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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经济增长与政党认同：全球化视野下五国执政党的比较研究》以墨西哥、印度、俄罗斯、意大利、新加坡五国执政党为案例，通过大量数据和材料展示并探讨经济增长与政党认同的关系。
　　《经济增长与政党认同：全球化视野下五国执政党的比较研究》认为，经济增长是政党认同的重要基础，但经济增长并非政党认同的决定性因素。执政党既要做好经济建设工作，又要做好人的工作，使经济增长体现为惠及全民的共赢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执政党必须始终关注经济安全问题，唯有建立在经济安全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财富增长，才能巩固执政安全、政治安全。

作者简介

　　祝灵君，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毕业，北京大学理论经济学专业博士后。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党建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党的建设基本理论、政党制度、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等。主持3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以及多项省部级课题，出版个人专（合）著10部。在《政治学研究》、《党建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其中20多篇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郭玥，女，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中共党史（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专业博士毕业。曾先后在四川行政学院、四川省财政厅工作。现任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治、党建理论与实践。获四川省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次，合著《民主集中制》（2014），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政党政治巩固
一、基本文献分析
二、从英国的经济增长史中寻找答案
第二节 经济增长与执政党认同如何发生联系
第三节 执政党的经济改革方案如何影响执政党认同
一、改革的双重含义
二、发展中国家的“芝加哥男孩”现象

第二章 经济增长与执政党认同的联系
第一节 经济增长降低选民的执政党认同——以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为例
第二节 经济增长与选民的执政党认同关联度较低——以美国为例
第三节 执政党组成情况与经济增长关联度
第四节 全球化背景下检视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认同

第三章 墨西哥的经济增长与执政党认同
第一节 墨西哥的政治生态与政党政治发展
一、墨西哥独立前的经济与政治发展状况
二、墨西哥独立后的政治发展与经济增长
三、墨西哥政党体制与经济发展
第二节 1929-2000年间墨西哥经济增长与执政党认同
第三节 革命制度党为何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失去执政权
一、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应对两次危机的教训
二、革命制度党失去执政权的三个致命因素

第四章 印度的经济增长与执政党认同
第一节 独立后印度的政治生态与经济增长
一、印度独立后国内的政治生态
二、政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第二节 国大党的经济改革与执政党认同
一、改革前的背景：国大党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
二、印度执政党在经济成绩优异的时刻丧失执政权
第三节 印度国大党、人民党为何在改革中失去执政权

第五章 俄罗斯经济增长与执政党认同
第一节 从苏联的一党制到俄罗斯的多党政治
一、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
二、一党集权体制的形成
三、俄罗斯政党政治的特点
第二节 苏联的改革与执政党认同
一、苏联改革的基本情况
二、苏共为何在改革中失去执政权
第三节 俄罗斯的改革与“执政党”认同
一、叶利钦时代的改革
二、后叶利钦时代的改革与“执政党”认同

第六章 意大利的经济增长与执政党认同
第一节 战后意大利政党体制的形成
一、意大利的主要政党及政党体制
二、政党组织的规模与政党认同：共产党与天民党的比较
三、意大利的经济增长与执政党认同
第二节 天民党丧失执政权的几个原因
一、南北发展差异导致“南北联盟”问题
二、天民党的腐败文化
三、天民党阻碍地方自治的改革

第七章 新加坡经济增长与执政党认同
第一节 人民行动党的崛起与新加坡的经济增长
一、独立初期的新加坡与人民行动党的诞生
二、人民行动党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增长
三、修正新自由主义，形成有新加坡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之道
第二节 新加坡经济增长与执政党认同的相关性分析
一、新加坡经济增长率与人民行动党得票率
二、影响人民行动党认同度的几个因素分析
第三节 主要结论

第八章 经验与展望
第一节 五国执政党认同的比较
一、五国经济增长比较
二、五国政党体制比较
第二节 初步的结论
第三节 对未来的展望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经济增长与政党认同：全球化视野下五国执政党的比较研究》：
　　冷战时期，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美、苏两霸相争的基本格局；二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构建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华约组织构建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这两个要素决定了两大阵营既在经济领域竞争，也在军事领域竞争，两大领域的竞争互相影响、相互促进。一方面，美苏两大阵营都通过改革自己的经济体系以获得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为增强军事竞争力做准备；另一方面，军事竞争力本身也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规模。
　　以资本主义阵营的美国为例：“二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汇率制。这种经济体制设计的目的是借各盟国的财力共同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实现对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围堵。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越战爆发、两霸对抗升级，苏联处于攻势状态，美国军费大幅度上升，美国出现了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财力捉襟见肘。为了开动战争机器以及在美苏对抗中获得优势，美国不得不透支国力，于是迅速开动印钞机，美元迅速流向各盟国。由于实行固定汇率制，为了不致使本国货币贬值，各盟国政府不得不大规模买入美元，同时实行低利率，这使各盟国面临巨大的通胀压力。到了60年代中后期，各盟国如德国、日本等手中已经拥有了大量外汇储备，而美国储存的黄金已不足以兑换世界上所有的美元储备。于是，美国开始指责盟国操纵汇率、压低本国币值，各国在美国威胁放弃安全保护的讹诈下，不得不忍气吞声让本国货币升值，美元开始贬值。美元贬值意味着美国兑现这些国家的黄金大大减少，美国的财政压力大大减轻。①从此，美国从“货币战争”中尝到了甜头，从理论上讲，只要凭借手中的军事霸权就可以让美元横行无阻，把所有盟国的财富转移到美国，然后借各盟国综合之财力打败苏联（而华约体制不可能拥有这样的货币战略）；假若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就根本不用黄金去兑换世界各国的美元储备，只需要用相关金融手段让海外的美元回笼美国，而美元的每一次“旅行”就可以将全世界的财富集中到美国。当美国集全世界之财力去与苏联较量时，苏联就肯定不是对手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布雷顿森林体系一瓦解，苏联立刻在整个70-80年代处于守势。苏联人为了迎接这一挑战，一方面加大对外部资源的掠夺（如1979年入侵阿富汗），另一方面势必加大改革的力度，如戈尔巴乔夫的全面深化改革。苏联解体，美国立足于军事实力用美元体制集全球的财力对苏联的竞争是一个重要原因。
　　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二战”以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一个以美元为世界货币的全球化开始了。需要说明的是，美元要被世界各国所接受，必须满足诸如银行体系改革（即改变银行业服务于工业经济的格局为银行业独立于工业经济之外）、自由市场（要素自由流动）、出口导向（以出口美国低端产品市场换取更多的美元）、多党竞争（防止出现所谓的威权体制阻碍包括美元在内的各种要素自由流动）、舆论自由（以资本控制媒体，时刻防范执政党或政府“越权”）、个人主义哲学（防止任何美国以外的集体主义，如日本企业“捆绑式”的财团生存模式是对个人主义哲学的挑战）等前提条件，于是，新自由主义无论作为理论还是实践开始在世界各国扩张，成为一种具有道义高度的普世价值。在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执政的右翼政党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市场模式，修改福利国家的政策目标，大规模地推进公共企业民营化，调整政府服务职能，再造政府服务流程，并提倡用企业家精神改造政府，掀起了一股新公共管理实践的高潮，为资本在国内外有效流动创造条件，也为世界各国的改革塑造了一个“理想的模板”。于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世界很多国家执政党都在推动经济改革，而这些经济改革的方向是：自由市场导向、出口导向、改革政府。而东欧国家、苏联执政的共产党自50年代开始就在探索经济改革，到80年代中后期，这些改革已经具有新自由主义色彩。在拉美，一些国家的执政党在80年代初期也开始调整其长期实施的进口替代战略，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形成了波及整个拉美的改革大潮。在亚洲，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从追随社会主义道路开始转向经济自由主义，大力推行自由市场。上述的改革既是一股经济改革浪潮，也是一股政府改革浪潮，以美国、欧洲为源头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借全球化大势渐渐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也肯定会对各国执政党认同带来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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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20世纪90年代，中国南方有不少乡镇的集体或民营企业开始进口一些发达国家的“洋”垃圾。许多人感到纳闷：这些垃圾是怎么进入中国的？为什么有关国家要把这些洋垃圾出口到中国，难道他们不担心污染中国的环境吗？洋垃圾中究竟能清理出什么“宝贝”，如果垃圾中有这么多宝贝，有关国家还会同意出口吗？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一个国际组织来管理垃圾出口？明明知道这些垃圾对环境有极大腐蚀和污染作用，为什么还会有地方政府支持洋垃圾进口？
　　通过访谈和观察，我们发现：第一，这些垃圾中能够回收一些有益的工业用品，如电子元件等，重新回收到生产线并制造出新的电子产品。虽然清理工作对当地环境造成巨大污染，但毕竟带来了当地“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同时也带来那个地方的政绩；第二，发达国家也乐于出口，既然有国家对垃圾感兴趣，自己不花钱处理垃圾还可以赚上一笔，何乐而不为？其实，这些洋垃圾有一部分是从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等制造的廉价电子产品，发展中国家在生产这些电子产品时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廉价劳动力赚取了微薄的工资收入，带来了GDP增长，但大部分利润被海外投资商以及在世界贸易组织强调尊重知识产权的规则下被专利产品的授权方拿走了。生产过程已经形成了一次环境污染，而且大量工人从农村来到城市，产生了许多“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制造出无数个“夫离子散”的新型家庭，隐藏着巨大的社会治理成本。由于生产的这些产品技术水平比较低，美国等西方国家大大方方开放了本国市场，以极为低廉的价格享受着发展中国家工人给他们制造的各种廉价的日常生活品，却无需支付多少环境和社会成本。
　　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大量的低端产品出口赚取了大量以美元结算的外汇。但是，美国人又想了个办法，即运用金融的杠杆作用，以政府债券、金融衍生品等引诱大量储备美元的国家去购买，于是美元又流回美国并增加了流动性，美国支付给这些国家的就是一张张能够获得利息的被称作政府债券的“纸”（1971年8月美元已经与黄金脱钩以后，美元本身并不具备价值，只拥有某种信任价值）。从理论上讲，美国人运用货币手段强迫购买国的货币升值（理由之一就是该国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就能让购买国储蓄的美元财产缩水，同时增加出口成本，遏制该国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通过让美元贬值，就可以让政府债券的实际利息负增长，依然导致出口国的美元资产缩水；通过想办法提高美元利率，就让全世界的热钱流向美国，既增强了美元的流动性，也压垮了那些靠借债发展的国家.由于外汇储备急剧减少，这些国家立刻出现债务危机。结果，美国人几乎只用一张“纸”，就买来了全世界的产品和服务，削弱了竞争对手的实力，用“看不见的手”汲取了全世界的财富，不用担心环境污染，不用担心劳资矛盾，只需牢牢控制住高技术产品和知识产权保护这两张王牌（当然，还有美军这个威慑力量作为后盾），用美元这张“纸黄金”就可以成功实现对世界的“征服”。最后，最极端情况下，还可以把自己消费后的垃圾送回到生产它的“故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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