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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四书：觉醒/维新/国变/革命，集结出版，阅读晚清

马勇披露四十年治学心路历程

敬意与温情，重叙晚清历史

传统与创新，重构中国社会

内容简介

“晚清四书”包含《觉醒》《维新》《国变》《革命》，叙述了1894—1911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甲午中日战争、马关条约签订、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以及辛亥革命，记录了清王朝由觉醒而自救，自救失败直至倾覆的全过程。中间涉及诸多重要历史人物，如慈禧、光绪、奕?、李鸿章、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等等。作者马勇为我们重新认识和思考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提供了新的思路。

作者简介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学术史、中国现代化史、中国文明史等研究。著有《汉代春秋学研究》《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1894-1915：梦想与困惑》《1895年大梦初醒》《1898年中国故事》《1900年中国尴尬记忆》《1911中国大革命》《超yue革命与改良》《晚清二十年》《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等，并为梁漱溟、董仲舒、严复、章太炎、蒋梦麟等多人立传。

目录

《觉醒》

《维新》

《国变》

《革命》

精彩书摘

《觉醒》

第一章 东亚秩序重组

从大历史观点看，中日近代以来的不愉快，均来自西方文明东来所引起的世界格局变化，源自东亚传统秩序解体。

宗藩解体

进入近代，东北亚问题一直成为国际问题的焦点，成为影响远东乃至世界全局的火药桶之一。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因此而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第一次动用军队也为此而来。因此怎样结束东北亚乱象，除现实政治考量外，应注意其与历史传统的关联度，因为在“前近代”，这一地区并非如此。

在西方势力渗透到东北亚以前，这个地区许多国家实际上是中华帝国的藩属，他们在自己的国度里享有完整行政权，但由于与中华帝国有着某种程度的藩属关系，受到中华帝国在各方面的关照与保护。此时的中华帝国对这些国家享有名义上的宗主权，因此在履行宗主国责任的长期过程中，中华帝国不能不奉行“王道政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持公道、正义，竭力维护中华帝国与周边藩属间和平及良好的互动关系。不到万不得已，中华帝国不会出手动武，更不会纵容或支持某一国家向另一国家挑衅、大打出手。中华帝国的尊严、信誉大于一切，与藩属诸国所有交往，都必须从政治上考虑。

然而，当西方势力向亚洲渗透后，中华帝国在西方强势压力下逐步退却，它虽然有心继续维持帝国与周边藩邦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但实在说来已力不从心，西方势力不仅要将中华帝国的宗藩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它们的根本目标是要将中华帝国纳入西方主导下的“世界一体化”秩序中。中华帝国在差不多一百年时间里，尊严丧失殆尽，主权、领土完整受到严重破坏，逐步沦为西方势力殖民范围。帝国素来信奉、坚守的“王道政治”不再，转而不得已信奉西方近代国家所向披靡、所向无敌的“进化论”。

进化论观念在中国由来已久。严复在解读西方这一近代思想时也曾注意它与中国古典思想的相似度，只是这一思想在中华帝国古典政治学范畴中一直不被看好，更不被提倡，因为仅仅凭借“力”的角逐去获取霸权，只是一种“霸道政治”，与中华帝国一直信奉的“王道政治”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是儒家伦理不太赞赏乃至根本反对的一种政治理论。只是在西方压力下，中华帝国出于国族存续现实需要，不得已放弃王道政治，转向霸道政治，转向自身力量积聚，于是乎远东地区直至整个亚洲，失去了可以信赖的“共主”，先前各藩邦在失去了中华帝国保护后只能依附于西方各强势国家，转向近代，自谋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北亚乱象形成有许多复杂因素，然认真考究，与中华帝国政治原则调整有着重要的因果关系。

西方国家对中华帝国施压始于18世纪90年代。随着中英贸易逆差逐步扩大，英国人开始寻找机会向中国施压，迫其开放市场，无奈当时的中国基本上还处于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市场发育不完全，无法接纳消化英国更多的工业品，于是英国人一方面寻求利用鸦片弥补贸易逆差，另一方面试图进入中国，由自己或与其他西方国家一道直接开发中国市场。

因为鸦片平衡贸易严重侵害了中国利益，于是在二十年间，接连发生了两次鸦片战争。两次战争都以中国失败而结束，中国被迫向西方开放市场。

至19世纪80年代，中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微妙变化。列强不再满足两次鸦片战争所获得的市场准入条件、范围，他们试图依靠军事实力进入中国内地，将整个中国都纳入他们的市场体系。为此目的，外国势力不断在中国边境集结、窥伺、示威、蚕食，北有沙俄、南有法国，西有英国，东边则是日本、美国对台湾、朝鲜的觊觎、窥伺、骚扰，并最终导致19世纪80年代中期边疆危机、外交危机。

中国边疆危机、外交危机最先因越南问题而引起。基于历史原因，越南在历史上比较长时间为中国附属，只是后来因中国自身危机无暇顾及越南，而恰当此时法国势力东顾，遂使越南有意脱离中国控制。这在中国因一系列危机而无暇兼顾时，也就不能不予以容忍。但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因洋务新政而使自己的综合国力有了一定程度恢复，当中国国力足以应付（其实是自认为足以应付）某些外交危机时，大清王朝统治者自然不能继续容忍越南脱离中国的企图，顽强地要把越南保持在它的政治、军事、经济势力范围内，从而引发了与法国的矛盾、冲突。法国政治、经济势力正在东向，它的初期目标就是要将越南等中国南部藩属纳入自己的体系。

法国对越南的觊觎很早就已经开始了，但真正着手进行实质性占领、控制还是在1858年与中国达成《天津条约》之后。1859年，法国军队占领西贡，之后不久又相继兼并了南部诸省，拥有对越南南部地区的实际控制权，中越之间的宗藩关系受到严重影响、挑战。

1874年，法国政府与安南（越南）当局在西贡订立和亲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法国表面上承认安南独立，实际上是将其降为法国保护国。条约宣称法国有义务保卫安南政权不受外国侵犯、干扰，唆使安南国王将刘永福和黑旗军从河内附近及红河三角洲赶出去。对于法国迫使安南签订的这个条约，清政府当时无力干涉，但清廷坚守安南为中国附属国这一原则，始终不予承认。

从中华帝国自古以来所信奉、遵守和执行的宗藩政策而言，清政府此时所执行的政策显然有其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之处。因为从宗藩体制所具有的伦理观念说，藩邦有难，宗主国无论如何都要出手相救，即便因为自身力量的原因无法相救，也必须取得藩邦的充分理解。很显然，清政府此时已无力奉行宗藩体制下的“王道政治”，无法履行宗主国对藩邦的保护责任，与宗藩体制下的伦理观念相反，清政府此时与法国冲突、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对藩邦尽责任、守义务，而是近代“霸道政治”伦理中对势力范围的争夺。清政府政策中的最大矛盾，是希望或者说期待“王道政治”与“霸道政治”两者兼顾。

法国对越南的军事占领也引起了安南政府的忧虑。为了抗拒法国的推进，安南政府加强了与清政府的联系，既向中国政府进贡，又请求驻扎在中国和安南边界上的非正规中国军队黑旗军给予援助。1882年，黑旗军开始与法国军队作战。翌年，清政府又秘密派遣正规军进入越南协同作战。

对于法国的企图，清政府当然看得很清楚，一旦法国完全控制了越南，肯定会对中国南部地区构成相当威胁。然而问题在于，当中国军队“近代转型”尚未完成前，当中国海防计划尚没有落实时，中国是否有必要为安南这一附属国不惜与法国这样的西方强国开战？这成了清廷内部持久争论的问题。主持朝政的恭亲王奕、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素来被认为最具国际视野，最懂近代国家外交原则，其实转换一个说法就是，正是他们两人比较多地认同近代国家的“霸道政治”，认同力量，而不再主张中国在无法解决自身问题前提下为周边藩邦履行责任、尽义务，所以他们均认为中国此时应尽量避免与法国开战，应尽力以谈判为手段解决中法间冲突，既维护安南利益，也不使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损失过多。

作为务实、相对比较清醒的政治家，恭亲王奕、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人太清楚中国的真实处境、实力，中国社会经济、国防实力经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一系列事件消耗，几乎丧失殆尽，自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洋务运动虽然使中国状况有所改善，国力有所提升，但那毕竟只是相对于原有落后的基础而言，毕竟时间太短，无法与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相比，当然也就不足与西方强国言战，更不要说正面交锋。在恭亲王奕、李鸿章等人看来，中国的正确选择就是尽可能争取更长和平时间发展自身。于是，恭亲王奕、李鸿章等设计了一个“明交暗战”的战略方针：派一些正规军队驻扎在镇南关外谅山一带，在国际社会面前表现出只求保境，而不愿与法国决战的姿态，争取国际社会同情、支持。另一方面，清政府暗中派一些非正规军队深入越南北部援助黑旗军，以期在实际效果上给法国军队以打击，至少让法国军队不能那样为所欲为。

平心而论，恭亲王奕、李鸿章等人的设计从现代国际关系角度看，不失为一着可以一试的“好棋”。无奈，在传统心态支配下，人们不能容忍政府在边境告急情况下故意沉默。而且，清廷内部相对比较边缘的所谓“清流党人”或许是因为近二十年洋务新政已初见成效，或许是基于传统宗藩观念、道义力量，对法国扩张行动颇为不满，他们共同谴责恭亲王奕、李鸿章的“绥靖政策”只会鼓励法国人更加贪得无厌。

清流的观点深深影响了清廷决策者，使清廷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荣誉要求捍卫一个朝贡国，可是畏惧心理却不允许它去和一个西方头等强国打仗。” 1882年12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法国驻华公使在北京进行谈判，中国政府同意从越南北部撤回黑旗军，并在法国承诺放弃侵占越南北部企图后，允许法国经过红河流域和云南进行过境贸易。双方还约定，中法两国政府共同保证越南独立。这样一来，越南就由先前中国的附属国一变而成为中法两国的共同保护国。

1882年协定部分解决了中法两国在越南问题上的冲突，中国虽然放弃了对越南的完全宗主权，但毕竟没有诉诸武力与法国开战。而且，当中国国力并不足以支持中国拥有更多藩邦时，中国部分放弃对某些周边国家的宗主权，也是中国建设近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然而，1882年的北京协定并不被1883年初上台的法国新政府所接受，法国新政府决议对印度支那实行更为直接的殖民统治。1883年5月，法国议会通过对越南北部进行军事远征计划，中法关系陷入紧张状态。同年8月，法国军队开始在红河盆地对黑旗军作战，并很快突破黑旗军防线。8月25日，法国与越南当局签署新协定，越南政府自认为法国的保护国，声明中国不得再干涉越南事务，完全否认中越宗藩关系。这对大清王朝的信誉无疑是一沉重打击。

黑旗军的失败尤其是越法新协定的签署极大激怒了清廷中的主战派，二十余年经济发展尤其是军事实力提升使这些主战派底气十足，无法接受丧失越南的事实。曾纪泽明确向清廷表示：“越南本属中国，理应全境保护。” 他认为中国如果放弃在越南的利益，那么法国以及其他西方强国就会乘机从南方直入中国本土，对中国进行商业、政治渗透，南部中国就要为此付出很大代价，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所以，清廷主战派在批评李鸿章求和政策时，坚决要求派兵支持刘永福和黑旗军，收复失地，恢复、巩固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而恰当此时，越南政府内部也发生了变动，一批亲中国的军政大员发动政变，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援越抗法。

主战派的要求和越南政府的请求，获得了清廷最高统治层的回应，清廷决定以武器弹药支持黑旗军，并从云南、广西调正规军五万人入越作战。1884年3月，中法军队在北宁附近交战，仅有一万六千人的法国军队竟然挫败了五万人的清军。中国军队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太后利用外部危机解决内部危机，改组政府，乘机罢免了恭亲王奕，委派李鸿章与法国人谈判，寻求解决方案。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上校福禄诺在天津达成协议。根据这个协议，中国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所有条约，中国驻越南的军队立即撤回；法国承诺不向中国要求战争赔款，保证中国南方边界不受侵犯，并承认中国在越南的势力，同意在将来与越南缔结任何条约时不使用有损于中国威望的字眼。

“李—福协定”或许是李鸿章心目中解决越南危机的一个比较好的办法，但这个协定却遭到清流党人激烈反对，他们要求清政府追究李鸿章的责任。该和约本为预备性条约，正式签订应在三个月后。可是法国方面在该和约商定后就要求中国驻越军队执行和约，从越南撤出，因此遭到中国军队拒绝。6月23日，中法军队再次冲突，战事又起，尚未发生效力的“李—福协定”无果而终。

占领越南并不是法国在远东地区进行军事行动的终极目的，它主要是希望能够以越南为跳板，将势力渗透到广大中国腹地。所以，和约无效、军事冲突再起使法国更有了战争借口。1884年7月12日，法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立即执行“李—福协定”，并索赔大笔战争赔款。法国的强硬态度并没有改变清政府的立场，清廷迅即将主战的清流党领袖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张佩伦会办福建海防，摆出不惜与法军决战的态势。然而，法军并没有按照清廷的思路行事。8月23日晨，封锁闽江口的法国军舰以突袭方式攻击福州，仅一个小时就击沉中国十一艘兵船，并将1866年以来由法国人帮助建造的马尾船厂彻底摧毁。10月1日，法国海军陆战队在台湾基隆港登陆，23日宣布封锁台湾岛。

与福建战线情况相反，在越南本土，中国军队在经过几次失败后，又向越南派遣了大量援兵，新任将领冯子材指挥有方，中国军队遂于1885年3月重新占领谅山，并准备向北宁、河内发动攻势。中国在军事上又获得了优势地位。

军事上的优势并没有促使中国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相反，因为北部边疆危机再起及朝鲜问题困扰，清廷决定乘谅山大捷机会争取和平，以便赢得体面结果。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在天津签订条约，中法战争至此结束。根据这项条约，中国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所有条约，法国则撤走在台湾的军队；中国不必向法国支付战争赔款；然而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至此彻底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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