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国学大典历经数年的精心编辑，原定50册图书已陆续全部出版。在此基础上，将50册图书按照内容分为文学经典（12册）、先秦诸子（14册）、历史地理（12册）、哲学宗教（12册）四大套系，以套装的形式推出；套系的知识性广泛而集中，加以典藏设计，增加了收藏的价值。*有效益的阅读是阅读经典，永不过时的收藏是收藏经典，此次出版以期引起中信国学大典新的购买和收藏热潮。

中信国学大典?历史地理（套装12册）主要收录了中国历史地理方面的12种经典，既收录了《战国策》《三国志》《资治通鉴》等不可不读、不可不知的经典名著，又囊括《左传》《史记》《汉书》《山海经》等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通过对这些经典的阅读，使读者以史明志，博闻强识，澄心澈智。

作者简介

名誉主编

饶宗颐

享誉海内外的学界泰斗和书画大师。他在传统经史研究、考古、宗教、哲学、艺术、文献以及近东文科等多个学科领域均有重要贡献，在当代国际汉学界享有崇高声望。早年以治地方史志为主；中年以後兼治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献；壮年由中国史扩大到印度、西亚以至人类文明史的研究；晚近则致力于中国精神史的探求。至今已出版论著50余部、论文400多篇。

编委会成员

陈万雄、陈耀南、陈鼓应、单周尧、李焯芬、郑培凯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梁启超

《左传》自宋以来，列于“五经”，形成国民常识之一部。故虽非专门史学家亦当一读。其中

嘉人懿行，有益于修养及应世之务者不少，宜闇记或钞录之。

《左传》文字优美，其记事文对于极复杂之事项，如五大战役等，纲领提挈得极严谨而分明，情节叙述得极委曲而简洁，可谓极技术之能事。其记言文，渊懿美茂，而生气勃勃。后此亦殆未有其比。又其文虽时代甚古，然无佶屈聱牙之病，颇易诵习。故专以学文为目的，《左传》亦应在精读之列。

马彪

今人读《史记》，只要能够理解作者的心境、感情以及全书结构的话，一定会觉得这是一部思想那么深邃，而又那么贴近百姓生活，语感那么丰富多彩的好书！

张伟保

《通鉴》上起战国，下迄五代，记载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合共二百九十四卷。中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在芸芸众多的历史事件中，它记了些什么？根据司马光对历史的独特眼光，它选择史事基本上只关于以下四点：一、国家盛衰；二、生民休戚；三、善可为法；

四、恶可为戒。这部上下千百年的巨著，一方面力求能够删繁削简、上下连贯，以求让人君在日理万机之余，也能够广泛阅读历史，并”以史为鉴”，以丰富其治国的经验；另一方面，

更期望借用历史史事，以求帝王“致治之道”。从今天看来，这部书的读者并不仅仅是帝王，

即使是一般得读书人也需要《通鉴》。

黄正谦

《山海经》虽多涉神怪，但其内容不可能完全向壁虚构，尤其是“五藏山经”部分，而《山海经》本身亦不是纯粹的神话著作。有人说此书是古代的百科全书，虽略嫌夸张，但书中可考的山川江河、动植物、矿物、药材等，不在少数，现代不少学者即致力于考证《山海经》的科技史料。

精彩书摘

　　一、史家的绝唱：《资治通鉴》的编纂经过（一）背景司马光（一〇一九至一〇八六年），字君实，陕州夏县人。司马光出生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县令，于是便为其取名“光”。司马光年七岁，闻讲《左氏春秋》，极为喜爱，从此便深嗜史学，手不释卷。仁宗宝元元年（一〇三八年），司马光举进士甲第，历任奉礼郎、大理评事，入为馆阁校勘、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等职。英宗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年），司马光撰成战国迄秦八卷《通志》进呈，获英宗皇帝的嘉许，特命设局续修。神宗即位，因其有益治道，故赐名《资治通鉴》。其后，王安石推行新法，司马光竭力反对，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复被命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次年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专心编纂《资治通鉴》，直至元丰七年（一〇八四年）成书。哲宗嗣位，由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持国政，数月间尽罢新法。司马光为相八个月病死，追封温国公。传世著作包括《司马文正公集》、《资治通鉴》、《通鉴目录》、《通鉴考异》、《稽古录》、《涑水纪闻》、《潜虚》、《切韵指掌图》、《太玄集注》等。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兼具《左传》和《史记》的优点，在中国史学上占有非同一般的地位。而《通鉴》的编写，虽也曾受帝王的鼎力襄助，却无异是一本私家修撰的巨著。这种情况，与历代官修史籍大相径庭。民国史学史专家金毓黻教授曾经指出：“试考（司马）光自言及刘恕所述，其蓄志修史，非一日矣。及承英宗之命，乃得实践其言；且官修诸史，皆取禀监修，任编纂者往往搁笔相视，含毫不断，而光之修《通鉴》则无是也。编纂之役，统由自任，上无监修之牵制，下无同辈之推诿，二刘（刷攽）一范（祖禹），则悉取光旨，其任助役，有相济之美，无意见之差，故撰人独署光名，而他人不得与。虽云近于官修，而与向来之官修者异矣。”因此，这部史书并不可以官书视之，其实是一部旷代巨著。即使后世不断有续编和改写，但直至今天，这部著作仍可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经典著作。　　中国较早的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学著作是《左传》，它是鲁国史官左丘明在孔子逝世后，因恐弟子们错误理解孔子编纂《春秋》的宗旨，遂利用史官的特殊角色，努力收集各国的历史文献，对《春秋》加上详细的补充，终于完成的一部杰出编年史——《左氏春秋》。千余年后，宋代历史学家司马光在年轻时已经非常喜欢和熟习《左传》，并立志要续写一部自战国至五代、繁简适中的编年史。　　原来，自魏晋南北朝以后，史部典籍急剧增加。　　下及宋代，随着文化知识的日趋普及，历史典籍仍不断膨胀。面对汗牛充栋的史籍，任何勤奋的读者，即使终其一生，也难以全部通读一遍。特别是自班固《汉书》出现以后，无论是纪传体的历代“正史”，或按时间顺序撰写的编年史，绝大部分都是“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即使贯通数代的《南北史》或《十六国春秋》等史籍，也都只是局限于一个较长的时段，再没有出现如司马迁《史记》般贯通古今的历史巨著。　　（二）创作动机和前期工作今天看来，《通鉴》的读者并不仅仅是帝王，一般的读书人读《通鉴》也会大有收获。在司马光的心中，当时读书人的历史知识也极为贫乏。事实上，自南北朝以来，像《史记》一般贯穿古今的著作已绝无仅有。同时，纪传体正史在史事安排上，同一事件的记载往往过于分散，让人难获完整的印象。若要在其中总结出可以借鉴的经验，十分困难。因此，一般的情况是只选读“前四史”。对三国以后的历史，学者往往茫然。部分人对唐史有较大的兴趣，在当时已属罕见。　　对此，司马光反复思量，曾感慨地说：“《春秋》之后……《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因此，司马光“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要完成这部伟大著作，在人力和图书数据两方面都必须具备良好的条件。为了实践其宿愿，力求打破断代史的局限，以便读者能够更有效地“以史为鉴”，司马光在四十多岁时撰写了上起战国、下迄五代的《历年图》，并在治平元年（一〇六四年）进献宋英宗。这部书共有五卷，内容以大事年表形式展示，把中国千百年间的历史变化加以简明扼要的介绍。这是司马光的第一部历史著作，也标志着他的终生事业正式展开。在这个基础上，司马光开始撰写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四〇三年）到秦朝灭亡的历史，名为《通志》。这部著作事实上便是《资治通鉴》的前八卷。到了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年），司马光再向英宗进呈了《通志》八卷，并表示“自少以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机，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编为一书，名曰《通志》”，希望获得英宗的支持。不久，英宗命司马光设局于崇文院，自行选择协修人员，进行其修史工作。稍后，神宗嗣位，司马光多次为神宗讲述《通志》，深得这位年轻皇帝的称许，认为司马光这部书“有资治道”，特赐名为《资治通鉴》。他并预先写了一个序文，命令待全书完成后收入书内。　　现在看来，《通鉴》以编年史方式呈现繁复的史事，较纪传体的史书有较多优点。首先，以时间为序，史事的先后本末较纪传体史籍更清晰。司马光又参用《左传》多元化的叙事方法，故读者较易掌握事件的发展脉络。有学者就《通鉴》编排上特别指出：本来有若干同一事情的材料，是分见于多处的，《资治通鉴》都依次把它们列在一起，而且有的相当集中。例如人所共知的“赤壁鏖战”，这次战役的记载，既有一些见于《后汉书？刘表传》，又有好些散见于《三国志》的魏武帝纪，蜀先主传，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以及孙权、周瑜、鲁肃、张昭、黄盖等传，还有些杂见于其他著作。假如我们要了解这次战役的本末，势非遍读上述的纪传不可，而且就是都翻看过了，由于太乱太杂，也未必立刻能清清楚楚地知道它的详细经过。但《资治通鉴》把这个伤脑筋的问题解决了，它不但把所有涉及“赤壁鏖战”的记载都集中在一起，而且还加以剪裁、穿插，写成一篇整洁而生动的故事，看起来既不觉得头绪纷繁，也毫无厌烦之感。它这种功夫，对于读者节省翻检的时间，帮助是很大的。　　因此，当《通鉴》顺利完成后，便立即成为史学著作的典范，受到历代学者的共同赞许。　　（三）撰写分工情况司马光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政治家。今人评论其政治立场多是偏于保守，深致不满。但是，若论及其撰写的《资治通鉴》，则几乎是众口一词加以极度的称许，以为是史家的极则。我们以他所撰写的两篇奏章和其助手刘恕的《通鉴外纪引》追述其早年言论为例，考察司马光对《资治通鉴》的创作历程的自述。这类自述式资料对了解《资治通鉴》的价值有所帮助，十分接近“口述历史”的本质。　　最早出现的关于《资治通鉴》的材料是刘恕的《通鉴外纪引》，它虽写于元丰元年（一〇七八年），但其内容却包含了宋仁宗嘉祐（一〇五六至一〇六三年）初年关于司马光的一则谈话。刘恕首先评论宋代读书人疏于史学。他说：司马迁始撰本纪、年表、八书、世家、列传之目，史臣相续，谓之正史。本朝去古益远，书益烦杂。　　学者牵于属文，专尚《西汉书》，博览者乃及《史记》、《东汉书》。而近代士颇知《唐书》。自三国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识。承平日久，人愈怠堕。庄子文简而义明，玄言虚诞而似理，功省易习，陋儒莫不尚之，史学浸微矣！这段话可能是受到司马光的影响，刘恕也自称是“司马公门生”。之后，他引述了一段司马光的话，反映司马光早在嘉祐初年已有志撰写《通鉴》。司马光对刘恕说：《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赵魏韩为诸侯，下讫（迄）五代，因丘明（《左传》）编年之体，仿荀悦（《汉纪》）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　　这是有关司马光准备编纂《通鉴》的一则珍贵资料。他的创作动机也很单纯，是希望为读书人提供一部长短合宜的史籍。过了约十年，即宋英宗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年），司马光“以学士为英宗皇帝侍讲”，遂以他初步完成的《通志》充当历史教材，深受英宗的称赏。随即“诏修光编次《历代君臣事迹》，仍谓光曰：卿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司马光引荐了刘恕，并称“专精史学……唯刘恕一人而已”。司马光又说：“共修书凡数年，史事之纷错难治者则诿之，光仰成而已。”事实上，司马光能够完成这项宏大的工程，当然非单凭个人的力量。英宗除了表示支持外，更提出让司马光“择馆阁英才共修之”，以继续进行有关的编纂工作。但司马光却婉拒了英宗，并选用自己认为合适的青年史家刘恕（字道原）、赵君锡为助手［按：因适值赵氏丧父，未能入馆，故改任精于汉史的太常博士、国子监直讲刘攽（字贡父）代替］。到了熙宁四年（一〇七一年），攽因出为泰州通判，司马光又荐用知资州龙水县范祖禹（字纯甫）代之。据数据显示，刘攽其后仍继续参与《通鉴》长编的隋代以前部分。　　……

前言/序言

出版说明

为什么要阅读经典？道理其实很简单——经典正是人类智慧的源泉、心灵的故乡。也正因如此，在社会快速发展、急剧转型，也容易令人躁动不安的年代，人们也就更需要接近经典、阅读经典、品味经典。

迈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影响不断扩大，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并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另外，受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也都会空前地引人注目，这其中，中国文化无疑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相应地，对于中国经典的阅读自然也就拥有了不断扩大的潜在市场，值得重视及开发。

于是也就有了这套立足港台、面向海内外的“中信国学大典”的出版。希望通过本套丛书的出版，继续搭建古代经典与现代生活的桥梁，引领读者摩挲经典，感受经典的魅力，进而提升自身品位，塑造美好人生。

中信国学大典收录中国历代经典名著近六十种，涵盖哲学、文学、历史、医学、宗教等各个领域。编写原则大致如下：

（一）精选原则。所选著作一定是相关领域*有影响、*具代表性、*值得阅读的经典作品，包括中国第一部哲学元典、被尊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儒家代表作《论语》、《孟子》，道家代表作《老子》、《庄子》，*早、*有代表性的兵书《孙子兵法》，*早、*系统完整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大乘佛教和禅宗*重要的经典《金刚经?心经?坛经》，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中国*古老的地理学著作《山海经》，中国古代*著名的游记《徐霞客游记》等等，每一部都是了解中国思想文化不可不知、不可不读的经典名著。而对于篇幅较大、内容较多的作品，则会精选其中*值得阅读的篇章。使每一本都能保持适中的篇幅、适中的定价，让大众都能买得起、读得起。

（二）尤重导读的功能。导读包括对每一部经典的总体导读、对所选篇章的分篇（节）导读，以及对名段、金句的赏析与点评。导读除介绍相关作品的作者、主要内容等基本情况外，尤其强调取用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当代眼光，将这些经典放在全球范围内、结合当下社会生活，深入挖掘其内容与思想的普世价值，及对现代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刻启示与借鉴意义。通过这些富有新意的解读与赏析，真正拉近古代经典与当代社会和当下生活的距离。

（三）通俗易读的原则。简明的注释，直白的译文，加上深入浅出的导读与赏析，希望帮助更多的普通读者读懂经典，读懂古人的思想，并能引发更多的思考，获取更多的知识及更多的生活启示。

（四）方便实用的原则。关注当下、贴近现实的导读与赏析，相信有助于读者“古为今用”、自我提升；卷尾附录“名句索引”，更有助于读者检索、重温及随时引用。

（五）立体互动，无限延伸。配合图书的出版，开设专题网站，增加朗读功能，将图书进一步延展为有声读物，同时增强读者、作者、出版者之间不受时空限制的自由随性的交流互动，在使经典阅读更具立体感、时代感之余，亦能通过读编互动，推动经典阅读的深化与提升。

这些原则可以说都是从读者的角度考虑并努力贯彻的，希望这一良苦用心*终亦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进而达到经典普及的目的。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慨然应允担任本套丛书的名誉主编，除表明先生对出版工作的一贯支持外，更显示出先生对倡导经典阅读、关心文化传承的一片至诚。在此，我们要向饶公表示由衷的敬佩及诚挚的感谢。

倡导经典阅读，普及经典文化，永远都有做不完的工作。期待本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带给读者不一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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