里之遥，故而站名就叫永定门。天津至永定门，急行列车三小时即可抵达，相距将近八十英里。宽轨，复线。客车的构造与塘沽天津间的一模一样。车窗外望见的风景，与天津附近一带相较，绿树转多，满目苍莽，铁路从南海子（位于北京南端的一处开阔园囿）绕行而过的那一段，原野的景色变得越发壮观，不时有骆驼群，或躺卧或直立，出现在眼前，一见这朔北风物，不由得精神为之一振。从马家堡坐上大八车似的中国马车，驰走在蒙蒙沙尘之间。马家堡与永定门之间虽开通有电气铁道，但对携带行李者来说，在永定门换车却至为不便。进入永定门，右边为天坛，左边为绵延数町的先农坛红墙，两相间隔数百步，恍若一条纤细的丝线。穿行在其正中间的大道，自去年以来，修缮成了开阔畅通的砌石路面，直达内城正南的正阳门，其规模之宏大，实无愧于一个庞大帝国的都城。由此进入内城，从棋盘街右拐，便到了有公使馆大街之称的东交民巷的林氏家，我即客寓于此。城墙构造的宏大壮伟，虽已曾耳熟能详，但亲眼目睹之下，更是惟有为之惊叹而已。正阳门等，竟有离地九丈余云，城门在穿凿城墙而过的甬道外，更呈一偃月之形状。外门则通往正前方的一条道及左右的两条道，正前方的那条道通常是关闭的，因而左右的两条便成了通道。城中泥土呈灰色，就像轻灰似的，脚一踩上去，便飞扬起来，天色便变得晦暝不已。步行数分钟，衣服便都变成了灰白。如果坐上马车驴车，情形就更严重了，没蹄的尘沙高扬在驴马车的行迹之上，人影马影便都淹埋在了尘沙之中。不过，眼下正是清秋季节，天空寥廓，无风，凉爽，正是一年四季中最好的时节。当其蓬蓬春风从辽阔无垠的平野上吹刮而来，天色朦胧，日光为之赤红如血，当此之时，随你如何密闭于室内，也终难防得住尘沙粉扬侵入。由于风土干燥，冷起来冷得厉害，热也热得厉害，可人的体感却并不怎么强烈，因而很难说这地方便是有损于健康的。只是心悸这尘沙，便自行减少了出门的机会，因而侨居在这里的邦人，大抵都会为此而向人一诉其苦衷。

正如在天津时严又陵对我所说的那样，戊戌政变以来，士大夫皆钳口结舌，无有敢出其声息者，因而我在北京，终未能找到一个可以一起说说话的人。据侨居北京的几位邦人讲，政变之前，翰林院人人都喜欢跟邦人交游，可如今则完全断绝了来往，会面之事更是一概回避。朝廷的排外情绪仍有时时发作的势头，眼下局势颇不明朗，报纸传闻，多为揣摩之谈，殆难置信。即便经由一道道麻烦的手续，去跟李鸿章等人见上一面，实际上也涉及不了与清国将来命运攸关的事，故而也便先自断弃了在这里与中国士人面晤的念头，决定暂且作一次长城之游览。

按，今日之北京，乃辽、金、元以降之古都。辽太宗会同元年，擢升幽州为南京析津府，改筑都城，位于今日北京城之西南，周长三十六里，有八道城门： 东面曰安东、迎春；南面曰开阳、丹凤；西面曰显西、清普；北面曰通天、拱宸。宋朝宣和年间（徽宗时），改名为燕山府，府城周长二十七里，楼台高四十尺者，九百一十座，环以三重城濠，开有八道城门。金贞元四年，废主完颜亮驾幸此地，称燕京，改为中都，析津府改为大兴府，下令增扩都城，周长七十五里，设城门十三处： 东曰施仁、宣曜、阳春；南曰景风、丰宜、端礼；西曰丽泽、显华、彰义；北曰会城、通元、崇智、光泰。元世祖至元四年，改筑都城于旧城东北，方六十里，设十一道城门： 正南曰丽正，偏东南曰顺承，偏西南曰文明；偏东北曰安贞，偏西北曰健德；正东曰崇仁，偏东南曰齐化，偏东北曰光熙；正西曰和义，偏西南曰肃清，偏西北曰平则。九年，取名为大都城。至正九年，十一门皆筑瓮城，架吊桥，以为守御之用。明洪武初年，改为北平府，于都城之北收缩五里，废弃东北及西北的光熙、肃清二门，其余九门一仍其旧。不久，改安贞为安定、健德为德胜、崇仁为东直、和义为西直。永乐七年，为北京城。十九年宫殿营建完毕，随即拓展城墙至周围四十里。正统二年，修筑城楼，四年工成，乃改丽正为正阳、文明为崇文、顺承为宣武、齐化为朝阳、平则为阜成。清朝鼎建，九门之名一仍其旧。城内定为八旗居址，其形状大致呈方形，以石头垒筑城基，砌砖，中间充填以泥土，城高三丈五尺，雉堞高五尺八寸，墙脚厚六丈二尺，顶端为五丈，周长四十里，相当于我六日里余。城门之上为谯楼，城墙四角则筑有角楼，均覆盖以绿色琉璃瓦。

明嘉靖三十二年增建外城，又称罗城，按照原定的擘划，本该环围内城，建成一座方圆七十余里的大城，但由于工费浩大，只是建成了揽住南端并转而襟带东西角楼的这一部分。设七座城门： 南曰永定门、左安门和右安门；东曰广渠门、东便门；西曰广宁门、西便门。嘉靖四十一年，七门加筑瓮城，至四十三年六月建成。瓮城高二丈，雉堞高四尺，墙基厚二丈，顶宽一丈四尺，周长二十八里，即为我四日里二十五町余。

皇城位于内城中，呈方形，周长十八里（一侧之长度，则为我国之十一町五十间也）。城墙高一丈八尺，墙壁涂成红色，上覆金黄色琉璃瓦。西南为大清门，稍北为长安左门及长安右门，东有东安门，西有西安门，正北方为地安门，旧时称北安门，顺治九年改称地安门。大清门内为天安门，天安门内又有重门，称端门。端门内，左为左阙门，右为右阙门。大清门则为三阙，飞檐重脊；天安门五阙，上覆重楼；以金水河相环绕，河上架设五座石桥。

紫禁城则又位于皇城之正，呈方形，周长六里（南北长约我国之六町三十三间余；东西长则约为我国之八町二十四间余），墙高三丈，雉堞高四尺五寸。墙皆涂成红色，覆以红瓦。南面称为午门，左右两边则是左掖门与右掖门；东面为东华门，西面为西华门，北面为神武门。

据《辽史·地理志》，皇城位于辽南京析津府西南隅。大内之门当时称宣教门；外边三道门，分别称作南端、左掖与右掖；西面为显西门，设而不开；北面为子北门。后改宣教门为元和门，改左掖门为万春门，右掖门为千秋门。金代，宫城周长为九里三十步；天津桥迤北称宣阳门，穿门而过，有文、武二楼，文楼折而向东，为来宁馆，武楼折而向西，则为会同馆；正北为千步廊，东西相对，廊的正中间各有一道偏门，朝东即为太庙，朝西为尚书省。至通天门，后改名应天楼，高八丈，有朱门五道，东西相去一里余，又各设一门，左为左掖，右为右掖。城正东称宣华，正西称玉华，北面称拱宸。元代宫城，周长九里三十步，设有六门： 正南为崇天；崇天之左为星拱，右为云从；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北为厚载门。四座角楼，则据于宫城之四隅。明代初年，于元皇城旧址建燕王府，即今日之西苑。永乐十五年，皇城向东改建，相距旧宫一里许。其时东华门外，民居逼迫，喧嚣之声，达于禁御，故而宣德七年，乃加以恢廓，将东华门挪移到河东，让居民搬迁至灰厂西面的空隙之地。概言之，辽、金以来，皇城屡经改徙，至元、明二代，制度乃备。

金朝都城之残壁，至今犹残存于右安门外西南二英里许处。颓圮之土墙，高至二三丈，南北凡二英里，东折，亦二英里许，大致为其西南之一隅。从其周七十五里推算起来，似远远大于现有都城的规模，也大于元代的都城，据此当可想见海陵王的好大喜功。元代之规制也要大于现有之规制，所谓KHANBALIK（意为可汗之都），即马可·波罗所记述为KHAMBALIK者也。元都城之残壁，位于今城墙西北隅稍北处，朝北延伸一英里半许，折而向东四英里许，与今之北面城墙相平行，再折而向南延伸约一英里半许，与今城墙之东北角相交接。其西南残壁之中段，当时之门址犹存，环围以半月状之女墙，里边有一小寺观，与现时门的形状恰好相似。此便为都城沿革之大略。

此行本打算上长城去观赏中秋之月的，可一行事不凑巧，延迟了一天出发，于赴长城的前夕，在北京城里过的中秋。是日走访古城贞吉氏，上北京城墙观月的事，便是在说话间匆匆商定的。筑紫辨馆的中村氏为此备下了酒和菜肴，一同前往者，有古城氏，《大阪每日新闻》的安大氏，筑紫的中村、伊藤二氏，加上我与小贯。从崇文门内的台阶，给了守城人一点钱，登上城墙，月亮已升离于外城城墙，高悬在那儿，多尘土的北京空气，惟有中秋最为澄净，白昼污陋憋闷、沙土掩住轮毂的街市，也洁净得有如冰莹一般。崇文门谯楼的戍卒，将戈矛之类的兵器当作手杖玩耍，正玩得兴致勃勃，也顾不上盘问我们是谁，在这里做什么。城墙每隔开三百码，便会出现特别宽厚的一段，即所谓扶墙。我们在崇文门东边约第五个扶墙之隅，雉堞破损之处，铺席设筵。城墙上虽铺有砖瓦，但茂盛的杂草没过了人头，甚至还长着数丈来高的树木。月光倒映在城墙外的护城河里，随处都是北京居家的稀疏灯影，透过如烟的杨柳，闪烁其间。三三两两，徘徊在护城河边，鼻中哼着小曲的中国人的身影，则隐约可见。眺望中的都城，但觉无限凄凉，以致无法想象，这便是当今君临于四亿生灵之上的大清皇帝栖居的皇城，故而惟有潸然泪下。赏月之筵行至一半，海军中佐泷川也来相会，逾十时顷，乃尽兴而散，打道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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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川龙之介笔下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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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徐静波在《译后记》中说：“在文人中，他算是一个游荡儿，吃喝嫖赌都不会缺位，在这方面，与井上红梅有些相近，也因为如此，笔墨所涉，就相当广泛。开始的几年，他对中国相当痴迷，他也写苏州旧城的逼仄，古迹的颓败，写南京城区出奇的黑暗，写南京城门口人声鼎沸的杂乱和壅堵，写广州珠江上船民生活的诸种实相，写黄包车夫谋生的艰难。大正昭和时期出版的日本文人的中国游历记，多达上百种，相比较而言，梢风这一时期对中国的描述不管是怎样的五色杂陈，却始终是带着一种温情。”如此广泛的视野和观察范围，是《中国色彩》不同于一般游记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