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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关系史》是作者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和完善的结果，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和中国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项目的资助。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关系史》主要考察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从苏联到西方所经历的从对抗到对话的发展过程，分析这一发展的内在逻辑，着重研究二者在苏联、欧洲和英美的不同的政治、历史、地域和文化语境中进行对话所关注的不同问题、采用的不同方法，并分析其利弊得失，进而分析二者在中国的关系史，在相互比较中探讨二者在中国对话的可能性，以及对中国当前的文学理论建设的借鉴和启示意义。此项研究采用历史与逻辑、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以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各自不同的方法论特征为逻辑起点，以二者之间在二十世纪的关系史为经，以不同的时间阶段和地域空间上这种对话所关注的不同问题和采用的不同方法为纬，展开具体分析和深入阐发。

作者简介

　　杨建刚，（1978-），陕西三原人。南京大学博士，山东大学博士后。现为山东大学文学院和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2015年入选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6项。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获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和山东省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等奖励多项。

目录

序
序二
导言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历史与方法
第一节 形式主义
一、形式主义的发展脉络
二、本体论与内部研究
三、文学与语言学
四、形式分析与审美价值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
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脉络
二、总体性与外部研究
三、文学与意识形态
四、社会学批评与政治价值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对抗及其消解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的对抗与论争
一、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矛盾的产生
二、马克思主义对形式主义的否定和批判
三、形式主义者的自我省思与忏悔
第二节 从对抗到对话的内在逻辑
一、政治层面：“资产阶级美学”与“无产阶级美学”的冲突与消解
二、思想层面：康德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矛盾与融合
三、文化层面：知识生产的分化与去分化

第三章 在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对话
第一节 巴赫金：形式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节 形式批评与社会学方法的结合
一、方法论批判
二、超越“文学性
三、“形式一内容”的辩证法
第三节 语言符号与意识形态的对接
一、批判两种语言学
二、话语的对话性质
三、话语的意识形态特征
第四节 小说形式与社会历史文化的互动
一、史诗与小说
二、小说语言的杂语性
三、小说形式与社会历史文化的相互影响与渗透

第四章 形式的革命与革命的形式
第一节 艺术自律：理论建构的共同基础
一、形式主义与艺术自律
二、自律与他律的辩证法
第二节 艺术本质：内容与形式的双重变奏
一、黑格尔模式的现代反思
二、艺术形式的革命潜能
第三节 艺术功能：感性能力的恢复与生成
一、陌生化与文学性
二、陌生化与革命
三、陌生化理论研究的深化与走向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方法论融合
第六章 介入、文本与意识形态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相互征用与对话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问题
第九章 对话思维与文学理论的知识形态建构

附录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一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教授访谈录
引用文献
人名索引
主题词索引
后记

精彩书摘

　　第一节 巴赫金：形式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
　　从生平来看，巴赫金与俄国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都有着复杂的联系。他与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同时就读于圣彼得堡大学，虽然没有直接加入他们的讨论，但对形式主义者的学说极为关注，并于1929年出版了最重要的批评著作。此举在当时没有引起太大的影响，但形式主义者却将他引为同道。在巴赫金被埋没了25年之后，首先在学术界提及巴赫金的是最有影响的两位形式主义者雅各布森和什克洛夫斯基。1956年5月，雅各布森作为国际斯拉夫语学者委员会的成员，回到莫斯科参加一个国际讨论会，在会中首先提到鲜为人知的巴赫金，而他对巴赫金的敬佩让所有人感到惊奇，巴赫金遂成为一个神秘人物受到关注。1957年，在自己的《赞成与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札记》-文中，什克洛夫斯基以尊敬的口吻批评了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专论，从而恢复了他们在20年代的对话。进而，1958年9月，雅各布森在莫斯科国际斯拉夫语学者大会上把什克洛夫斯基的这篇文章广为散发，并组织了热烈的讨论。正是由于雅各布森和什克洛夫斯基的大力推荐，巴赫金的思想在苏联学界才广为人知，再次受到关注。之后，在柯日诺夫等几位年轻学者的努力之下，巴赫金的著作得以出版，最终使巴赫金成为世界闻名的理论大师。①
　　巴赫金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同样复杂。由于宗教问题，他受到官方的逮捕并流放多年，但同时他又与官方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在被判流放的时候甚至受到官方高层某种程度上的保护。作为第一任“人民教育委员”的卢那察尔斯基在1929年对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书发表的充满溢美之词的书评帮助了巴赫金，而卡甘和高尔基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使巴赫金免遭10年艰苦服刑而改为6年流放。在巴赫金晚年时期，官方对巴赫金的待遇也是相当优厚的。然而巴赫金本人却一直试图与官方保持距离，以边缘人的姿态出现在苏联学术界。也正是这种姿态给予了他冷静地审视和思索学术问题的可能性。
　　从其学术思想上来看，巴赫金的学说与俄国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不同。苏联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形式主义有着不同的理论资源、文学观念、研究方法、问题意识和价值立场，可以说二者属于两种完全异质的理论流派。形式主义者认为文学具有一种特性，即“文学性”，一种使“一个作品成其为文学的东西”，其体现者首先是语言和手法。如詹姆逊所言：“也像索绪尔语言学那样，俄国形式主义者一开始的作法不得不是否定性的，目的在于把文学体系与其他外在体系分别开。”①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上，形式主义者试图把文学和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等因素分割开来，认为文学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文学并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上，强调形式的重要性，否定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认为形式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而在文学发展史方面则认为文学是自律的，其发展变化与外界环境无关，是文学形式辨证自生的历史，是形式内部的自我演替和转化。如什克洛夫斯基所言：“所谓艺术史，不过是没有内容的形式的交替和更迭，就像一把刻有不同标志的骨牌，每撒一次都能形成不同的组合。”②
　　与形式主义相反，庸俗马克思主义是学术界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学术领域的不成熟的表现。苏联庸俗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直接受到马克思的影响，更大程度上是普列汉诺夫的蹩脚的学生。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方法庸俗化和简单化地运用于文学研究领域，认为作家的创作和其阶级地位有直接的关系，甚至用经济因素和阶级因素去直接解释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问题；文学艺术不是作家对现实的能动反映，而只是一种消极的记录；把文学艺术的目的和社会政治目的等同起来，文学艺术作品完全变成了社会政治的形象图解；文学艺术不存在独立性，而成为政治革命的工具和附庸。
　　……

前言/序言

　　好久没有读到如此畅快淋漓、动人心弦的长篇大论了。尽管多年前我已经看到了它的雏形，尽管多年来我已经不再关注这一话题，尽管多年来我对师生之间相互“站台”而不屑，更枉谈“举贤不避亲”……等等“尽管”，我还是不吝誉美之辞为这一小序开篇。
　　建刚2006-2010年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是我最喜欢、最在意的学生之一。我喜欢他从三秦大地带来的泥土芬芳，喜欢他对学业、学术的执着和专一，喜欢他行事爽快、处事干练的品格；在意他选择这一高难度问题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在意他由此起步能否衍生出自己的新路，在意他面对种种诱惑如何保持自省、能否有足够的定力我行我素……
　　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是一个“高难度问题”，在于以往对它的理解一般定格在二者的“对抗关系”，无论是学术史描述还是理论话语本身，该论题似乎都在表征如此不言自明之理，就像“内容与形式”“道与器”那样明确两分。建刚所挑战的就是这一早已存在着的、几近成了共识的学术成见。他的方法是“用事实说话”，避免了“空对空”泛论，即撷取学术史上最有代表性、最典型的个案，在总体性把握的同时侧重深度学理辨析，揭示二者既对抗又对话，对抗中有对话、对话中有对抗的复杂关系。就此而言，我非常赞同乔纳森·卡勒的那句话：“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这是因为，由此反观我们的许多所谓“理论”，其实并非如此，诸如“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之流，实则是常识的重复和宣讲。于是，我在建刚对既往成说和“常识”的挑战中，似乎看到了卡勒所说的真正“理论”，以及“文学理论”在新一代青年学人那里的重塑和希望。
　　“功夫不负有心人”，十年的旅程一路走来，“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研究已为建刚赢得了许多肯定和赞誉，此乃实至名归。与此同时，也有一种不甚赞同甚或完全相反的声音，据说这种声音还是来自“老牌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自封、自诩的。在这位自封、自诩的“老牌”和“权威”看来，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就是形式主义，二者风马牛不相及，怎么能把本来对峙的东西扯在一起呢？讨论这样的问题有什么意义呢？这些疑问足以证明这位“老牌”实乃“不读书不看报”者，属于不接受任何新事物的“权威”。新中国文艺理论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原则和活的灵魂，恰恰是在这些自诩的“老牌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丧失了生命力。我当年之所以坚定支持建刚的这一选题，并非自己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许多偶然因素使然。这需要回溯十年前我和他的多次交流和讨论。
　　我支持建刚的这一选题，首先基于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而我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又缘自当时我的学术兴趣已经发生了转移，即从马克思主义入门文艺理论、后来转向形式美学的经历，其间积累了这两个方面的研究经验，同时也有长期存疑的问题挥之不去，包括“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关系。其中一个偶然的因素是，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就收到一本寄自美国的英文书——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教授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尽管我不能读懂其中大部分内容，但是，仅就书名就足以让我眼前一亮，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话题。于是，我立马跟中国艺术研究院程代熙先生联系，建议他组织翻译和推荐出版，后因各种困难未果。于是，在和建刚讨论他的博士论文选题时，往日的心结被再次勾起，推荐他读一读这本书，尝试是否可能再次面对这一挑战。我想，他最终确定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首先是受到詹姆逊教授的启发，由此萌发了重新挑战这一难题的冲动。他在此基础上扩写与完善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关系史》，也就成了第一部由我国学者涉足这一重要问题的专著；与詹姆逊的那部论著相比，建刚所秉持的中国立场和中国问题显而易见，其开拓性和前沿性不言而喻。
　　当然，我在意建刚的这一研究还不仅在论题本身，更在于这一论题背后的现实意义，即对于“非此即彼”、非“内容”即“形式”之类的二元对立，同样是一种警示和挑战。此类“二元对立”长期控制我们的思维模式，除此之外我们似乎很难找到另外的方法论参照；而脱胎于这一模式的“理论”大多贻害无穷，因为它类似“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使鲜活的文学失去了血肉之躯，理论的对象已经不是在场的文学，理论的自说自话已成为公认且可悲的事实。既然如此，文学也就无须倾听理论的喧嚣，“理论”和“文学”的分道扬镳也就在所难免，前者的意义仅限于“职场填表”和“圈内打赏”。当然，建刚的研究并不是直接讨论这一问题，只是以“用事实说话”的方式，演示了历史上对于二元对立的超越，表征了这一超越的可能性及其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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