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本书2016年在台湾上市，荣获《亚洲周刊》2016年度好书。梁文道、刘瑜、《东方历史评论》等合力推荐。内地版本增加50幅图片，全彩印刷，真实还原这个时代所经历的逆转、混乱与动荡。

周轶君为国内读者打开一扇了解伊斯兰世界的窗户，她作为华人新闻界中一线国际经验丰富的记者，带来真实的中东与世界。作者既有专业的记者视角，也有细腻的女性视角，细读中东的过去与现在，以及世界上其他充满变革的地区，

作者遍访16个国家，与135位人物交谈，写出一百多篇采访，讲述的并非变革原理，而是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故事。由独裁者与小市民、军人与信徒、男人与女人述说的真实故事，展现了变革之中个人的喜怒哀乐。

虽写的是中东与西欧国家，但对于作者而言，也在寻找自身问题的解答。体察不同生活、制度，均是为了重新认识自己心系的那片故园。后记中提到“我总是在别人的街头，联想自己的庙堂。千万里找寻大千世界的，心里其实都装着一个故园。”

内容简介

与中东的情缘召唤周轶君回到出发的原点：土耳其、埃及、巴林、利比亚、伊朗、尼泊尔……一站接一站，地覆天翻。尼泊尔改制、伊拉克重建、阿拉伯之春、乌克兰战争、委内瑞拉的阴影、列支敦士登公投、英国女王存废等全球重大变革事件在书中一一展现。身历16个国家，访问135位人物后，周轶君由中东落笔，荡至全球各大新闻热点地区，她冒着性骚扰、歧视、甚至汽车炸弹的危险，为这个时代正在经历的逆转、混乱与动荡，做了普遍描绘。她以客观、真实、思辨的笔触，记录下每个人在历史转折中的处境、变迁中的笑声与泪影。拉开时间的距离，每一瓢变革的滋味，冷暖自知。

作者简介

周轶君

剑桥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文学学士。CCTV“中国记者风云人物”。曾任新华社常驻中东记者，凤凰卫视资深国际记者、时事观察员。

2002年至2004年，她由新华社派驻巴以地区，为*常驻加沙的国际记者。关于巴以冲突的文字、摄影作品获多个国际国内奖项。2006年至2014年任职香港凤凰卫视，继续奔波在国际热点地区，经历尼泊尔改制，朝韩危机，战后阿富汗、伊拉克重建，乌克兰战争，南美民粹崛起，埃及、利比亚及巴林等一系列变革，也曾实地观察美国与欧洲政治。

她的国际新闻分析、随笔常见于FT中文网、腾讯大家、《周末画报》等。

随笔《在埃及数骆驼》被收入上海市中学语文课本。

2005年出版《离上帝*近——女记者的中东故事》。

目录

前言

01 土耳其：善治经济的政府

02 伊朗：不只是伊斯兰

03 伊拉克：不安的现代化

04 埃及：三年之后

05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我现在就要”

06 叙利亚：解严之门

07 巴林：贫穷的富国

08 利比亚：真主，卡扎菲和利比亚

09 乌克兰：在巨人的阴影下

10 尼泊尔：红色季雨中

11 委内瑞拉：离奇之邦

12 德国：重返正常

13 列支敦士登：人人都爱殿下

14 瑞士：直接民主的示范

15 英国：革命的起点

后 记

精彩书摘

02伊朗：不只是伊斯兰

约公元前549—前529 年

居鲁士建立波斯帝国，开创阿契美尼德王朝。

公元前330 年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

636 年

阿拉伯人征服波斯，伊斯兰教传入。

1220 年

蒙古人入侵。

19 世纪初

伊朗、阿富汗成为俄英博弈的战场。

1890 年

纳赛尔丁国王向英国商人出让全国烟草专卖权，引发宗教力量与巴扎商人联手抗议。

1908 年

英国人在伊朗发现石油。这是中东石油资源首次被开采利用。

1926 年

军官礼萨·汗黄袍加身，开创巴列维王朝。

1963 年

礼萨·汗长子巴列维国王实行亲西方政策，石油美元收入滚滚，国内依靠秘密警察加强监管。

1979 年

巴列维国王一家出逃，伊斯兰教士霍梅尼回到伊朗，建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980 年9 月

两伊战争爆发，伊朗陷入8 年苦战。

1989 年6 月3 日

霍梅尼去世，哈梅内伊继任*高精神领袖。拉夫桑贾尼出任总统。

1995 年

美国指责伊朗从事“恐怖活动”并秘密发展核武器，由此实施经济制裁。

1997 年

改革派哈塔米赢得总统选举胜利。

2005 年

保守色彩浓重的艾哈迈迪·内贾德赢得总统选举。对西方态度强硬，坚持发展核技术。

2007 年

美国对伊朗进行更为严重的制裁。“绿色革命”遭到镇压，内贾德正式就职。

2013 年6 月

西方制裁步步加紧，伊朗经济每况愈下。支持改革的鲁哈尼在新的总统选举中胜出。

2015 年7 月

多年谈判之后，伊朗与伊核六方（中美俄英法德）达成历史性全面协议。

3 个中年人在街边演奏。唱的是波斯语，舒缓曲折。主唱有时放下吉他，盯着过往的人放声，肩膀微微震动。

“打倒美国”的宣传画并不容易找。走了很久，再打了一趟车，才找到朋友推荐的这一幅，它已经成为德黑兰人民反美意志的标准像。

12德国：重返正常

东西相遇

形状如玩具的特拉贝特（Trabant）车，列成一排，等待“民主德国之旅”。

这种猫腰缩头才能坐进去的小车，全身塑料，只有两缸，曾经是民主德国人*普遍的交通工具，但从订购到取货*长要等上16 年。柏林墙倒塌之后，特拉贝特车很长一段时间仍是民主德国人的日用品，20 年间，渐渐变成收藏品。眼前这些残存的特拉贝特，多数保持军绿色，也有些换上了戏谑的豹纹。

“你去后面那辆大车办签证！” 柏林新闻官克里斯蒂· 坦兹勒（Christian Tensher）指着我说。

“签证？”

“哈哈，别太认真了！”说着，他塞过来一个苏式军用袋，里面是两瓶Wostok ，以苏联火箭命名的饮料。

一辆运兵车被改装成了媒体登记处。车厢里挂满苏制军服。几个越南记者兴奋地试戴皮帽。坦兹勒递过来一张做旧的卡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通行证”，声称持有人可以去往西柏林。“拍照！”记者们手持一纸签证合影，坦兹勒给予鬼脸配合。

“纪念柏林墙倒塌20 周年”的日子，政客齐聚，媒体云集。新闻中心为外国记者准备的特拉贝特车队，令记者本身成为路上风景，不断有行人举起相机，还招来了警车。“谁超速了？”坦兹勒通过无线电，向每一辆*高时速60 公里的特拉贝特喊话，“啊，原来是有比我们更重要的车队要通过！”

20 年后，同样是寒冷潮湿的11 月，柏林一片嬉闹。俄罗斯套娃、翻毛帽子、民主德国警察制服，都是*热门的纪念品，镰刀斧头旗在地摊上飞舞。

空气中是香肠和热红酒（Gluhwein）的味道。施普雷河两岸，大喇叭里嘹亮抒情的音乐是英国红星凯蒂·玛露（Katie Melua）、美国乐队红辣椒（Red Hot Chili Pepper）的作品。露天大屏幕翻滚着时装、润肤露，还有纸巾广告。“这些歌曲不过是娱乐，跟纪念活动没什么关系。”前一天，跟柏林市政规划局的一个朋友走过这里，她告诉我，柏林政府快破产了，无力单独承办国际盛事，必须抓到一切广告和赞助。

“嘿嘿！签证呢？”特拉贝特塑料车盖忽然被人猛敲。一身军绿大衣的瘦高小伙，大帽宽皮带，掂着警棍，气氛陡然惊恐：“这里是查理检查站 ！”

瞬间，全车都明白了，这是表演。小伙绷着满脸严肃，要来每张假签证，夸张地重重盖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2009 年11 月9 日。”

“要不要来点特别照顾。”他拍打警棍。一圈相机摄像机包围中，他不介意加演。“我们得走了，赶时间。”领队催促着，假警察不再开玩笑，逐一盖戳了事。

围墙存在的28 年间，10 万人尝试各种办法越界。其中1 万人逃脱，201 人遭射杀。查理检查站作为景点保留了下来。两边大街上，美国士兵和苏联士兵的画像仍高高地对峙着。

一条窄窄的铜线镶嵌在水泥地上， 上面刻字：“ 柏林边界，1961—1989。”抬脚，就跨过。一切既轻又薄，好像20 年前发生的东与西的分割与合并，不过是历史的一个玩笑。

但是，走在勃兰登堡广场，随便去问一个德国人，你就知道这个“玩笑”的分量。

柏林墙纪念处。

小伙绷着满脸严肃，要来每张假签证，夸张地重重盖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2009 年11 月9 日。”

苏珊娜·哈更独自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看看节日的勃兰登堡门”。“当时我和丈夫被派到日本东京，在国有企业工作，国家信任我们，是少数可以出国的人……”她劝说丈夫从东京逃去联邦德国。但丈夫不愿意，命运的争执以离婚收场。苏珊娜带女儿潜回联邦德国。刚开始躲在远郊，不敢住柏林市。

离婚后3 年，柏林墙倒塌，前夫已经在日本另组家庭。23 年来，苏珊娜没有再婚，仍冠着夫姓。她说：“如果预知会发生什么，也许很多事情都改变了。”

日渐偏西，红色天光，像一块巨大的纱巾温柔包裹着柏林。勃兰登堡门的灯忽然亮了，顶上女神驾驭马车的雕塑，好像突然被吹了一口气，金光四射。马首永远朝东，指向俄罗斯或者苏联，因为柏林被认为是西方的*后一道防线。

地上的妇人，在节日的广场，慨叹东西分割的荒谬。苏珊娜的面孔圆润红亮，现着饱满的倔强。忽然，3 个年轻人手拉手蹦跳着，走过我们身边。头上套着纸盒，醉汉一般绕出弧线。他们的嬉笑、尖叫，挽救了哀伤的徒劳。

两德统一后，苏珊娜立即搬回市区，“柏林人一定要回柏林的”。她现在在（没有了边界的）东柏林教授德语，女儿在西柏林学校教书。苏珊娜常向女儿提起，还是东边的教育质量高。“芬兰的学生水平全欧洲第一，因为他们拷贝了过去民主德国的方法。”苏珊娜这样认为。当年执意逃脱的身份，今天成了牢牢抓紧的认同。我问她心里是不是仍然刻着“东联邦德国”的分界。“两边的差距在缩小。”她笑笑，“统一当然是好事，你看，民主德国人默克尔当了总理！”

“谁能料到那天晚上的事情呢！”20 年前那一天，23 岁的戴维·吉尔从东柏林去外地开会。身为基督教家庭孩子，他向来被排斥在“体制”外，不能接受同等教育，永远不可能有晋升的机会。

他父亲是当地教会负责人。当时的民主德国，基督教势力是*大的反对派，从事地下抗争。统一之后，德国政府中第一批民主德国政治家，正是来自教会，也就是现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Deutschlands Christlich-Demokratische Union）前身，总理默克尔所属党派。

“晚上听说墙被拆了，第二天一早立即返回柏林，我在凿开的洞里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遍，仍然不敢相信。”裹在黑大衣里的戴维，蓝色眼睛放出光亮。身边一个金色头发的小女孩拉扯他的衣角。“不好意思，我女儿要回家了。她们刚从美国回来，我妻子是美国人……”23 岁的时候，戴维还没见过美国人。围墙倒下后，他去了美国念书，现在是一名律师。戴维仍带着东边人的一丝拘谨，温和亲切。女儿踩着单脚踏车离去，响亮地讲着英语。

20 年后，走在柏林的每一个德国人，都是一张历史的碎片，随风飘荡。伸一伸手，你就可能触动一段错综曲折的人生。

广场角落里，一个戎装青年的照片吸引了我：大盖帽，双目炯炯，颈上挂着勋章。一个头发稀疏、上了年纪的人在旁边抽烟。他在推销这个青年军官的自传，英文注明写着“Gerhart Schirmer”，“二战”时期战功显赫的德军中校，遭英国人活捉，送到苏联军中关押了10 年。他称，苏联人强迫他和其他几个人在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改装毒气室，伪造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现场。战后，德国人对犹太民族的负罪感比海深，这本自传成了禁书。

自行车边的人猛抽着烟，虽然海报是英文写的，他却无法与我交谈。我不知道他跟作者是什么关系。也许这个故事太过敏感无从核实，自行车前少有人问津。但是无论如何，它忽然让我想到，在柏林，纠结的不只是东西对峙的冷战。希特勒刚刚退出舞台，铁幕就已降下，那些年里，德国人连幕间休息的机会都没有。

“我在东，还是西？”走在柏林，我总是问，这里曾经是东柏林还是西柏林呢。除了刻意保留的几条街道——马克思大街（当时叫“斯大林大街”）笔直宽阔，列宁广场（现在改名为“联合国广场”），两边是一望无际、一模一样的公寓楼和毫无差别的窗户，方正、扁平、均衡、凌然。除此之外，对一个初来此地的匆匆过客，东西差异并不明显。看到一家法国餐馆“庆祝开业25 周年”的横幅，我想这该是西柏林。博物馆云集之处，必定是东柏林。“因为占领区是美国人划的，他们对历史古迹不感兴趣！”有人揶揄。在民主德国主干道“林登（菩提）树下”，苏联的印记只剩了俄罗斯航空标志上的镰刀。

然而，东联邦德国的融合绝非无缝。上海作家陈丹燕曾经描写特拉贝特汽车行驶在联邦德国高速公路上的情形：

后面跟着的汽车鸣喇叭，要它让路，所以，它们常常是知趣地开在*慢的那条车道上。挂着联邦德国牌照的车唰唰地擦过它们的身边，用140 迈的速度远远地把它甩在后面……虽然它们如愿自由行驶在联邦德国的高速公路上，随便可以在任何一个出口下高速公路，进入纽伦堡、斯图加特或者汉堡，但它们反而变得局促而不快……

边界初开，东西柏林经历了巨大的经济落差。20 年后，西柏林渐渐变为高档住宅区，东柏林则因为房租低廉，成为整个欧洲年轻艺术家的天堂。东柏林咖啡馆的早餐以丰盛和漫长著称，这里无人早起，半数人口都是艺术家。艺术家提供不了太多税收，柏林欠下很多外债，靠借贷发展。柏林墙倒下之初，世界为之兴奋，跨国企业摩拳擦掌，但是这里不具备商业城市的氛围，15 年后，索尼影视中心（Sony Center）黯然出售。西门子盘算了很久，终于也没有来。

失业率成了东西德国人互相指责的理由。联邦德国人抱怨民主德国人抢走工作，民主德国人抱怨资本主义打碎铁饭碗，让他们失去了安全感。连德国的中东移民都抱怨自由了的东欧移民过来抢生意。

“相比10 年前，柏林墙倒塌后20 年，东西德国人的差异还是在缩小。”住在西柏林的贡特拉·扬森到东柏林探望女儿，我们在一家餐厅邻桌，攀谈起来。1990 年，他尝试在东柏林投资，损失惨重。尽管如此，他还是认同国家统一是积极的一步。女儿雷娜特·赛博尔德·扬森生在联邦德国，留学美国主修音乐，现在和大多数艺术青年一样，居住东柏林。

“那么，你现在是东柏林人了？”我问。

“不！”雷娜特几乎要把嘴里的意大利菜吐出来，“Once Wessi，always Wessi（一朝联邦德国人，永远联邦德国人）！我不过是住在东边。”

她又重重摇头，说“Ossi”（民主德国人）和“Wessi”举止思维差异很大，不是同一种人。

“怎么不同？”

“怎么说呢，就是东边和西边，资本主义的人和社会主义的人，一看就知道了！东边的人不会独立思考，懒惰，还有些粗鲁……不过，我不是没有民主德国朋友啦，年轻人也在变，变得像我们……”

陈丹燕继续写道：

民主德国的知识分子说过：“我们并不是合并，是西边把我们吃了，可我们就卡在他们的喉咙口，让他们吐不出，咽不下……”说这话的人，在冰凉的蓝眼睛里闪烁着蛮横、耻辱、不屈和恼羞成怒。

前言/序言

前 言

近些年，地球上一些看起来稳定安全、一成不变的地方，接二连三动荡起来。惊涛怒浪、山河变色的一章，发生在 2010 年年末开始的“阿拉伯之春”，并由突尼斯迅速波及埃及、巴林、也门、利比亚、叙利亚等。然而，稍微把视线放宽些就会看到，突如其来的变革不仅限于阿拉伯国家，2009 年伊朗“绿色革命”，2011 年俄罗斯人抗议普京，2013 年土耳其100 多座城市闹翻天、巴西数十万人上街、乌克兰总统出逃，2014 年委内瑞拉、匈牙利……世上年年有示威，但如此密集、此起彼伏的抗争之间，是否有共通之处？

一

“阿拉伯之春”声势*大，变化*剧烈，很容易被单独归类，被认为要么是中东在地缘和宗教上百年恩仇的延续，要么就是石油闹的。

诚然，中东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撕开旧冲突的疮疤，但这一次，一种新的因素不但贯穿“阿拉伯之春”前后，更把这世界的不安分连成一片。

2011 年，埃及企业主艾哈迈德举着受伤的手臂告诉我：“这不是为了面包的斗争，而是关于自由。”他把那场革命定义为“中产阶级抗争”。在巴林，我看见人们开着奔驰、举着iPhone出来游行；土耳其抗议爆发前10年，人均国民收入（GNI per capita，世界银行资料，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翻了接近3 倍，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世界第15 至17 位之间，超过西方一些发达国家。

这些年我走过的抗议现场，几乎都能见到，不是吃不饱肚子的人揭竿而起，反而是经济条件尚可的人，站出来要求更多权利。国内生产总值反映宏观经济，而人均收入、货币购买力、失业率等综合考量，大致可以衡量一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以“阿拉伯之春”发生前10 年计，埃及人均收入翻了一倍。突尼斯经济增长有起伏，但以购买力计，10 年间人均收入增长40%，涨速*快的时期，恰恰发生在推翻本·阿里统治前3 年。仅仅从资料来理解，两国人民本该是“奔向好日子”才对。

变革发生前，突尼斯与埃及的失业率虽然常年较高（10%以上），但没有突然升高，埃及的失业率自2001 年以来甚至一路下降，只在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下略微增高。也许有理由怀疑官方资料是否准确，但可以肯定的是，两个*早发生政权更迭的阿拉伯国家，革命前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萧条。经济原因或有助推，但不能单独构成抗争的导火线。

贫困人口亦非抗议主体。2011 年，当开罗城里的抗议如火如荼，我在郊外的“死人城”——贫困人群聚居的墓园——看到人们犹豫旁观，置身事外，大规模游行爆发当天，“死人城”里的一家人正筹办女儿婚嫁，对未来所求，不过是能不能搬进城里住。

日子好过一点的人要求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新鲜，18 世纪法国大革命、1848 年席卷欧洲的革命，乃至中国现代革命一开始也是由知识分子领头，农民、工人后来才成为主体。然而，这一次全球中产兴起，潮流浩荡今非昔比，一个深刻的变化正在酝酿：接下来的十多年里，人类历史上中产人数将第一次超过贫困人口总和。

总部设在巴黎的欧盟安全研究所发表“2030 年全球趋势”，预言全球中产阶层人数将从2012 年的20 亿，增加到2020 年的32 亿，到2030 年，更会增加到49 亿。整个地球村正在脱贫奔小康。

二

讨论这股趋势带来的变化之前，我们先要解决一个问题：谁是“中产阶级”？字面意思是社会中间段收入的人。但各国衡量标准不同，目前为止，并不存在“中产”定义的普世标准。经济学家们用来衡量“中产”的指标超过20 个，但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

其中，*宽泛的定义是“非穷人”。世界银行划定的贫困线，是每天可支配收入两美元。如果在这个标准线之上就算“中产”，那么发展中国家已经出现30 亿中产，但他们有的还没有用上电和洁净水。这个指标设定显然太低了。如果以接近或超过发达国家中等收入、每天可支配收入85 美元计，那么全世界只有12%的人算“中产”，这个标准又定得太高。

两位曾在世界银行工作的学者布兰科·米拉诺维奇和什洛莫·伊札奇，设定的中产收入标准获得过广泛引用：把巴西（发展中国家代表）和意大利（发达国家代表）2000 走出中东：全球民主浪潮的见证与省思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思想很深刻，考虑得很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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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中东：全球民主浪潮的见证与省思 不错

写作风格和之前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这本书更贴近和生活。我认为这才是给读者的最好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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