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史研究大系·文化史卷:中国农业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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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祥财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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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13168672
版次:1
商品编码:12108589
包装:平装
丛书名: 中华文明史研究大系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5-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518
字数:589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中华文明史研究大系·文化史卷:中国农业思想史》是一部总结我国农业思想发展历程的学术专著。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和中编是对古代、近代农业思想的全面梳理和总结,对各朝代重要人物农业思想进行系统阐述,着重介绍了他们的农业思想、农业主张及对农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下编则着眼于中国现当代农业思想,通过对五四以来直至改革开放后近百年中国农业思想的梳理,使读者对中国农业思想的演变和得失有一个全面了解。论述从古到今,脉络清晰,内容翔实,颇具特色。

作者简介

  钟祥财,1954年8月生于上海,原籍浙江省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1982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8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0年获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6年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97年9月至1998年12月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任访问研究员。1998年被评为研究员,2001年被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创新型学科首席专家。已出版专著9部。

目录

上编 中国古代农业思想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农业思想
第一节 春秋以前的农业观点
第二节 管仲的农业思想
第三节 孔子、计然的农业思想
第四节 墨子的固本论
第五节 《老子》、李悝的农业思想
第六节 商鞅的农战论
第七节 孟子的恒产论
第八节 《管子》的农本论
第九节 荀子的强本论
第十节 韩非的务本论
第十一节 《吕氏春秋》的农业思想
第十二节 先秦时期的其他农业思想
第二章 秦汉三国时期的农业思想
第一节 秦朝的农业政策和思想
第二节 汉文帝、贾谊的农业思想
第三节 晁错的贵粟论
第四节 《淮南子》的农业思想
第五节 董仲舒的抑兼并论
第六节 司马迁的农业思想
第七节 桑弘羊的农业思想
第八节 王莽的王田论
第九节 西汉农家学派的农业思想
第十节 汉光武帝的农业政策思想
第十一节 桓谭、班固的农业思想
第十二节 王符的“爱日”说
第十三节 崔定的徙民垦荒论
第十四节 荀悦、仲长统的农业思想
第十五节 三国时期的农业思想
第三章 两晋至隋唐时期的农业思想
第一节 西晋占田制及其所体现的政策思想
第二节 傅玄的农业思想
第三节 杜预的农业水利思想
第四节 北魏孝文帝的农业政策思想
第五节 李安世的均田建议
第六节 贾思勰的《齐民要术》
第七节 唐太宗的农业政策思想
第八节 陆贽的农业思想
第九节 白居易的农业思想
第十节 李翱的平赋论
第四章 两宋时期的农业思想
第一节 宋太祖、宋太宗的农业政策思想
第二节 李觏的农业思想
第三节 范仲淹、欧阳修的农业思想
第四节 苏洵、张载的限田思想
第五节 曾巩的水利思想
第六节 王安石的农业思想
第七节 司马光的“农尽力”论
第八节 吕祖谦、董煟的荒政思想
第九节 朱熹等人的农业思想
第十节 叶适的反抑兼并论
第十一节 陈旉的家庭农业经营思想
第十二节 南宋的其他农业思想
第五章 元明时期的农业思想
第一节 元世祖的农业政策思想
第二节 许衡、王恽的农业思想
第三节 王祯的农产管理论
第四节 明太祖的农业政策思想
第五节 刘基的“善盗”说
第六节 丘溶的养民论
第七节 周忱、林希元的农业思想
第八节 海瑞的农业思想
第九节 张居正、唐顺之的农业思想
第十节 徐贞明的农田水利论
第十一节 徐光启的农政思想
第六章 明清之际至鸦片战争时期的农业思想
第一节 黄宗羲、顾炎武的农业思想
第二节 王夫之的土地民有论
第三节 唐甄的富民说
第四节 王源及颜李学派的农业思想
第五节 张履祥等人的微观农业思想
第六节 清圣祖的农业政策思想
第七节 清前中期的其他农业思想

中编 中国近代农业思想
第七章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农业思想
第一节 包世臣的重农说
第二节 林则徐的农业思想
第三节 龚自珍的农宗论
第四节 魏源的农业思想
第五节 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
第六节 曾国藩、冯桂芬的农业思想
第八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至甲午战争期间的农业思想
第一节 陶煦的《租核》
第二节 王韬的农业思想
第三节 薛福成的农业思想
第四节 陈炽的讲求农学说
第五节 钟天纬的减私租论
第六节 郑观应的农业思想
第七节 陈虬的农业思想
第八节 宋育仁的本农食论
第九节 汤寿潜的农业思想
第十节 邵作舟的农业思想
第九章 甲午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的农业思想
第一节 张之洞的农业思想
第二节 张謇的农业思想
第三节 康有为的公农论
第四节 严复的农业思想
第五节 梁启超的驳土地国有化论
第六节 刘师培的悲佃说
第七节 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论
第八节 章 太炎的均田论
第九节 宋教仁的农林主张
第十节 穆藕初的农业思想

下编 中国现、当代农业思想
第十章 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农业思想
第一节 李大钊论土地和农民问题
第二节 萧楚女的农业思想
第三节 毛泽东的土地革命和农业经济思想
第四节 彭湃、瞿秋白的农民革命理论
第五节 刘少奇、张闻天的土改政策思想
第六节 陈翰笙的农村经济理论
第七节 农研会其他成员的农业经济观点
第八节 王亚南对中国社会农业经济的研究
第十一章 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时期的其他农业思想
第一节 蒋介石的农业思想
第二节 阎锡山的农业政策论
第三节 地政学派学者的农业思想
第四节 章士钊等人的以农立国论
第五节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的农业思想
第六节 晏阳初平民教育论中的农业思想
第七节 董时进的农业经济理论
第八节 吴觉农等人的农业现代化论
第九节 马寅初对农本思想和土地问题的分析
第十节 费孝通的乡土建设论
第十一节 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论
第十二章 计划经济时期的农业思想
第一节 毛泽东的农业思想
第二节 刘少奇的农业思想
第三节 邓子恢的农业思想
第四节 张闻天的农业思想
第五节 李云河、杨伟名等人的农业经济观点
第六节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农业经济学研究
第七节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农业经济问题讨论
第八节 两部农史论著对古代农学思想的研究
第九节 这一时期的其他农业思想
第十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思想
第一节 邓小平的农村改革理论
第二节 陈云的农业经济思想
第三节 万里的农业经济改革思想
第四节 江泽民的“三农”思想
第五节 胡锦涛科学发展观中的农业思想
第六节 杜润生的农村改革思想
第七节 林子力论联产承包制和农村深化改革
第八节 林毅夫的农业经济学研究
第九节 吴敬琏等人的农村经济改革理论

索引
后记

精彩书摘

  《中华文明史研究大系·文化史卷:中国农业思想史》:
  第八节 王莽的王田论
  王莽(前45-23),字巨君,是汉元帝王皇后之侄。初任黄门郎、射声校尉等职,后受封新都侯,历任骑都尉、光禄大夫及侍中、大司马、大将军等职。公元元年又被封为太傅,号安汉公,位在三公之上。公元5年,汉平帝死,他立两岁的孺子婴为帝,并自称“假皇帝”。公元8年,废孺子婴而称帝,改国号为“新”,并推行了一套所谓的改制新政,内容包括土地、工商、货币等经济政策的变动,其中与农业有关的是他提出的王田制。
  王莽在始建国元年(9)发布的实行王田制的诏令中,对前代的土地制度作了一番评判,他认为:“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干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具陷于辜,刑用不错。”(《汉书·王莽传中》)显而易见,王莽对秦汉的农业生产状况是极为不满的,这种不满主要体现在他对农村贫富悬殊的抨击上,而造成上述局面的根源又在于土地制度的败坏,所以王莽把解决农业经济问题的着眼点放在土地方案的更新上。
  王莽对三代以上的土地制度是推崇的,这也直接影响到他对王田制的设计。他在诏令中这样宣布:“今更名天下田日王田,奴婢日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汉书·王莽传中》)这段文字包括以下几层意思:首先,他把王田制也作为一种井田制,只不过所占土地数额有所增加;其次,他规定土地所有权属于君王,禁止买卖,实际上也就是取消了土地的私人占有;第三,对无地农民实行授田,这是中国历史上由政府向无地农民分配土地的最初制度表述。总之,王田制的实质是取消土地私有制,让国家重新占有全部土地,在此基础上仿行古代田制实行土地的有限使用。
  但是,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虽然具有内在的矛盾性,也给西汉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但相对于奴隶制时代的土地王有,毕竟是一种进步的土地关系。要想解决封建土地的兼并痼疾,用心可谓良苦,但企图开历史倒车,要现存的土地关系恢复到古老的形态,则无疑是开错了药方。在实际贯彻过程中,王田制所遇到的巨大阻力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尽管王莽实际上对大地主的既得利益触及不多,却仍遭到他们的反对。至于贫民,则根本无法获得许诺中的土地。由于新朝政府一意孤行,王田制在全国造成了很大的混乱,终致民怨四起,“及坐买卖田宅……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这样,社会矛盾不是缓和了,而是加剧了,这使王莽不得不于始建国四年(12)颁令停止王田制的实施:“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汉书·王莽传中》)
  王莽土地改制思想的出现是西汉时期日益尖锐的土地兼并现象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汉就有人附和董仲舒的限田说,提出对土地占有实行数量限制,如汉哀帝时的辅政之臣师丹便是其一。师丹(?-3),字仲公,琅琊东武(今山东诸城)人,历任大司马、大司空等职。他认为:“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乎。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俞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汉书·食货志上》)对于师丹的提议,汉哀帝表示同意,他说:“制节谨度以防奢淫,为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干石及豪富民,多畜奴牌,田宅亡限,与民争利。百姓失职,重困不足,其议限列。”(《汉书·哀帝纪》)至于具体的限额,当时的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主张:“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汉书·食货志上》)这方案由于遭到外戚、贵族的反对而未实行。与此相比,王田制走得更远,所以也就缺乏实际的可行性。
  王田制的昙花一现,证明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不可逆转。对此,中郎区博似乎有所察觉。他在谈到土地制度的复古之不可行时说:“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迄今海内未见其弊。今欲违民心,追复干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汉书·王莽传中》)区博没有直接非议井田制,但他明确肯定“灭庐井而置阡陌”是“顺民之心”和“未见其弊”的革新之举,这自然要比王莽聪明得多。
  ……

前言/序言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摆在人们面前的历史事实耐人寻味:中国向来号称农业文明发达,可是在鸦片战争爆发以前,农业经济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中国历代统治者没有人不标榜重农,可农业仍然是弱势产业,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总是社会上最贫困的群体。在世界史上,导致政权更替的原因很多,如种族冲突、宗教矛盾、市民运动、军事政变等,唯独在中国,农民起义每每成为政局动乱和改朝换代的导火线。
  对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根源,国内外学者可以说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人们所公认的,即探讨中国经济史问题,离不开农业。研究中国历史上农业的发展和不发展,是经济史学科的任务,但农业是人类有意识的经济活动,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主体是有思想动机和行为能力的人。思想是行动的原因,不是结果。因此,研究农业史,离不开对农业思想史的探讨。在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史上,农业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议题,原因也在这里。
  当然,研究历史是为了走向未来。“历史是向后看的,虽然经济学的主题——人的决策——是向前看的。因历史学专注于过去,它们对错误和进步一样关心”,所以,“为了学到教训或获得洞察力而研究过去”,“可能是收益巨大的”,“我们忽略历史便是以冒着不理解我们自己的风险为代价的”([美]小罗伯特.B.埃克伦德、罗伯特.F.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史》(第4版),杨玉生、张凤林等译,张玉凤校,第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撰写和研究《中国农业思想史》,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农业思想史涵盖的年代久远,资料可谓汗牛充栋。如果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那么回顾中国农业思想的历史演变还应当关注两个重点:其一,前人留下了怎样的探索轨迹和智慧成果,值得我们总结汲取和发扬光大;其二,对中国农业未来发展而言还有哪些亟待破解的难题,需要我们通过对历史的“反刍”寻求答案,汲取教训。例如,在中国古代,早在先秦时期,以农为本的思想就已形成,各派学者都对此有所贡献,“墨子提出以生财为本,实际上就是要以生产粮食为本”;“李悝指出农业是人类的衣食之源,又是积累和国家财政收入的源泉”;商鞅“指出农业是积累和国家财政收入的源泉,又为战争提供物质基础”;“孟子强调要不违农时”;“《管子》对李悝、商鞅所提的重农理由有更深刻的分析”;“荀子提出开源节流论,所谓开源就是开农业生产之源”;“韩非提出一个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心的财富增值论”;“《吕氏春秋》有《上农》篇,‘上农’就是重农”(叶世昌:《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第419-42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在农业的土地分配、税收制度、生产管理、环境保护、技术推广、灾荒救济等方面,中国古代的相关文献非常丰富,弥足珍贵。
  有些历史学家对中国古代的经济总量曾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津津乐道,但同样需要正视的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另一个侧面,这就是农民的负担日益加重,农业的效益增长乏力,而且历代的财政经济改制不仅效率递减,甚至加重了对农民的搜刮。前者如有的研究者所说:“我国封建社会农民赋役负担的规律是:每一个封建王朝的农民负担基本上都是直线上升的。农民负担的最低点总是在每一个封建王朝的前期,特别是开国时期;而其高峰点总是出现在它的后期。从我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总过程来看,农民负担则是曲线上升的。这条农民负担曲线愈爬愈高,反映了农民的赋役负担一代比一代加重,农民负担总额像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农民负担达到高峰点的时候,接踵而至的便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江东平:《序》,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农民负担史》(第1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后者也即历史学家所关注的“黄宗羲定律”。
中华文明史研究大系·文化史卷:中国农业思想史 序言 中国,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农业大国,其文明的根基深深扎根于这片沃土。农耕文明,不仅塑造了中国的物质生活,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思维方式、社会结构乃至政治制度。理解中国农业思想史,便是走进中国文化史的深邃殿堂,窥探中华民族数千年智慧的源流,把握其文明演进的内在逻辑。 本书《中华文明史研究大系·文化史卷:中国农业思想史》并非简单罗列农耕技术的演变,而是致力于探究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如何认识农业、理解农业、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起独特的思想体系。这其中包含了对土地的敬畏、对自然的感悟、对劳动的价值判断、对社会秩序的构建、以及对政治伦理的思考。这是一部关于思想的史书,是关于文明的深层剖析,是关于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溯源。 第一章:远古的回响——早期农业与蒙昧时代的朴素认知 在中国农业思想史的开端,我们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的曙光。当先民们从采集狩猎走向定居农业,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便应运而生。早期农业的萌芽,伴随着对土地的初步驯化、对五谷的认知与播种。这时的“思想”,更多地体现在对自然的朴素理解和对生命周期的神秘崇拜。 土地崇拜与生殖崇拜: 早期人类生活与土地紧密相连,土地不仅是食物的来源,更是孕育生命的母体。因此,对土地的崇拜,以及与农业丰收息息相关的生殖崇拜,构成了早期农业思想的核心。社稷坛的雏形,对山川河岳的祭祀,都体现了这种与自然浑然一体的敬畏之心。 劳动价值的萌芽: 耕作的辛劳,播种的希望,以及收获的喜悦,让早期先民开始认识到劳动的价值。虽然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以及对粮食的珍视,已经蕴含了对辛勤耕耘的朴素肯定。 天人感应的雏形: 早期先民观察到自然界的规律,如季节的更替、雨水的滋润、阳光的普照,都直接影响着农业的收成。这种对天地之间关系的懵懂感知,是后世“天人合一”思想的最初胚胎。他们试图通过祭祀、占卜等方式与“上天”沟通,祈求风调雨顺。 第二章:礼乐文明的奠基——夏商周的农业礼制与祭祀 夏商周时期,中国进入了早期国家形态,农业生产日益发展,并与政治、宗教、文化紧密结合,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农业思想。这一时期的农业思想,更多地体现在“礼”与“乐”之中,强调秩序、等级和神圣性。 “社稷”观念的确立: “社”代表土地神,“稷”代表五谷神,社稷成为国家的象征。对社稷的祭祀,不仅是祈求丰收,更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和合法性的来源。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农业祭祀的隆重程度可见一斑。 农事的礼制化: 农时、农具、农耕方式等都被纳入礼制的范畴。天子、诸侯、大夫的耕作有着明确的等级规定,例如“籍田礼”便是君王亲耕的仪式,象征着对农业的重视和对臣民的垂范。 神话与传说中的农业神祇: 这一时期,出现了与农业相关的神话和传说,如后稷教民稼穑的故事,丰富了人们对农业的想象,也赋予了农业生产神圣的意义。 初步的农业技术总结: 尽管文献资料有限,但我们仍能从甲骨文、金文中窥见对农事活动的记录,以及一些初步的农事经验的积累。 第三章:百家争鸣的智慧——春秋战国的农业生产与思想论辩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急剧变革,生产力得到发展,各种思想流派竞相涌现,农业思想也因此呈现出多元化和深刻化的趋势。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技术有所进步,同时,对农业的意义、作用以及如何实现高效生产的讨论,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儒家的“重农贵粟”: 儒家思想强调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基础,提倡“君子务本,本固而道生”。他们主张通过“足食”来“足兵”和“足信”,重视农业生产的稳定与繁荣,并将其与仁政、教化联系起来。但同时,也存在着对“末业”的某种轻视。 法家的“农战”思想: 法家代表人物如商鞅,将农业视为国家富强的根本,并与军事相结合,提出了“耕战”理论。他们认为,国家应该鼓励农民努力耕作,奖励军功,通过农业生产来支撑对外战争,从而实现国家的强盛。这种思想对后世秦国的统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墨家的“兼爱”与节用: 墨家主张“兼爱”,反对奢侈浪费,提倡节用。他们认为,农业生产是满足人民基本需求的根本,应当合理分配资源,避免不必要的消耗。 道家的“无为而治”与自然农法: 道家对农业的看法,更多地倾向于顺应自然,减少人为干预。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在农业上体现为“我无为而民自富,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归,我无欲而民自朴”,主张尊重自然规律,让农业生产自然发展。 农业技术的进步与记录: 这一时期,农业工具有所改进,如铁制农具的推广,以及对灌溉、耕作技术的初步总结。一些著作中也开始出现对农业生产的详细描述,如《管子》等。 第四章:统一帝国的农业政策与思想——秦汉的中央集权与国家干预 秦汉时期,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农业生产再次被置于国家战略的核心地位。国家对农业的干预和管理程度空前提高,并形成了以国家力量推动农业发展的强大思想支撑。 “重农抑商”政策的确立: 秦汉时期,统治者深刻认识到农业是国家稳定的基石,由此确立了“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在政策上,鼓励耕作,限制商业,试图将社会资源导向农业生产。 国家主导的农业技术推广: 秦汉政府大力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如曲辕犁的出现(虽然后世多认为东汉,但秦汉时期已有技术萌芽),以及耕作、灌溉、施肥等方面的经验总结。国家设立专门机构,负责管理和推广农业技术。 “休养生息”与“屯垦戍边”: 经过战乱之后,汉朝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减轻农民负担,鼓励恢复生产。同时,“屯垦戍边”政策在边疆地区得到了广泛推行,有效地将农业生产与国防建设结合起来。 《氾胜之书》、《齐民要术》等农书的出现: 尽管《氾胜之书》可能成书稍晚,但秦汉时期已有对农业技术的系统性总结和记录,为后世农学发展奠定了基础。《齐民要术》虽然是北魏著作,但其思想和技术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秦汉以来的成就。 阴阳五行思想对农业的渗透: 汉代阴阳五行思想的盛行,也渗透到农业领域,人们试图用这些哲学观念来解释自然现象,指导农事活动,如占卜吉凶、选择耕作时间等。 第五章: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与价值认同——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农业思想演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士族门阀兴起,但农业生产仍在继续。隋唐时期,中国迎来了又一个辉煌的时代,科举制度的建立,进一步巩固了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也对农业思想的内涵产生了影响。 士人阶层的农业情怀: 尽管科举制度鼓励读书人入仕,但许多士人依然怀有深厚的农业情怀。陶渊明式的田园隐逸,成为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追求,体现了对质朴、自然农业生活的向往。 农业生产的区域性发展与技术革新: 这一时期,南方农业得到快速发展,新的农作物和耕作技术被引入。水利工程的兴修,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保障。 官营农业与私营农业的并存: 官营农业在国家战略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但私营农业也日益发展,出现了占有土地的豪强。 佛教对农业思想的有限影响: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农业思想的影响相对有限,但在某些层面,其“不杀生”的戒律,也间接对农事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齐民要术》的集大成: 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被誉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农学著作,它系统地总结了当时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经验,涵盖了种植、养殖、加工等各个方面,是中国农业思想史上的里程碑。 第六章:商品经济的兴起与农业思想的挑战——宋元明清的转型与创新 宋元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经济转型,商品经济日益活跃,城市化进程加快,这无疑对传统的农业思想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催生了新的思想萌芽。 商品农业的发展与专业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农业生产也出现了商品化和专业化的趋势。一些地区开始专门种植经济作物,如棉花、茶叶、丝绸等,农业与商业的联系更加紧密。 “农本”观念的再审视: 尽管“农本”思想依然是主流,但对于“末业”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一些学者开始认识到商业的活力对国家经济的贡献,但整体上,农业依然被视为国家稳定的根基。 农业技术的进一步精进与普及: 这一时期,农业技术继续向前发展,新作物(如玉米、番薯等)的引入,以及农具的改进,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农书著作数量众多,内容也更加丰富和细致。 理学对农业思想的影响: 程朱理学强调“格物致知”,其思想也对农业生产产生了影响,例如对农事劳动的理性分析,以及对“天理”与“人欲”的辩证关系在农业生产中的体现。 “重农”理论的细化与辩护: 面对日益活跃的商业,一些学者对“重农”理论进行了更深入的阐释和辩护,试图论证农业在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中的不可替代性。 晚明时期对西方农业知识的初步接触: 尽管影响有限,但晚明时期随着传教士的到来,一些西方的农业知识和技术开始传入中国,为后世的农业现代化埋下了伏笔。 第七章:近代转型的阵痛与农业思想的变革——晚清至今的现代化探索 晚清以来,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的传统农业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农业思想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剧烈变革与探索的时代。 西学东渐与农业技术的引进: 伴随西学东渐,西方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开始被引进,对传统农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富国强兵”与农业现代化: 面对国家危机,有识之士认识到农业是富国强兵的基础,积极倡导农业的现代化改革。 土地制度的变革与农业政策的调整: 不同的政治势力和思潮,对土地制度和农业政策提出了各种设想和方案,经历了曲折的探索。 集体化农业与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践: 20世纪的中国,在农业组织形式上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从土地改革到集体化,再到家庭承包责任制,都深刻影响着中国农民的思想和生产方式。 可持续农业与生态农业的理念萌芽: 随着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可持续农业、生态农业等新的理念开始在中国农业思想界出现。 当代中国农业思想的新发展: 在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浪潮下,中国农业思想正朝着更加多元、开放、创新的方向发展,既要传承优秀传统,又要积极吸收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理念。 结语 《中华文明史研究大系·文化史卷:中国农业思想史》是一部试图勾勒中国农业思想发展脉络的学术著作。它不仅仅是对古代农事的记录,更是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农民、统治者群体如何认识农业、思考农业、并将其融入到政治、哲学、伦理、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深刻解读。 从远古先民对土地的敬畏,到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智慧交锋;从秦汉统一帝国的国家干预,到宋元明清商品经济的冲击与创新;再到近代以来农业思想的转型与现代化探索,这条绵延数千年的农业思想史,是中国文明最深刻、最持久的注脚之一。 本书的研究,旨在揭示中国农业思想中蕴含的智慧与局限,理解其对中华文明形成的独特贡献,并为我们反思当下、展望未来提供历史的借鉴。希望通过本书的阅读,读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文明的独特魅力,认识到农耕文明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不可替代的地位,以及那些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农业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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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很有格调,纸张的触感也很不错,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让人感觉这是一部内容扎实、值得细品的著作。我原本是对某个特定时期的农业技术发展比较感兴趣,但翻开目录后,立刻被它宏大的叙事结构所吸引。作者的笔触细腻而富有洞察力,不仅仅罗列了史实,更重要的是,他将不同历史阶段的农业实践与当时的社会结构、思想观念紧密地联系起来,构建了一个立体的历史图景。特别是关于早期农耕文明的起源与演变那一部分,行文流畅,逻辑清晰,读起来丝毫没有枯燥感,反而像是在听一位经验丰富的学者娓娓道来一段段精彩的往事。这种将文化思辨融入历史叙述的写法,无疑提升了整部作品的深度和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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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我原本对这类学术性很强的“大系”丛书抱持着一丝敬而远之的态度,总觉得内容会过于艰深晦涩。然而,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它在保持学术严谨性的同时,非常注重历史细节的呈现和观点的阐释。比如,书中对于古代水利思想的梳理,不是简单地介绍某项工程,而是深入剖析了“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是如何指导古代水利决策的,这使得原本冷冰冰的工程史顿时变得有血有肉。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分析一些关键历史转折点时所展现出的批判性思维,他勇于挑战一些传统定论,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新视角。这对于任何想要深入理解中国传统社会运行逻辑的人来说,都是一份极其宝贵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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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排版和字体选择非常考究,长时间阅读下来,眼睛的疲劳感明显减轻了。内容上,我最欣赏的是其跨学科的研究视角。作者似乎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农业史的传统范畴内,而是巧妙地引入了社会学、伦理学甚至部分哲学层面的思考。比如,在讨论不同朝代土地制度变迁时,作者并没有孤立地去看待经济数据,而是结合了儒家思想中“均田”与“私有”观念的冲突与调和过程,这使得历史脉络更加清晰有力。这种多维度的解读方式,极大地丰富了我对中国古代社会动力机制的理解。读完某一章节,总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仿佛拨开了历史的迷雾,看到了事物背后的深层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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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将这本书研读完,其内容的厚重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我这种非专业出身的读者来说,个别地方的专业术语需要反复查阅,但这恰恰说明了作者资料搜集之全面和论证之扎实。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地域差异性的关注。他没有将“中国农业思想”视为铁板一块的整体,而是细致地比较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在思想观念上的分野及其成因,这种精微之处的处理,体现了作者深厚的田野调查功底和文献功力。读罢全书,我感觉自己对中国这片土地上数千年劳作智慧的理解,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再是零散的知识点,而是一张相互关联的巨大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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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需要静下心来细品的巨著,它不是那种可以囫囵吞枣的“快餐读物”。书中的论证过程环环相扣,层层递进,需要读者投入极大的注意力去跟上作者的思路。我特别喜欢作者在总结部分所采用的类比和隐喻手法,它们以一种极具文学性的方式,凝练了复杂的历史变迁,让人在思维得到充分锻炼后,还能享受到一种美学上的愉悦。比如,他将某种思想流派的兴衰比喻为某种作物的季节性更迭,生动而贴切。总而言之,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和阅读价值是并存的,它不仅提供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观察和分析历史的有效方法论,是案头常备的工具书和灵感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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