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如果你拥抱工业文化，这本书一定会让你大呼过瘾，因为它的严密论证正中你的下怀。

如果你反对工业文化，这本书可能会让你莫名烦躁，因为它的精彩辩驳会让你哑口无言。

内容简介

富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首，也是古今中外各个国家、民族孜孜以求的核心价值观，可以说，富强是一种各国都持有的普世价值。作为价值观的富强就是对于基本生存权的珍视：在一个不受侵略的安全环境里发展经济，不断提高国民生活水平。 然而如何富强？ 本书通过梳理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大国的发展历史，以文化为中心视角剖析工业文化与国家兴衰之间的关系，从全球范围内思考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工业竞争问题，呼吁中国应倡导工业精神。 在各国工业化历程中，可以辨识出两种文化，一种是支持与鼓励工业发展的工业文化，一种是反对与阻碍工业发展的反工业文化。只有当工业文化战胜反工业文化，在国家主导思想与政策层面占据优势地位时，一国才能顺利实现现代经济发展，否则就会出现衰退乃至边缘化。以史为鉴，作者认为中国仍然需要培植并巩固工业文化，确保工业精神茁壮成长。

作者简介

严鹏，男，湖北武汉人，1984年8月生，从事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工业经济的发展、经济学中的历史主义传统，亦关注历史教育问题。2007―2013年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2012年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访问学人。2013年起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任职。

目录

绪论 工业文化：一个理论
一、文化：观念与动机
二、韦伯命题：文化影响经济
三、两种文化与国家兴衰
四、另一个格申克龙命题

第一章 拉开序幕：制造业精神与食利者文化
一、时间变动了：告别中世纪
二、路德与加尔文：塑造工作伦理
三、荷兰的陨落：从创新者到食利者
四、荒岛上的鲁滨孙：勤奋伦理的寓言

第二章 革命与乡愁：英国工业文化的兴衰
一、文雅与科学：启蒙的古今之争
二、“这些捣乱的机器应该处死”
三、乡愁泛起：弗兰肯斯坦与田园梦
四、北方与南方：工业文化与反工业文化

第三章 铁与电的文化：德意志工业帝国
一、李斯特：工业化的先知
二、钢铁王朝：德意志帝国的根基
三、电气时代：西门子传奇
四、“我们必须教育这个国家的年轻人”

第四章 昭昭天命：美利坚走向工业立国
一、富兰克林：勤奋伦理移植北美
二、国父汉密尔顿：工业立国的蓝图
三、美国体系：工业文化的胜利
四、巨头们：美国工业文化的天命

第五章 摩登时代：工业文化的全球扩散
一、明治维新：工业文化的东方回响
二、福特：摩登时代的工业代言人
三、蓓根的五亿法郎：20世纪预言

第六章 萧条与战争：工业文明的危机与新生
一、了不起的盖茨比与现代病
二、苏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三、在乌拉尔山另一边：另一种工业文化
四、工业文化与世界新秩序

第七章 工业文化在东亚：儒家的胜利？
一、日本可以说不：“日本第一”的神话
二、汉江奇迹的蓝图：“我们国家的道路”
三、危机前后：亚洲价值观的实与虚
四、工业文化的普世性

第八章 汉密尔顿还魂：美国再次振兴制造业
一、新的南与北：硅谷与锈带
二、“未来之路”：比尔?盖茨的构想
三、“为什么美国需要制造业？”
四、工业文化的变与不变

结论 工业精神
一、工业强国兴衰的文化启示
二、工业精神：工业文化的内核
三、中国需要工业精神

精彩书摘

“从根本上讲，美国已不再强大了。”

1989年，在日本出版的一本名为《日本可以说“不”——新日美关系的对策》的书中，出现了这样令人感到震撼的句子。 当然，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日本工业在全球市场上咄咄逼人，令美国工业界和政府感到难以招架。但美国毕竟是资本主义阵营的首领，拥有足以摧毁地球的核武库，而且美国的军队还驻扎于日本这个二战战败国的国土上，日本亦依赖美国的军事力量提供安全保护。在这种形势下，说“美国已不再强大了”，难免令人震惊。

说出这句话的是日本人盛田昭夫，日本顶级企业索尼公司的创始人。《日本可以说“不”——新日美关系的对策》是盛田昭夫和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的对谈记录。这是一本充斥着日本民族主义的书，石原慎太郎在书中公开宣称：“白人创造的现代文明正在走向终结……当然，日本人自身也必须进行意识改革。由于盛田先生对自己的产品十分自负和自信，所以这种产品能够打向全世界。同样道理，我们对自己的技术及在此基础上开出的文明之花，必须具有清楚的认识和自信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阔步前进。” 言下之意，日本人将要创造一种取代西方文明的新文明。这种想法，狂妄自大，却也颇合时代氛围。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说：“毕竟，日本的战后奇迹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经济首次遇到的真正竞争。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和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对美国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在20世纪70和80年代，日本被视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国家。” 1979年，也就是盛田昭夫和石原慎太郎对谈的十年前，美国学者傅高义（Ezra Vogel）干脆把自己的一本著作取名为《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书名已经表达了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看待日本的心情。在黑船冲击日本过了一百多年后，轮到美国感受冲击了。经过十年的酝酿，日本民族主义者的自信心到 1989 年高涨到不得不宣泄的程度，可谓历史进程的水到渠成。

在 19 世纪，日本可谓非西方世界学习工业文化的优等生。但是，福泽谕吉过分贬低亚洲文明的思想，也为日本人在亚洲的侵略扩张找到了借口。踏上侵略不归路的日本，一方面激起了中国等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反抗，另一方面也激化了和美英等西方强国的矛盾，终于在 1945 年遭遇了其明治维新以来的总失败。导致日本战败的原因很多，单从工业角度看，日本的钢铁工业、机床工业及重化学工业等战略性工业，在战争爆发前尚相当幼稚，重要的战略物资如机床等还要依赖从美国进口，一旦美国开始实施禁运，日本的战争能力就已经受到严重削弱，最终的败局可谓注定。对日本的国运来说，工业化程度是一个关键因素。

也正因为如此，战后的日本政府吸取教训，继续将发展工业视为头等大事，尤其注重发展钢铁、机械、重化工等战略性产业。美国基于冷战需要并未彻底清算日本，导致大部分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官员仍然留在政府里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日本的工业文化得到了延续，并未被战败打断。对日本战后工业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的通商产业省官员佐桥滋曾这样说：“过去有《全国总动员法》，为了战争政府可以通过高压或自上而下的方式动员一切力量。为了使日本成为一流国家中的一流国家，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全国总动员法》，尽管它的形式可能与战时有所不同。如果没有《全国总动员法》来凝聚整个民族的智慧和力量，人们将会主张并从事他们自己喜好的事情，日本也将因此而一事无成。” 在二战中曾被派往武汉战场的前军人佐桥滋，战后继续出任政府要职，为日本的产业政策保留了富国强兵的文化底蕴，尽管在战败的环境里，新的富国强兵战略无法在军事层面展开，而集中于要努力成为“一流国家中的一流国家”这一国家主义价值观。同时，以新的产业政策来继承战时的《全国总动员法》，又是对殖产兴业战略的继承。因此，明治维新时代形成的日本工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在战后的日本政府得到了保留。正是基于具有战略思维的工业文化，通商产业省主张发展包括轿车工业在内的重工业，而当时日本的金融界与大多数消费者认为这样做没有经济意义。 事实证明，通商产业省的决断是正确的。另一方面，由于日本主动选择了投降，许多企业家与工程师避免了在战场上成为炮灰，这些人同样构成了战后日本工业复兴与崛起的中坚力量。日本经济学家森岛通夫曾这样说：“在准战时体制下和战争时期，日本拼命地充实教育（特别是自然科学和技术），随着战事的推进，学习文科和社会科学的学生都要应征入伍，而理工科的学生则保留到最后。” 日本人对理工科教育与人才的重视，显然深得福泽谕吉真传。

当然，日本人也没有忘记福泽谕吉关于文明开化的教导，他们在战后继续向文明程度更高的西方强国学习先进的工业技术。盛田昭夫便坦言，日本工业的基础技术大多取自国外。但是，他认为日本人具有“使基础技术转化为商品方面领先于世界”的能力，这构成了日本工业强大的生产能力。 而他举出的例子，正是他自己的创业史。

前言/序言

从2014年起，我在华中师范大学和武汉理工大学开设了以“工业文化”为名的课程。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是教学的产物，包含了课程的核心内容。

我与工业文化研究的关系，在2016年出版的《富强求索——工业文化与中国复兴》的自序中已作详细说明，此处不赘。《富强求索》刻画了中国工业文化兴起与演变的历程，本书作为姊妹篇，描绘的是全球工业文化发展的图景。

作为一名经济史研究者，尽管我大部分时候研究的是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但我从来不被空间与时间所束缚。经济史，或者说经济学研究的历史方法，对我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分析工具，而非研究对象。当然，我恪守尽量使用原始史料的史学规范，所以我主要以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因为中国的原始史料是很容易获取的。况且，作为中国人，我热爱我的祖国，研究中国问题也会更有现实针对性。然而，我不想把自己局限为社会科学中所谓的区域研究者。同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探寻规律比单纯地描述事实更重要。这使我追随大部分经济学前贤的脚步，不惮以二手资料来构建历史模型。

必须感谢大学本科时教我世界古代史的晏绍祥老师。晏师乃古希腊史专家，我在他的课堂上受益匪浅。除了具体知识的讲授外，晏师对国际学术前沿的介绍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工作以后自费订阅了欧美经济史学界的几种权威刊物，跟踪国际学术最前沿的动态，便得益于那时受到的影响。也正是在晏师的鼓励下，我尚在本科阶段即开始阅读古希腊史领域的英文学术专著，养成了阅读外文文献的良好习惯。如今，中国的高校往往提出所谓“国际化”目标，要求教师出国访学，并高薪聘请海外学者。诚然，求知识于世界应该是我们长期坚持的战略目标，但在这个信息化时代，知识流动的障碍往往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小得多，尤其是软性的人文社科知识。在位于中国内陆城市武汉的一个地下室的简陋办公室里，我对国际经济史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了解，就不输于我所认识的一些海外学者。荀子劝学曰：“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学术不过用心而已。本书虽不免存在疏漏，然尚不至愧对老师教诲者，亦不过用心而已。

完成本书的绪论与第一章后，我曾将该部分书稿送给晏师审阅，在得到肯定的同时，晏师亦指出，国际史学界对欧洲中世纪的评价已较过去大为改观，希望我能注意这一动向。实际上，我倒并非不知“黑暗的中世纪”等用语早已难再见诸学术著作，但我整体上未采纳此种历史图景，亦自有考量。首先，尽管中世纪不是一个全面倒退的黑暗时代，但与近代相比，中世纪的落后也是不容否认的，本书所涉内容的时间跨度极大而篇幅有限，我必须反映中世纪与近代相比最为突出的特征，那就只能集中于论述其落后性了。其次，与前一本书一样，本书作为通识课程教学的副产品，面向的读者不只是历史学专家甚至不只是历史系学生，对那些非历史专业的读者来说，过于强调观点的平衡性往往会扰乱他们的认知，使他们在欠缺基础知识的情形下无所适从。这一点，我给非历史专业的学生上课时有非常深的体会。最后，我并非中世纪史专家，本书也并非历史学专著，我的目标是通过历史案例总结规律，进而建构工业文化的理论。就我的目标来说，将纷繁复杂的历史简化为可供指导实践的理论模型，才是应有之义。而历史学家在下结论时惯用的折中求全原则，既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更遑论将事实抽象化为理论了。但不管怎么说，我非常感谢晏师的提醒。而本书作为历史经济学之尝试，其性质已经决定了不完全适用纯粹的历史学规范。

2016年12月底，我和学生陈文佳参加了在福州举办的纪念船政局创办150周年研讨会。我们提交了一篇以福州船政局为案例来探讨中国工业文化形成的理论色彩较浓的论文。一位主要研究政治史的历史学者质疑“工业文化”这一概念是否能成立，并将讨论上升到“史学纪律”的高度。我在现场的回应大体分为两个方面。首先，理论研究与考据性的历史研究遵循不同的研究思路，但唯有理论研究才是对现实“有用”的。新概念的创造，是理论研究的基本特征之一，只有将复杂的、偶然的、特殊的事实简化为概念，才能够推导出明确的结论，而只有明确的结论才能够指导我们的行动。其次，我坦言我对此类方法论争论不感兴趣，因为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术界已经就历史与理论之间的关系爆发过若干场方法论大争论，但最终，理论家与历史学家各行其是，用自己的方式生产知识，而脱离了理论的历史学实际上丧失了作为社会科学的资格，只能被称为人文学科。今日中国学术界的不少争论，在本质上与100年前西方学术界的那些争论并无不同。我相信，思想史会给我们足够的思想厚度去承载不同规范的学术思想。当然，对思想史的了解也不能局限于中国。

因为那位学者提前离场，我们实际上并未面对面讨论，不过，我觉得如果固守门户之见的话，也没有讨论的必要。在会议闭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史名家虞和平教授，在总结报告中提到，有学者运用“工业文化”这一新概念展开研究，为船政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我非常感谢虞和平教授的肯定。事实上，假如理论能够提供看问题的新视角，其作用也就实现了。自然，理论的作用不止于此。

我曾经在《近代史学刊》上发表过一篇探讨马克斯?韦伯与经济史理论的论文，希望借助这位大师的智慧为历史研究中的方法论争议提供一个解决方案。韦伯是从文化角度切入经济研究的最杰出的学者之一，本书在理论与方法上，自然也会受其影响。但本书不是一本探讨理论与方法的著作。我觉得，为了避免陷入一些无谓的争论，我应该写一本关于经济学中的历史方法的学术专著，调和理论与历史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我早有此意，但一直被包括本书在内的别项研究所耽搁。在完成这样一本专著前，我不会再对这些争论了数百年的问题多置一词。

毕竟，历史的进程不理会这些茶杯里的风暴。福州会议结束后不久，我欣喜地看到工信部、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工业文化发展的指导意见》。2017年1月10日，在工信部相关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华中师范大学与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联合成立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这是国内高校成立的首家工业文化研究中心，体现了工信部相关领导对华中师范大学学术实力的信任，以及对我个人前期工作的认可。在中心主任彭南生副校长的全力支持下，我作为负责具体运营工作的中心常务副主任，正加紧推进中心建设工作。有了这样一块阵地，我坚信，中国的工业文化研究必定能走上正轨，建立自己的学术规范。中心的成立，得到了我的老师朱荫贵教授、贾根良教授等学者一如既往的支持，在此我要向他们表达诚挚的感谢。

《富强求索——工业文化与中国复兴》出版后，收获了一些肯定性的意见。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黄阳华君在繁忙的工作中，专门腾出时间来撰写了书评，并发表在新华网上，反响颇佳。陈虎平君与我素昧平生，我们基于共同的兴趣而交往，感谢他将拙著视为佳作进行推介。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的陈琛君也给予我很大的鼓励与支持，事实上，正是在与研究院的交流中，工业文化的理论构想逐渐成形。此外，如刘夙君、孙立君，虽尚未谋面，但亦交往已久。此类君子之交的友人尚有很多。当然，在我的读者中，我要特别感谢一些青年学生朋友。我在课堂上会收集学生听课的反馈，并根据他们提出的问题调整写作思路，这是本书创作的实际过程。而令我非常感动的是，武汉理工大学有一位并未选过我的课的同学，在读过《富强求索——工业文化与中国复兴》后，找到我请我签名留念。我在办公室中和他聊了一小会儿，他提出一个问题：“老师，像我这样学理工科的学生读历史书到底有什么用？”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直击文科学问的痛处，而我并不想用什么“无用之用”的大道理搪塞过去。那些大道理看似富有哲理，实则空洞无物。我当时并没有系统地回答他，但这个问题一直压在我心头，激励着我的研究工作。如今，在《富强竞赛——工业文化与国家兴衰》中，我尝试着回答了这个问题。自然，这本书只是一个最初步的答案。研究永无止境。

工业文化于理论研究之外，重在传播。目前，我正协助武汉的汉阳钢厂建设工业博物馆。感谢华中师范大学的付海晏教授将我推荐给詹一虹教授，而通过詹一虹教授的牵线搭桥，我被武汉市聘为申报联合国设计之都的咨询专家。在我看来，这些事情，和撰写学术论著同样重要。学术研究为我们提供好的想法，但想法若不能落实于实践，终究无用。毕竟，马克思说了，“重要的是改变世界”。

我要感谢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的杨青老师，邀请我为中国机床工具工业修史。研究机床工具工业史，将是我接下来最重要的科研工作。2017年5月，在协会的安排下，我在大连调研了光洋集团，见到了仰慕已久的于德海董事长。在上一本书中，于总是我挑选的体现当代中国工业精神的代表。而直接与于总打交道，更使我对这位民营企业家心生敬意。在一次谈话中，于总谈到了发展高端数控机床的艰辛，说那些困难都算不了什么，就是有时候有些委屈，因为社会上有人认为他说为国家发展工业云云是唱高调。于总的委屈并不使我感到意外，尽管我听了是非常难过的。今时今日的中国社会，爱国被某些人污名化，坚守社会主流价值的理想遭到浅薄之徒嘲笑，英雄主义则被庸人们质疑。但是，我愿引用黑格尔的话来宽慰于总：“‘仆从眼中无英雄’是一句有名的谚语，我会加上一句——歌德在十年后又重复地说过——‘但是那不是因为英雄不是英雄，而是因为仆从只是仆从’。” 中国需要的是于总这样的工业英雄，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然而，当这个社会的舆论氛围让于总这样的工业英雄感到委屈时，就说明我们的社会真的欠缺一种刚强奋进的工业文化了！好在于总这样的英雄也是不可能被庸人们的口水吓倒的。目前，于总准备打造一个先进制造业的工业旅游项目，目的是激发我们的青少年产生对工业与科技的兴趣。这是非常有前瞻性的真正体现企业家精神的构想。我祝愿中国有千千万万像于总这样的工业英雄，无论他们是企业家、工程师还是普普通通的一线工人，正是他们这些英雄，为我们民族赢得了世界舞台上的一席之地！

时光匆匆，小女知萌已能蹒跚学步，感谢她带给我的快乐，那种血脉延续的感觉，使我真实地感受到了生命的存在。也再次感谢我的父母和妻子为照顾小女与家庭所付出的辛劳。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