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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大国的崛起，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开始受到挑战。这些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全球力量平衡正在转变。这对国际秩序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呢？人类是走向一个冲突频繁的世界，还是一个西方主导地位终结、人类更加和平的世界？

一些专家对全球权力转移的复杂性保持高度敏感的认知，作为其必要补充，奥利弗的《中国之治终结西方时代》，将成为研究当代国际关系的学者和学生，以及每一位对全球政治的未来感兴趣的读者的必读书目。

内容简介

中国的崛起，使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受到挑战，全球力量平衡正在发生转变。这对国际秩序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中国会带领全球吗？人类是走向一个冲突频繁的世界，还是一个西方主导地位终结、人类更加和平的世界？

世界多极化走到今天，新势力已全面崛起，其中的核心是中国复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辉煌成就对全球秩序产生了广泛和系统影响，中国方案也让世界更多倾听到东方的声音，中国已成为一个能够挑战西方领导秩序的国家。后西方时代真正到来。

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抛开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将西方“民主法治”作为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临时畸变，将东方崛起视为回归常态，规避简单化的极端，面对现有秩序或者建立“平行秩序”，补充了今天的国际机构，增加了新兴国家的自主性。中国之治显为耀眼，它既开启了盛世中国之路，又重塑了全球秩序，正带领着全球治理的新航向。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奥利弗.施廷克尔（Oliver Stuenkel）

巴西人，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PPi）研究员。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肯尼迪政治学院公共政策硕士，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学学士。现为圣保罗热图力奥.瓦加斯基金会（FGV）的国际关系副教授，在圣保罗大学历史和社会科学学院（CPDOC）协调工作，负责国际关系的执行项目。

奥利弗的研究集中在新兴国家（特别是巴西、中国、印度），如他们的外交政策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出版有《IBSA：南半球的崛起？》（2014），《金砖国家和全球秩序的未来》（2015）等著作。评论文章多见于《纽约时报》《环球时报》《今天的扎曼》《印度时报》《亚洲时代》等。

精彩书评

本书将我们对政治和国际事务的理解作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诠释。奥利弗.施廷克尔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不只关于“国际新兴国家的崛起”，还涉及一直被忽视的非西方世界的权力和影响力。这本书内容很吸引人，极具教育意义。”

——印度前外交国务部长沙西.塔鲁尔

奥利弗.施廷克尔代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新声音。在《中国之治终结西方时代》一书中，他探索全球秩序的很大挑战，批判迎合国际权力机构的西方中心论的狭隘视野。对于想了解一个多极世界秩序的面貌及其如何能有效地实现的人而言，本书是必读书目。

——巴西前外交部长和前国防部长塞尔索.阿莫林

目录

目 录

引　言

第1章　西方中心主义的兴起

西方崛起前的全球秩序

西方的崛起

西方文明的东方源头

西方势力的狂妄自大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兴起

“西方秩序”的起源

结　论　

第2章　权力的迁移和其他势力的崛起：中国能否取代美国?

经济多极化进程中最核心的要素：中国的崛起

中国未来发展轨迹的三种设想

“绿色中国”在行动

应对人口结构压力

中国的创新能力在提升

“中国崩溃论”不攻自破

区域战争的风险

管控中国的经济转型

中国保持经济领先地位：不对称的双极化能否持久？能否和平展开？

结　论

第3章　中国的软实力是如何硬起来的

从硬实力到软实力：新兴势力的软实力战略

软实力需要强大的硬实力做基础支撑

中国软实力提升取得长足进步

中国正尝试设定全球议程

任重而道远的软实力提升之路

结　论

第4章　中国引领国际新秩序：金融、贸易和投资

金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

贸易和投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等

结　论

第5章　中国引领国际新秩序：安全、外交和基础设施

安全：上海合作组织（SCO）等

外交：博鳌亚洲论坛（BFA）等

基础设施：“一带一路”（OBOR）等

结　论

第6章　后西方时代来临

对自由主义秩序下西方特权的质疑

走向全球竞争性多边主义

结　论

第7章　世界期盼中国之治

习近平在利马和达沃斯

金砖国家凸显“金砖”力量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

结　论

第8章　全书总结

注　释

致　谢

精彩书摘

摆脱西方中心论的视角，使我们能够欣赏全球秩序以及从人道主义干预到金砖国家集团和新兴国家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等核心事件的多样化解读。这些关乎紧要因为对于核心国际事件的非西方观点几乎得不到关注。

1973号决议之后对利比亚的干预就是很好的一例。美国观察家将其描述成“模范型干预”，但从金砖国家的角度看，西方破坏了原则，将保护的责任转化为政权更迭的任务。巴西和印度抨击北约执行利比亚干预行动的方式，华盛顿当局却有些惊讶，因为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只有西方势力愿意且能够领导“困难的”干预行动，甘愿派出自己的士兵犯险，其他国家只能作为此类事务相关论争的参与者。然而，从巴西利亚、德里和比勒陀利亚当局的角度看，三大常任理事国对该事件的处理方式——包括法国在武器禁运的情况下决定向反对派提供武器，而且不愿共享有关轰炸行动及轰炸何时停止的信息——象征着一种触及实质利益就不关心制度和规范的单极思维，凸显了当今全球秩序的不包容性。

同样地，土耳其和巴西发起与伊朗的核协议会谈被美国否决，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在华盛顿当局的政策制定者眼中，这两个国家没有足够的权威来引导这样一项敏感的工作（或是没有足够的能量达成这样一份协议）。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学者查尔斯.库普干（Charles Kupchan）写到，时任巴西前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决定会见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就是巴西“不接受西方全球秩序”的明证。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口角也被推定是土耳其“脱离西方”的证据，而印度在联合国上的投票行为也显示了“其作为新兴势力的利益和地位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中比起民主制度更为重要”，由此暗示在美国政策制定者看来，美国的民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比国家利益更加重要。但现实中美国经常会为了国家利益而与非民主政权建立强有力的合作关系，此类外交政策比比皆是：比如，在中东地区，沙特仍然是美国重要的同盟。这种高度美国中心化的论断凸显了美国的态度，想要华盛顿当局的政策制定者接受真正的多极世界，美国只作为若干重要行为体中的一个是非常困难的。巴西、土耳其和印度的行为从任何角度看都是反体系的，但是他们遭到的指责却是因为没有按照美国的利益行动。只有那些将美国领导而非体系规则和功能看作当今秩序决定因素的势力，才会将新兴势力称作修正主义。

与之相类似的，保护的责任（R2P）的理念以及关于主权的论争都是围绕西方弥漫说的构架而展开的。R2P通常被看作是一个西方理念，而西方评论员经常指责“修正主义”和“不负责任”的非西方势力不愿分担全球责任，没有真正支持R2P。多数西方观察家将R2P的本质看作是西方开明自由思想的表达。对于他们而言，最大的挑战在于说服新兴势力认同这个理念的有效性。恰如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和亚当.沃森（Adam Watson）在他们的重要著作的开篇所写，当今的制度和规范从本质上可看作是“欧洲国家国际社会圈向全球其他地区的扩张”。

这种观点忽略了R2P部分起源于非洲的事实，忽略了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各国政府都在2005年的联合国全球峰会上致力于推行R2P，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化理念。相比广泛认为非西方的新兴势力不愿接纳R2P的想法，正在崛起的国家对这种规范的态度就更加微妙了。西方世界将金砖国家描述成不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具有误导性，因为新兴国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支持R2P的。此外，恰如埃塞克.特瓦斯.桑普森（Isaac Terwase Sampson）所写的：“尽管R2P被宣扬为国际社会应对严重人权灾难的新范式，但其实如今的R2P有很多要素早已在非洲成为惯例，特别是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地区。”全球各地很多政策分析家仍然将R2P误认为是人道主义干预（R2P的理念要宽泛得多，还涉及一国保护本国国民的责任），而“ECOWAS已经建立了相应的冲突防控、管理和决议机制，并开始行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强权西方对阵弱势的其他国家这种错误的两分法不仅仅局限于R2P的支持者。这种理念的批评者也分为两个阵营。如拉胡尔.拉奥（Rahul Rao）所写，其中一个阵营属于“政治正确的西方左翼，对西方帝国主义犯下的罪行感到羞愧，发现自己无法谴责第三世界政权的行为”。第二个阵营大多位于全球南方（Global South），认为这种理念是强权国家的帝国主义阴谋，旨在掩盖保护经济利益而采取的军事干涉行动。两个阵营都错误地认定R2P的准则是一种西方理念，服务于西方利益，却忘记了非西方思想家和领导者对其发展的重要贡献。

认为非西方国家绝对反对为本国利益而干预他国事务的论点是与历史证据不符的。1964年，印度成为第一个正式向联合国提出种族隔离问题的国家。1966年，巴西组织了第一次重要的联合国种族隔离研讨会，极大地促成了联合国大会通过外交隔离南非的行动——这种极强的干涉主义立场遭到很多西方国家的抨击。同样地，印度在1971年介入东巴基斯坦事务——帮助制止了对当地百姓的屠杀——不但遭到西方国家的强烈谴责，也使印度遭到暂时性的外交孤立。所幸苏联一票否决，联合国安理会才没有制裁印度。因此，简单粗暴的“西方vs.其他”的二分法以及认定R2P为西方理念的想法（隐含意味着需要说服非西方行为体相信其用途），从历史、理论和政策角度来看都是没有助益的。

同样，在谈及安全领域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时，非西方国家的贡献也经常被忽视。比如，过去十年里，中国已经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维和行动军事贡献最大的一家。中国组建常备8000名维和官兵，承诺未来五年向非盟捐献1亿美元，用于建立应急反应部队，同时还将在未来十年里捐献10亿美元，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和发展基金”。

2015年，大约五分之一的联合国维和人员来自中国。印度甚至派出了更多的部队。在印度洋打击海盗的活动中，中国海军贡献巨大。与美国不同，中国在过去几年里没有对联合国的累积欠费。最近，中国派出一支队伍赶赴南苏丹，伊拉克也有中国军事顾问协助稳定国家局势。尽管没有一致认同的具体数字，但是中国在数十年里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发展和人道援助，而且近期还推行了一系列举措，强化其所在地区的基础设施联通，比如“一带一路”倡议，我们将在第5章详述。同样，印度也被称作“新兴捐赠体”，在其周边地区和非洲的援助项目也逐步增加。最后，中国首次确定了碳排放量最高峰年份——2030年。中国（或印度）在全球事务中的行动时刻提醒我们，不能再简单地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其他新兴国家归类为“免费搭车者”“逃避责任者”或“崛起的搅局者”，我们也不会像很多西方分析家所说的那样将面临后西方时代的混乱阴霾。再也不能一概而论地说中国不愿承担任何国际责任，或是说其在当今制度和规范框架下的行动相比美国要少很多。

西方中心主义不能客观地评估新兴势力对全球公共产品的贡献，而是经常引导分析家关注中国政治崩溃的虚假期望。从西方的角度看，很难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能够掌握政权如此之久，因为他们认为中共的做法与广泛认可的经济发展需西方化和民主化的期望相悖——尽管历史上能够佐证这种断言的证据很有限。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伦.佛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有一定的政策制定经验，他写道：“美国策略的终极目标是加速实现一场革命，即使是和平革命也可，以此扫清中国的一党执政政体，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取而代之。”他断言当中国发生意义深远的政治变革时，“毫无疑问会对美国长期的参与政策有所亏欠”，这种说法严重夸大了美国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影响力。

前言/序言

引　言

我们对当今世界的理解处于一种异常的历史背景下。过去一个半世纪里，西方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处于统治地位。更重要的是，很多国际关系学者提出的用于解释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在理解过去，分析现在，或预测未来时——也都有深刻的西方中心论烙印。价值中立和具有普世价值的国际事务阐释并非主流，大多数英语文化圈的国际事务分析师所做的分析都为偏颇之论，宣扬和维护西方文明，将其标榜为全球政治的主题和理想的规范标准。

对于这些思想家而言，在谈及过去的时候，非西方的思想在思想史上几乎不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谓的“全球对话”大体都局限于身处美国的评论员、学者和外交政策制定者之间。圈内普遍认为标准规范以西方为中心，向周边逐步辐射。非西方的行为体或接受了这些新思想，或加以抵制，但是他们极少能成为发展的媒介。根据这种普遍认可的“西方传播论”模型，历史被看作是由西方引导的过程，而非西方对全球秩序观念的贡献则很少引起关注。早已被全球历史学、人类学和其他学科学者采纳了数十年的精微视角，至今在国际关系学科中仍然没有体现。因此，对于国际事务历史的主流分析大多都伴随着西方的崛起而发端，西方崛起前或非西方历史的关注度很低，甚至被彻底忽略。

这样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全球秩序历史中的一些重要事件——比如从帝国统治到民族国家多边秩序的转变等——并非是由西方引导的过程，而是西方与非西方行为体之间反复博弈的结果。通常认为即使是殖民统治者往往也无法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制方式推行制度。其中最重要的一例就是民族自决的兴起。民族自决是当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础，其产生并非源自西方思想家而是反殖民运动。早在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之前很久，民族自决就一直在对抗西方利益——尤其是在二战后数十年里西方统治地位达到高峰时成功地建立了全球规范，而传统历史记录中对二战后这段时期的描述里，非西方的势力是完全缺席的。横贯历史，其思想的传播远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动态、多层次、复杂混乱和分散化。

美国在二战后秩序的建立中起到核心作用，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话有些是对的，他称，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具备美国的理想主义和资源应对如此多样化的挑战，也没有能力在如此多的方面取得成功。美国理想主义和例外主义对于新国际秩序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在解释二战后秩序兴起时，尤其是美国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往往臆断世界自愿将权柄交于美国。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经常忽视合法性和威压之间的区别，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后者是巩固自由秩序的重要因素——在之前任何体系中都如出一辙。这种秩序的建立涉及美军在战败轴心国驻军；对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主义者加以威胁和暴力打击；推翻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反抗政府；还有在全球范围内系统化地推行美国政治和经济偏好。

这种具有选择性的历史解读造成对西方势力、所有权和文化吸引力的过分强调，弱化了军事力量在当今全球秩序的建立和维护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从更广的范围来讲，诸如冷战或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的终结等有利的历史大事件——有些人认为自由的亲西方力量在其中起到主导作用——被解读成西方主张的有力支撑；而近年来埃及、泰国和俄罗斯的民主终结等不利的历史事件，并没有败坏自由主张和准则，而仅仅被解读为历史发展的低层次结果或暂时性的轨道偏离。

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将过去的一千年称作“欧洲为世界政治中心的千年”。这种论断严重低估了非西方思想家和文化所做的贡献，也忽视了西方在经济和政治发展中对外来——比如来自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知识、科技、思想和规范的依赖。他们还对另外一件事实全然漠视，其实上一个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由非西方势力控制着世界经济。历史上有很多重要事件发生在欧洲之外，比如奥斯曼和蒙古帝国的建立和持续壮大等事件。国际准则和规范的演变受很多西方外事件的深远影响，比如十六世纪莫卧儿王朝阿克巴大帝在印度推行的宗教宽容政策，再比如十九世纪初期激励了全美洲奴隶的海地反抗殖民主义运动。然而这些事件往往难以融入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叙事中。实际上，西方中心论使我们被动地将诸如民主、人权和外交等很多影响深远的思想和规范归为西方的，将当今西方的优势地位追溯至以往，由此创造出简单的目的论历史，枉顾此类思想往往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同时萌芽，或互为基础发展，因此并没有单一源头的事实。

当今时代也有同样的问题，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西方是维护全球稳定的关键。七国集团（G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北约（NATO）等西方领导的组织，往往被看作是温和友善的；而没有西方国家参与的组织要么被看作是低效的（七十七国集团[G77]），要么就是古怪荒谬的（金砖国家[BRICS]），要么就是有威胁且心怀恶意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 或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很少有分析家关心此类组织对全球公共关系的贡献，他们普遍对这些组织持怀疑态度。尽管很少有人明言，但这种状况也指向潜在的西方天然享有权力思想，非西方领导的工作缺乏正统性。同样地，全球计划的制定——在经济或安全领域某一特定政策问题的发起、合法化和成功宣传——也往往被看作是西方行为体所专享。在构建现代世界正统知识体系时，非西方思想很少被纳入源头的考虑范畴。

最关键的是（也是本书的主要论点之一），我们对当今秩序形成和现有形态的理解及对未来的预测都有很大的局限，因为他们对“后西方世界”的猜想是基于狭隘的西方中心论角度展开的。这种视角由主流现代国际关系学者共同建立，惯常于将西方普世主义和非西方特殊主义、现代西方和传统非西方割裂来看。主流西方叙述下仍然认为有一种先行的现代化、一种理想型的西方现代化将主导世界。非西方行为体被看作是国际社会中相对被动的规则接受者——或是抵制现存秩序或是融入其中——但是很少被看作是正统的或有助益的规则制定者和制度建设者。很多著名的美国学者预测西方全球领导地位的确立将与全球秩序中大国兴衰周期性的结束相吻合，这并非巧合。

总体而言，只有无法适应西方标准或对西方造成根本性威胁时——比如百年之前针对中国爆发的“黄祸”，非洲的反殖民运动，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恐怖分子，或是伊朗带来的核武器威胁，非西方行为体才会得到重视。另外，有时对非西方思想的重视是为了将西方与一些当今认为不合宜或危险的理念撇清关系，比如对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攻击等等 。然而，共产主义根本不是反西方的，反而是正宗的西方思想；其诞生源自乌托邦实验，追本溯源要归因于欧洲启蒙运动的激进思想，而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从根本上讲也是西方中心化的，也是具有区域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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