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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稿由《鞑靼征服中国史》、《鞑靼中国史》和《鞑靼战纪》三部分组成。

　　《鞑靼征服中国史》由西班牙多明我会教士帕莱福根据搜集到的大量资料撰写而成。该书讲述1644年崇祯之死，清兵入关，到1647年，即清顺治四年清兵攻占南方最后三省广东、福建、广西这段时间的历史。它所记述的史实，有不少可以和中国史料相互印证、补充。

　　《鞑靼中国史》记述1665年北京教案的过程。作者系耶稣会教士鲁日满，当时他在浙江、江南传教。在这次教案中，鲁日满及其他外地传教士也被押往北京，在礼部受审，因此，对教案过程记录比较详细，是研究此次教案的第一手史料。

　　《鞑靼战纪》由耶稣会士卫匡国所撰，记述的是卫匡国在中国所了解到的清军征服中国的过程，其中清军之征服江浙一带，因有作者之亲身经历为证，是比较有价值的。

　　

目录

鞑靼征服中国史
鞑靼中国史
鞑靼战纪

精彩书摘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鞑靼征服中国史 鞑靼中国史 鞑靼战纪》：
　　中国居民在他们最后一个皇帝的统治下，享受和平之乐。皇帝叫做崇祯（Zunchin），一个带有欺骗性和不祥的名字。他是统治那片辽阔领域的绝对君主；在1640年，对若干州郡致命的一年，乌云开始密布，不久就产生一场风暴，毁灭了整个国家。
　　我说，中国皇帝叫做崇祯，是个带有欺骗性的名字，因为在中国语言中崇祯的意思是吉祥，或崇高的统治，但这个征兆之虚假，很快就显露。皇帝非常温和，善良；他的臣民，充分享受和平带来的好处，在这样一位优秀君主治下，肯定生活愉快。但对于一个君主来说，善良、温和、稳妥的治理是不够的，除非他同样有防备，不要有坏大臣，他们利用他的信任，满足私欲，野心无限膨胀。
　　1640年，同时有两个盗匪，反叛合法的君王，一个姓李（Ly），一个姓张（Cham）。他们虽为中国皇帝的百姓，无论身分或出生均无足轻重，但两人都渴望至高的统治。在国内集中大量精兵后，他们开始侵入与鞑靼邻近的北方诸省。
　　同时候，皇帝没有足够警惕去平息这次叛乱，很可能守卫疆土的将官，上报的消息和情报，根本没有到达宫廷，以致未为皇帝所闻。国家的大臣，朝廷的官员，封闭了消息，利用皇帝温良的性格，准备出卖国家和主子。戴克里蒂安（Diocletian）的话千真万确：“哪怕君王善良、谨慎、机警、小心、戒备，如果他手下工作的人，本应忠实地替他服务和进忠告，相反地却共同欺哄他，滥用他的权威，所以他不能防止叛逆。要么君王的臣子英勇忠实地去打击造反者，要么造反者很快就会自己去攻打君王及其臣僚。”
　　此次叛乱的两个首领正是利用这个危险的疏忽，而那些大臣，如果一开始就行动，可以轻易结束这次骚乱，现在则失掉时机，再不能予以镇压了。在短时间内他们赢得伟大、英勇指挥官的盛名，并利用这个声望，很快有了足够兵力，不仅可以保护自己，还扩大他们的征服，趁机扩大他们胜利的名声；他们的盟友与日俱增。对胜利者的喝采，从不缺少赢得新的伙伴。这样，这些叛逆很快就用武力占领了五个省。
　　叛匪张在五省之一，离帝京最远的省份自立，采用王号，决意扩大他的征服，使邻近诸省归属于他，一当他征集到足够的兵力，他便把这个大计划付诸实现。
　　另一个叫做李的叛匪，看来正策划更大的阴谋，他接近京城，已构想征服全国。但他考虑到，开始时他和张结盟得到支持，而现在随时间的推移，张可能是一个强大的对手，成为他夺权的大障碍，他要尽力把张除掉，或者采用密谋，或者使用公开的武力；有关他和张的关系，还没有更多的报导。
　　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告诉我的读者，我不得不用“大概如此、看来这样、极其可能，等等”来编写几节，因为我据以编写《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鞑靼征服中国史 鞑靼中国史 鞑靼战纪》的材料，是在动荡时期从中国寄送给我的信札和一些不确切的记录；无疑地当时全国陷入一片骚乱中，所以传来的信息简短而杂乱，常常没有标明日期，往往难以区别人物的名字，以及他们的特性。同时在屡次一份又一份校审记录时，我注意到其中有的记载，仅仅是对另一份记录的续撰和解说。因此为了让我的读者更加明白，我用上述的方法将它们汇集，或许，尽管我为此作出了努力和关注，仍然不能达到预期的完整和确切。
　　现在没有能够竞争帝位的人，李开始实现他的大计划，在陕西（Xenzi）省名叫西安（Singanzuase）的省城驻扎。他自立为王，采用中国皇帝的称号，据有皇宫，像一个君主那样行动。他威胁说他很快要决心征服北京省，占领皇城，把北方六省中最重要的北京归并入他已征服的省份。
　　这两个僭位者最初的起兵不是十分清楚的，仅得知，他们两个都是中国皇帝军队中的军官，他们发现，士兵既不受重视，服役亦未得报偿，而是受到朝臣的虐待，所以他们反叛国王，共谋自己成为开军饷的主子；决定把造反的事通告朝中的显贵。替君王服役的军人，能为国家效力或作出贡献，决非那些只靠奉承讨好君王的小人所能企及。
　　他们开始是申诉，由申诉再诉诸武力，一旦开始叛乱，他们认为将坚定地进行下去。
　　毫无疑问，造成这次叛乱的人犯下大罪行，而那些不仅发动叛乱，而且残害百姓的人不能为他们开脱责任，减轻罪过；他们非但反叛国家，也反叛他们的君王。一个君王的恶行，不管怎样公开表现在他执政的错误和违法上，都不许可他的子民公开造反？更不许任何百姓向其君王进行报复或反叛，如果他受到伤害，可以向君王投诉，用请愿的方式得到补偿；如果得不到补偿，他可以再次申诉，直到他的君王知道他的苦处；如果再三请求仍一无所得，那么他可以停止申诉，不如向天上的神祈祷请求神灵制裁地上的王公。否则，如果百姓可以用任何借口反叛他们的主子，向君主报仇，那么国家就完蛋了。
　　正当叛乱和内战的火焰日益燃烧，一场毁灭性的大变革威胁着整个中华帝国时，鞑靼王对此十分关注和警惕，他满心希望将出现使他有正当借口进入几省或所有省的机会。虽然在中国动乱之前二十四年，即从1618年到1642年，鞑靼人有时越过长城，侵入边境，但这只是对中国人侵入鞑靼地方的报复。亚州的居民，每当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伤害时，都复仇心切，因为，无论是个人对个人，国家对国家，都把报仇雪恨当作是惟一的职责：全亚州普遍的做法是有仇必报；但我祈求上帝保佑，用暴力寻求报复的仅限于亚州的民族。
　　正是这个坏风俗使得从前接境的鞑靼人经常侵入中国邻居的领土；但那时他们没有打算征服中国，也没有这样做的足够兵力。当时中国的皇帝和鞑靼的汗保持和平。尽管这是真实的：两国之间缔结的和约，鞑靼人放弃对中国的企图，仍不能防止相互间时时发生的冲突，但对鞑靼人来说，要向中国公开宣战，却不合情理，也有失尊严；所以他们认为，应当找到可以像欧洲政治家提出的貌似有理的借口。
　　因此鞑靼王不仅留意和观望中国发生的事，而且准备利用有利的时机；但他决定只抓住看来是冠冕堂皇的理由，那么他可以光荣、体面地在中国各省大干一番，不背上僭位者的恶名。与此同时，他自我感觉：命运至今对他这边有利，天意必定支持他的事业，将对有关的事变作出裁决，以便尽快地实现他的意图。必须承认，这些蛮人不像我们的许多政治家那样随意去干非正义的事。因为用暴力夺权，在鞑靼人看来并非王者之道，反倒是暴徒之行径。但他为此准备了无数英勇的士兵，马步军俱全，当时他还没有炮，不久后他就得到许多优良的大炮，尽管他没有在炮上印刻Raultima Regum的字样。
　　他也考虑到李对他的友好表示，期望得到他的保护，对抗合法的君王，因此之故，至少李不把他当作敌人，不会拒绝让他分享征服果实。不过这位鞑靼君主曾庄严地与中国皇室缔和，放弃他对中国的要求和企图，中国皇帝现仍在皇位上；所以他不能下定决心，因为他是偶像的虔诚信徒，不愿破坏他在偶像面前作出的誓言。对于那些自吹是真正信徒发誓许愿，却不履行誓言的人，这是一个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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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朋友买的，据说还不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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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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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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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读读，开卷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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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脱销了，终于又重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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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外国人眼中的八旗子弟，明末清初的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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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卷应有益，好书好伴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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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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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大促，好的不要不要的。大爱京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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