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教授积累五十年在中西哲学方面的训练，在教学、研究、写作、演讲、翻译各方面皆有卓越成就。其学术论著贯通古今中西，结构严谨，创见迭出，是当代华人世界公认的一流国学研究专家。傅教授是曾担任央视《百家讲坛》、凤凰卫视《国学天空》等节目的主讲。被台湾《民生报》评选为大学ZUI热门教授，并获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颁发的教学特优奖。其作品曾获台湾中正文化奖、ZUIgao文艺奖。

傅教授著作甚丰，著有《哲学与人生》、《儒道天论发微》、《儒家哲学新论》、《论语之美》、《西方哲学史》等专业著作共一百余种。

精彩书评

傅先生对于国学真有心得，而且善于简洁清晰地表达。我很欣赏傅先生眼界和心胸的开阔，他在讲课中做到了两个打通：其一，打通各个领域；其二，打通中西哲学。作为一个有着活泼心智的爱智者，他把思想的乐趣传递给每一个人。

　　 ——周国平（著名哲学学者、散文家）

傅先生对于国学研究是很有功力的学者，他的学术成就非常高，尤其是把国学讲得那么生动而又贴近人心，实属难得。

　　 ——李存山（中国社科院中国哲学研究所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　

傅教授是我所听过课的中国所有的国学专家中，讲得ZUIhao的一位讲师。尤其是他能站在中西文化的制高点上来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视野很不一样。

　　 ——邹先生（北大历史系国学培训班学员）

精彩书摘

充实基本学识

孟子是儒家的重要代表，儒家思想表现在外的特色是：肯定传统、重视教育，以及关怀社会。传统指向过去，教育针对未来，社会则是现在的，儒家对于人的世界都以正面态度来看待。孔子之后，他的学生分为八派，各立门户，能分而不能合，他们能当老师，也能做官；但是谈到哲学，儒家系统却很少有什么发挥。直到一百七十多年后的孟子，才将孔子的思想温故知新，提出一系列创见。

“孟母三迁”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孟母认为，如果住在市集旁，小孩会跟着学做生意，满脑子想要赚钱；住在坟墓边，小孩跟着去祭祀、叩拜，看起来也不合适；最后搬到了学堂边，年幼的孟子也喜欢念书了。这说明人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孟子后来谈到人的问题，也特别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这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但没有明确的证据。

《三字经》里提到“子不学，断机杼”，讲的是有一天孟子在念书，念着念着便停下来，在一旁织布的母亲见状，就用剪刀把她织的布剪断，孟子吓了一跳，问母亲为什么这么做？母亲说：“你念书停下来，我就把布剪断。”孟子学问很好，大概也是因为母亲的鼓励，或说勉励有加吧。

孟子成年之后，还有一个小故事。有一次他想休妻，古代做妻子的比较没有保障，丈夫有各种理由休妻。孟母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因为我回到家时，看见妻子坐在地上。”古代人或蹲或跪，不能坐着，因坐着不雅。孟母问他：“你要进门时，有没有先扬其声？”“扬其声”指故意说话大声一点，至少是咳嗽一下，让别人知道你要进来了。孟子说：“没有。”孟母说：“那是你先不对，你进门没有依礼而行。”于是孟子打消了这个想法。这些哲学家的逸事，有趣但未必可靠。

精通古典资料：诗、书、易

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如果以孔子为儒家第一代，那么孟子就是第五代了。孟子学习儒家的《诗》《书》《礼》《乐》《易》，同时也专心学习孔子思想。从孔子的弟子开始，介绍及发扬他的学说，所以司马迁的《史记》有《孟子荀卿列传》，他们都自称是孔子的继承者，但两人立场针锋相对：孟子说性善，荀子说性恶。

孟子说“性”，强调人的心有四端，端代表开端、萌芽，它是一种力量，在实现之后造成善的结果。那么为什么有人做坏事呢？他认为，照正常情况来说，人会做好事，如果外在力量太大，社会上形成一种风气，称作“势”，就像水往下流，如果用手泼，外在力量反而能改变水的方向。有关人性的讨论，我们还会深入分析。孟子认为人性向善，是因为他从人内心基本的开端来界定人性。

荀子说性恶，因为他认为人类的本能与欲望表现出来的结果是恶的。人争权夺利、互相伤害，这显然是恶。如果没有老师、礼仪或法律，人就会做坏事。荀子说恶，是从行为的结果来说。这样分析之后，孟子、荀子所说的“性”字意义不同，他们之间的冲突也未必是针锋相对的。他们同样都接受儒家的三个原则：肯定传统、重视教育、关怀社会，因此司马迁把他们放在一起介绍。

司马迁用“道既通”一语来描述孟子，人活在世界上，能够做到这一步，就不虚此生了。“道”是人生的正路，对于人生该怎么走、这一生该怎么过，都想通了。念书念到最后觉悟了，一悟百悟，对现实情况都能提出个人看法，融会贯通，形成一个系统。孟子肯定也是过了五十岁以后才道既通。当时读书人最好的出路就是做官，目的是要用自己的学识来帮助国君推行良政、照顾百姓，所以孟子去见了齐宣王、梁惠王。

《孟子》总共七篇，每一篇分上下，第一篇是《梁惠王》。梁国是战国时代的魏国（韩、赵、魏三家分晋的魏国），迁都大梁后又称梁国，所以梁惠王就是魏惠王。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老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好处呢？叟就是老先生，说明孟子见梁惠王时，年纪应该是中年以后了。司马迁说他读《孟子》，看到梁惠王这么问孟子，就废书而叹。

其实梁惠王会这么说，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战国中期有二十二个国家，我们熟知的是战国七雄：韩、赵、魏三分春秋时代强大的晋国，东边偏北是齐国与燕国，南方是楚国，西方是秦国。二十二国里也包括孟子的祖国邹国，邹国的宗主国鲁国，还有宋国、滕国、薛国、越国等。当时各国为了竞争，用了很多战略高手，譬如秦国有商鞅，赵国有廉颇与蔺相如，燕国有乐毅，齐国有田单。各国都在设法合纵连横，联合对付某一国，或者维持短暂的和平。

孟子倡导儒家的学说与仁政的理想，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不容易做到。国君应该勤政爱民，但是当时的国君只想锦衣玉食、作威作福。孟子与国君见面时，就需要不断地讨论、辩论。许多人批评孟子喜欢辩论，孟子听了之后，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我怎么会喜欢辩论，我是不得已的。他的想法是，天下这么乱，照现在的情况发展下去，结果将不堪设想。

梁惠王的儿子梁襄王刚继位时，见了孟子就问：“天下怎么样才能安定？”一个年轻领袖才即位就希望安定天下。孟子说：“统一就能安定。”这话现在听来有点意思。梁襄王又问：“谁可以统一？”孟子说：“不喜欢杀人的人可以统一。”（《孟子·梁惠王上》）若身处现代社会，杀人立刻坐牢，但以往的国君却可以随便杀人，所以孟子说，不喜欢杀人就可以统一。孟子对梁襄王印象不好，说他“望之不似人君”，看起来不像一个领袖的样子，站没有站相、坐没有坐相，也不知道自省，见面就问如何安定天下。这就是孟子当时会见国君时生动的画面。

孟子常常要与这些国君讨论、辩论，所以他必须有充实的学识。他的学问来源主要是《诗经》与《书经》，《孟子》书中使用《诗经》《书经》的地方很多，通常是国君问一句话，孟子答一段话；国君问两句话，孟子答好几段。孟子大概觉得国君不太念书，所以至少要让他们知道古人是怎么说的。他熟背《诗经》与《书经》，谈话时引经据典，很有分量。如果连《诗经》与《书经》都不听，那该听谁的？别人虽然辩不过他，但也不得不承认他言之有理。

孟子表现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他与齐宣王的会面。齐宣王同孟子谈了几次以后，发现孟子确实有学问也有见解，于是向他坦诚自己的毛病，他说：“寡人有疾。”（《孟子·梁惠王下》）什么病呢？“好色、好勇、好货”。这三种病即孔子所说的：“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孔子把人的毛病分为三个阶段，事实上很多人同时具备这三种毛病，齐宣王就是个例子。

国君承认自己有三个毛病，你该怎么回应？如果讲得不好，他会恼羞成怒。孟子只简单地说：“你好色吗？”他马上念一首《诗经》的内容：“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朝祖先古公亶父好色，他清早起来就骑马到河边去（《水浒传》一名就来自“率西水浒”），认识一位姜姓女子，于是跟她约会，最后结婚了。所以好色能让天下女子都有归宿、男子都有伴侣，满足天下人好色的愿望，可以组成家庭，社会永续发展，这是自然的愿望。国君如果好色，疼爱自己的王妃，并能推广及于天下百姓，让百姓也能疼爱自己所爱的人，那么国君行仁德之政何难之有？

第二，好勇，想要称霸天下。好勇有两种。如果在路上被人瞪了一眼，立刻拔剑相向，这就是匹夫之勇。国君若真的好勇，就应该学习周文王。文王看到老百姓被欺负就愤怒，他一怒就安定天下，因为他的正义之怒是为了老百姓，而不是为自己。周武王也一样，他见商纣横行天下便发怒，这一怒就安定天下了。孟子多次引用《尚书》的话：“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天降生万民，为万民立了君主也立了老师，要他们协助上帝来爱护百姓。因此，四方百姓有罪的与无罪的，都由我来负责。天下谁敢超越他的本分？上天让老百姓活着，国君和老师有责任，老师的责任，就是孟子要尽的责任。孟子和国君对话时，就把经典里的记载随口念出来。

第三，好货。孟子引述一段《诗经》：“公刘好货。”公刘是周朝更早的祖先，公刘要去打仗，家乡仓库存粮满满，士兵带出门的干粮也装得满满的，也就是留守的人有存粮，远行的人有满载的干粮。爱财不是不好，尤其是藏富于民，百姓都发财了，你自然就有钱了。

孟子的原则很简单。第一，任何问题，在古代经典皆能找到相关的诗句或文章；第二，表现儒家的立场，希望推己及人。孟子主张革命有理，是因为国君应该照顾百姓，不应该自己享受而不让百姓享受，这个立场很清楚。我们要学的是他与国君如何对话，国君一讲话，他立刻就能引用《诗经》《书经》中的话回应。孟子的学问是反复练习而来的，这就是“精熟”。

《孟子》没有谈到《易经》，但是孟子对《易经》有相当的功力。《易经》用两个字讲人生的道理：“时”和“位”。“时”代表时机，该如何就如何，需要智慧的判断。孟子特别强调智慧，因为人生在世要与时俱进。孔子提到仁者、智者。仁者永远有很高的自我要求，存好心、做好事、很真诚；但是智者不只做好事，还要随机应变。有些人不知变通，性格忠厚就一路忠厚到底、勇敢就做到勇敢的极致。如果能变通，不是更好吗？所以孟子对孔子“推崇备至”，说他是“圣之时者也”，是圣人里最合乎时宜的。可见他对《易经》六十四卦所谈的每一个时机、每一个形势，都有清楚的认识。

前言/序言

自序

值得做的事很多，但我一生做不了几件；值得念的书很多，但我一生念不了几本。因此，面对自己短暂的一生，人首先要学会的就是“给一个说法”：我做这几件事，我念这几本书，以及我选择如何如何，都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无异于探讨一个大问题：人生有什么意义？因为“意义”不是别的，而是“理解之可能性”。我过这样的生活，以这种方式与人来往，这一切作为是“可以理解的”吗？如果说不出所以然，也就是没有一个说法，那么，我的人生就谈不上什么意义，只是人云亦云，随俗浮沉，十六个字就讲完了：“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恩怨情仇，悲欢离合。”其他的大道理都只是风声吹过而已。

面对如此处境，似乎只有一条出路，就是“爱好及追求智慧”，而这句话恰好是古希腊时代对“哲学”一词的原始定义。不过，我在此不是要介绍西方哲学，我要推荐的是与我们一样使用中文的、中国古人的哲学。虽说是古人，但一点也不老旧；他们使用古文，却依然照亮了今日世界。苏格拉底有一个年轻朋友，这个朋友借酒装疯，说出他对苏格拉底又爱又恨的心情：“他使我觉悟生命不该因循苟且，忽略自己灵魂的种种需要，迷失在政治往还的生涯中。我起初无法接受，掩耳疾走，背他而去。他是唯一使我觉得自己可耻的人。我曾多次暗咒他早早死了才好，但我又知果真如此，则我的哀伤将远远盖过我的欣喜。”

“掩耳疾走，背他而去。”我好像也曾有过这样的念头，但针对的“他”是谁呢？不是别人，就是我在这儿要向大家介绍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他们并称为“中国四哲”，但我年轻时，只觉得他们难以亲近，也不易理解。孔子说话精简扼要，如念格言金句；孟子倡言仁政理想，结果落个好辩之名；老子看似很有见地，内容却是恍惚难解；庄子寓言常有巧思，让人感叹浮生若梦。我曾想过，如果没有这四哲，我们求学时会不会轻松一点，传统的包袱会不会减少一点？

现在我明白了。如果没有他们，我的哀伤将远远胜过欣喜，甚至这一生只剩下十个字：重复而乏味，茫然过日子。读懂他们的文字，领悟他们的思想，实践他们的教导，品味他们的智慧，然后这才发现自己身为中国人，并且能够从小使用中文，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

他们身处危机时代，虚无主义的威胁有如张牙舞爪的恶魔。孔子与孟子代表儒家，主张“由真诚引发内心行善的力量”，使价值的基础安立于人性中，如此可化解价值上的虚无主义。老子与庄子代表道家，主张“凡存在之物皆有其来源与归宿”，那即是作为究竟真实的道，如此可消除存在上的虚无主义。前者重视“真诚”，后者肯定“真实”，殊途同归，但皆使人的生命展现明确意义，有如丽日当空、光明普照，而人生的喜悦与快乐也有如空气般自然遍存。

我归纳儒家思想为四字诀：对自己要约，对别人要恕，对物质要俭，对神明要敬。至于道家，也有另一套四字诀：与自己要安，与别人要化，与自然要乐，与大道要游。这简单的八字心得，可以在这四本书中找到详细的说明。

“孔孟老庄”四哲，每一位都是千年难遇的良师与益友。我研究中西哲学四十余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习并了解这四哲的思想。我出版有关他们思想的书籍与有声书很多，现在这一套书原是一系列四十八讲的课程，整理成文字稿再经修订而成，所以内容浅显易懂，文字轻松可读，结构完整周延，论述一气呵成。不限时空，随手翻阅，压力不大，心得甚深。谈到“哲普”作品，目的不正是如此吗？

本书之整理，要感谢叶莲芬小姐，她在中学担任繁忙的辅导工作之余，在短时间之内全力完成任务。出版社的编辑们也付出很大的心力，非常感谢。每次出新书，我都喜忧参半。喜的是心得可以与人共享，忧的是我还可以做得更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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