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以一种现代解释学的方法，从诸如现象学、舍勒哲学、存在主义哲学、日常语言哲学、施特劳斯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社群主义哲学、阿佩尔哲学等现代西方哲学理论成果以及由之形成的新的哲学语境出发，对中国传统哲学内在本质尝试了一种全新的和全方位的解读，以期从中发掘出掩埋在古老传统形式下的其现代特质和活的生命，并在此基础上最终为我们揭示出中西哲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旨，也即整个人类哲学殊途同归之旨。

作者简介

张再林教授

长期从事中西哲学比较、中国哲学的现代阐释的研究，并为中国大陆“中国哲学身体维度”研究的开创者。

现任西安交通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哲学研究所执行所长，西北大学特聘教授，西北大学东西方哲学研究所所长；美国罗耀拉大学兼职教授, 台湾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台湾元智大学“国科委”立项客座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身体哲学分会主席，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哲学》杂志编委。

代表著作：《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身道研究》《中西哲学的歧异与会通》《治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车过麻城 再晤李贽》等。

目录

目录

序 2

上 编 5

一、理想的认识论与日常的认识论　　——中西认识论的歧异与会通 5

二、智的本体论与爱的本体论——中西本体论的歧异与会通 11

三、认知的伦理学与直觉的伦理学　　——中西伦理学的歧异与会通 19

四、主客关系的美学与主体间关系的美学　　——中西美学的歧异与会通 25

五、外在的超越与内在的超越　　——中西宗教观的歧异与会通 31

六、爱知之学与成人之教——中西哲学观的歧异与会通 45

七、语义学的语言哲学与语用学的语言哲　　——中西语言哲学的歧异与会通 53

八、理性之治与德性之治——中西政治哲学的歧异与会通 65

下 编 82

九、对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 82

十、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86

十一、西方现代现象学与中国唯识论学说 92

十二、“面向事物本身”与庄学精神 99

十三、现代西方哲学的四大理论转向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 105

十四、西方社群主义与儒家政治哲学 110

十五、从阿佩尔哲学看中西文化的会通 119

精彩书摘

一、理想的认识论与日常的认识论——中西认识论的歧异与会通

　　正如分析哲学中有理想的语言学派与日常的语言学派之间的分野一样，我们将提出“理想的认识论”与“日常的认识论”这两个概念以表示中西认识论之间的区别。

　　(一)

　　传统的西方认识论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理想的认识论的学说。在这里，“理想”一词意指高于现实的和终极指向的东西。故所谓理想的认识论，是指一种与常识的认识理论相区别的非常识的认识理论，一种以追求绝对的逼真、严格的科学为宗旨的理论。正如常识满足于对常规思维的习以为常一样，理想的认识则始于对常规思维的理性超越和存疑待审。就此而言，理想的认识论不失为一种名副其实的真正认识论：它要求我们破除之于常规思维的积习和迷信，揭示“认识之为认识”的绝对无可置疑的坚实依据，从而最终建立一种具有广泛的普适性、严格的规范性和完善的体系性的极其理想的科学理论。

　　这种理想的认识论在柏拉图的哲学中始开端倪。柏拉图不仅把哲学定义为“爱知”，由此而为西方哲学奠定了唯知识论的致思取向，而且还从中为我们区分出知识与意见，也即理念与现象这两种认识对象。如果说现象作为凡人的肉眼的“看”的对象是一种相对的、易变的和不真实的表象的话，那么理念作为哲学家的精神的“看”的对象，则是一种绝对的、永恒的和真实的表象，因此，在他看来，知识的理论其实就是“表象的理论”。而在诸表象中，唯有理念这类表象才是哲学研究的真正对象，它作为一种极其精确的“特许表象”，是一切认识现象的基础并代表了人类认识追求的终极理想。

　　柏拉图的工作毋宁说为我们预示了整个西方哲学发展方向。一部西方的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的这一理想的认识论的脚注和补充。自近代以来，柏拉图的唯知主义逐渐朗现为西方哲学中异军突起的认识论转向，而从中又出现了大陆唯理论与英国经验论的双雄对立。但是，这种认识上的互争雄长并没有掩盖其实质上对柏拉图所开创的理想主义的认识论的共同的皈依。从柏拉图的绝对的认知理念出发，如果说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唯理论认识路线由外及内地把人类的认识最终还原为一种精确的“内视表象”的话，那么以洛克为代表的经验论路线则由内及外地把人类认识最终还原为一种精确的“外视表象”。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是这种“内视表象”还是这种“外视表象”，作为一种绝对理念的变种都不失为一种新型的特许表象的理论。这一事实表明，近代哲学家的种种努力依然没有走出柏拉图的理想主义的认识论的阴影，他们不过是用一种新的绝对表象的膜拜取代了柏拉图的旧的绝对表象的图腾。

前言/序言

序

　　这是一本有关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专著。长期以来，受西方哲学的强势话语的影响，作为一门学科或学术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其身份的合法性似乎一直受到某些专业人士的质疑。在一些人看来。中国有没有自己的哲学都尚且成为问题。遑论所谓的中西哲学比较这样的问题。然而。尽管面临诸多非议，但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日渐成为当今的一门“显学”却是有目共睹的不争的事实。几代海外学者在这方面结下的累累研究硕果自不待言，近些年来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在国内的悄然升温便是其有力佐证。在国内从事比较研究的治学者当中，既有一批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又有像张世英教授这样一批老一辈的长期致力于西学研究的学卓诣精、德高望重的专家。而国内老一辈学者这一“出入佛老，又返之六经”、从西学转向中学的学术经历表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在当今中国作为一种学术运动已呈欲罢不能之势。

　　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之所以在今天依然使很多学者难以释怀地涉身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该研究所特有的和至今未能解脱的问题情境。这种问题情境就是，由于人类的看似不可逆转的所谓“现代化”进程、由于西方文明的几乎所向披靡的胜利，东方文明的创巨痛深和其所处的危若累卵、岌岌可危的历史处境。它不仅使具有黄金般古老而自信的中华文化传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也使每一个文化的中国人开始致诘自己长期浸淫于其中的业已习成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正是这种特定的解释学语境，使中国学人开始以西方文化文本为理论参照对自己传统文化文本给予重新的定位和解读，借以重新为整个民族也为自己的个体生命寻找安身立命之基、精神和心灵寄托委任之处。因此，中西哲学比较之治学之初衷与其说是由于一种知识论的致思兴趣，不如说是更多地出于一种切身的存在主义式的忧患意识，存在主义式的生存反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其心思及境界迥非那些习惯于从知解上入思的所谓专业化的学问家们所能领悟。

　　其实，动力还来自西方文化一翼。中西哲学比较之所以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今日之显学，除源自东方文化的危机外还得力于西方文化本身不可救治的衰落。诚如施特劳斯所说，西方文化“大难临头，依然歌舞升平”。尽管西方文化在当今世界已成为一种咄咄逼人的强势话语，尽管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业已取得了似乎不可逆转的骄人的胜利，但以古希腊的知识论取向为其主要传统的该文化却盛极而衰地日渐暴露出其自身深层的矛盾和内在的不足，在历史辩证法的鞭策下同样难逃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命运，其实际上早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从近代就开始的西方蜂拥而至的人文主义哲学思潮对古希腊单维的哲学传统全面而深入的批判和检讨即是其困境的印证。因此，实际上，正如在现代中国文化中我们看到一种对其传统的生存论的反思那样，在现代西方文化中我们亦看到一种对其传统的生命根基的质疑运动：同时，正如时代正在召唤着中国文化走出“中央之国”的自恋误区以把自己纳入世界性的视域中那样，时代亦开始召唤着西方文化克服其旁若无人的私语时症以与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从事“两造之至深根源的会通”(施特劳斯语)。

　　这种文化的双向互动运动表明，中西哲学比较已不再是以个别民族为单位的微观的比较，而是基于普遍人类族类的立场的宏观的比较，其所涉的思考也已不再是一种专业化的、技术性的思考，而是一种浸濡着生命感和历史厚重的攸关整个人类命运的根本性思考，即担荷起人类终极关怀的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思考。这种更具普遍性的比较、这种更具终极性的思考也正是本书的主题。本书之区别于其他中西哲学比较专著的特异之处在于，其不仅试图从认识论、本体论、伦理学、美学、宗教学、语言哲学及政治哲学等多个层面对中西哲学给予一种全方位的比较，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比较中，通过对诸如现象学、舍勒哲学、对话主义哲学、日常语言哲学、施特劳斯哲学、阿佩尔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等众多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深入解读和思考，通过一种从中所透显出的与西风东渐相对应的堪称东风西渐的当代哲学运动，在一种中西哲学双向互动之中以揭示中西文化会通之旨，即不同民族之于共同的普世性的类哲学的趣向之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