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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一百年的人文背影：中国私立大学史鉴》系统全面地梳理了中国私立大学从萌芽、勃兴，到壮大、迁徙，再到调整、裁撤乃至终成绝响的历史进程。既有对其发展的历史梳理，亦有对其著名师生的简要介绍，更有对其历史经验的扼要总结。全书叙述史传结合，文笔沉越跌宕，谱写了一曲中国私立大学百余年历史变迁的悲壮之歌。

作者简介

　　李秉谦，陕西渭南人，教育史专家，地方史和民俗专家。现任深圳市新世纪浪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南山区新世纪交响乐团理事长。兼任深圳市福田区总商会副会长、深圳市市长质量奖评审、辽宁省阜新市人民政府顾问、陕西师范大学等校客座教授等。长期从事非公立教育机构及文化现象的研究。

精彩书评

　　秉谦书的全名是《一百年的人文背影：中国私立大学史鉴》。可以看出，他在回望古代之后，更想在近百年中为中国教育寻找希望。
　　秉谦饱含热情地为每个近世私立教育的先行者立传，历数他们在培育人才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其用意是想借此鼓励当下私立学校的发展，指望通过公私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提高，来扭转中国高等教育长期落后的困局。对秉谦的想法，我十分赞成。
　　中国当下私立大学的举办者多数则是通过办学挣钱发财。由于义利观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所以这些民办大学大都不设或少设专职教师，更不在教学、科研及设备建设上增加投入，以至于目前一般都停留在“三本”院校的水平上，绝少有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
　　我奉劝大家都读读秉谦的书。当您凝望近世贤哲们渐渐远去、却又仍然高大清晰的“人文背影”时，谁能无动于衷？我和秉谦都对民族教育的振兴满怀期待。
　　——赵世超

前言/序言

　　序赵世超
　　秉谦积十年之功，著成五卷本的《中国私立大学史鉴》，命我作序，披阅之余，既感激他的信任，又深觉惶恐不安。因为我虽学的是历史，但是对秉谦所涉足的教育领域并不熟悉。盛情难却，只好结合自己的专业谈一点学习体会。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学校这种人类文明传播与传承的重要载体在很早就存在了。“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不过，那时实行“学在官府制”，政教合一，官师不分，教师、教材、生源等教育资源被高度垄断。教师是有官职、有爵位的官员；所有的典籍均藏于盟府，一般人难于得见；贵族子弟是教育的唯一对象，学习内容以礼、乐、射、御、书、数为中心。这种官立教育在相当长时间内满足了当时社会的需要，但与民众的距离却很远。
　　到了春秋，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礼乐制度崩坏，负责行礼、奏乐和典守藏室的太史、乐官四处流亡，“畴人子弟分散”，大量典籍落入民间。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孔子才有机会熟读精研，并加以收集、整理，编定六经，用作教材，兴办私学，教授门徒，成为中国私学的首创者。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即不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给予受教育的机会。这就把旧式官学教育讲究血统和出身的限制彻底打破了。孔子所创办的私学，规模宏大，也很正规，有教学活动的“堂”，有学生居住的“内”。他还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和特点因材施教，先后有学生3000人，最优秀的有72人。孔子死后，他的许多学生继承其事业，招生授徒，最著名的有子夏和曾参。子夏作过魏文侯的老师，著名法家人物李悝、著名军事家吴起都是他的学生。孟敬子、公明仪、孔子的孙子孔伋等都是曾参的学生。除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创办的私学之外，墨家代表人物墨子兴办的私学也影响甚大，墨子自称有学生300人，敢于赴汤蹈火者有180人。墨家学派很重视科学技术教育，《墨子》一书中的《墨经》是墨家学派科学技术教育的汇编，涉及光学、几何学、物理学等方面的知识技术，以及木工和防守器械等方面的知识技术。在孔墨私学的影响下，各诸侯国私学勃兴，犹如雨后春笋，很快即以老师为中心，以师承为纽带，以师法为特征，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各派相互批评辩难，逐渐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式的学术繁荣。在百家争鸣中产生了诸子学术，以后经过融会，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私学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开始孕育的温床。
　　不仅如此，私学在教育方面还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私学打破了官学政教合一，师官不分的旧模式，使学校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使教师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职业。私学不仅将教育对象扩大到平民，更在教育教学内容上做了大变革，孔子突破了贵族养成教育的局限，设立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有针对性地培养从政的专门人才和理想化的仁人君子，要求学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即把弘道作为最终目标，把德行作为弘道的根据，把仁作为教育的核心贯穿始终，把六艺只看作造就高尚品格的手段。墨子将自然科学和工程教育纳入学校教育的范畴，这对官学来说，更是不可思议的。在教学方法上，孔子强调因材施教，学思结合，倡导以“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为原则的启发式教学；子夏强调“学”“性”结合；墨子特别注重实践。至于应由什么样的人来执掌教职，孔子则提出了能“见贤思齐”“不耻下问”“就有道而正焉”即“可以为师”之类，带有学无常师倾向的新主张。正是这些做法的逐一实施，才使旧式贵族教育的影响得到了全面清理。而私学能为官学所不能为，关键在于它有办学自主权。
　　秦人要集中一切精力完成统一，故而奉行以绝对、极端为特点的“壹”的政治，简称“壹政”。其中，所谓“壹言”，即在禁锢百家言论的基础上，维持法家的独尊，只准用一个声音说话，而且有意让“愚农不智，不好学问”。他们“以法为教”，“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最终发展到“焚书坑儒”。因此，伴随着统一的实现和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建立，私学和诸子学一起遭到了空前沉重的打击。
　　然而，文化就像深植于土地中的草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无法斩尽杀绝的。不可一世的秦王朝覆灭了，残酷的《挟书律》不解自除。至“高皇帝诛项籍”，“鲁中诸儒”已在“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此后有齐国的伏生口授《尚书》，诗学也开始萌芽，有齐、鲁、韩、赵诸家，皆由私家师徒相传。可见私学作为传承文化的载体同文化本身一样，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太学，置明师”，重建官学体系，在把儒学提高到经的地位的同时，断绝了其他诸子传播和发展的机会。但在儒家内部，却允许经师设立“经馆”，从而使私学得延一线之命。以后，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清谈、辩论，到唐代“许百姓任立私学”的宽松政策，终于发展出了宋元时期的书院。据统计，宋代的书院多达203所，其中名闻天下的有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宋元工商业发达，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开始形成，私学和思想界的活跃应视作经济活跃的折射。
　　无论是秦朝片面、绝对的“壹政”，还是形成于汉、并为后世所遵行的“霸王道杂之”，其本质都是专制统治，奉行的都是文化专制主义。在这种政治体制中，私学不可能得到健康发展，经馆也好，清谈也好，书院也好，都只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变例，或是先秦优秀办学传统的风流余韵。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皇权进一步加强，私学的发展空间便越来越狭小。明朝政府为了通过推行程朱理学来加强思想控制，公然将宋元以来可以独立讲学的书院并入官学或社学，而某些心学派的学术活动甚至受到查禁。在清朝，书院教育所受控制更趋严厉，最后终于被官学完全同化，变成了科举考试的预备场。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清政府照准张之洞等人的奏折，下诏改书院为学堂，至此，绵延近千年的书院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胡适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一次演讲中感叹：“中国的高等教育虽然发达得很早，但是不能延续，没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学校，比起欧美来，就显得落后的多了。”他接着发问道：“为什么历史不及我们的国家，会有那么长远历史的大学，而我国反而没有呢？”（胡适《谈谈大学》）这一著名的诘问，意蕴深长，牵动着每个真正的爱国人士的心。秉谦早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后来南下深圳，遨游商海，事业有成，却不向往安逸的生活，以一人之力，四处奔走，或钩稽史料，或调查研究，终于成此百余万言的巨著，就是因为受到胡先生诘问的感染，心中一直存着一个未解开的结。
　　秉谦书的全名是《一百年的人文背影：中国私立大学史鉴》。可以看出，他在回望古代之后，更想在近百年中为中国教育寻找希望。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迫使朝廷实行新政，后来又酿成了辛亥革命，昭告了君主时代的结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赋予“国民全体”以平等的权利，私人也可以办学了，于是新式私立高等学堂开始出现。其中，由国人自己创办的有中国公学、复旦公学、广州光华医学堂等等，由外国人或传教士创办的有东吴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同济大学、焦作路矿学堂等等。旧式的以读经为主、服务于科举的官学没有留下可资利用的资源，新式私立高等学校数量虽少，却为此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镜鉴。秉谦饱含热情地为每个近世私立教育的先行者立传，历数他们在培育人才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其用意是想借此鼓励当下私立学校的发展，指望通过公私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提高，来扭转中国高等教育长期落后的困局。对秉谦的想法，我十分赞成。因为不管什么事，只要是一家独办，就会活力丧失，故步自封，裹足不前。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私立学校有了长足发展，在满足人民群众的学习愿望和普及高等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先进国家是有钱人拿出钱来办学校，中国当下私立大学的举办者多数则是通过办学挣钱发财。由于义利观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所以这些民办大学大都不设或少设专职教师，更不在教学、科研及设备建设上增加投入，以至于目前一般都停留在“三本”院校的水平上，绝少有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今年5月，在深圳与秉谦会面，我向他谈及这一现象，两人相对无言，默然沉思良久。最后，我建议秉谦学习胡适先生，发出新的诘问：为什么美国前30名的大学中私立大学居多，而中国的私立大学却甘作“三本”？终因书稿已送出版社而未能补写。尽管如此，我仍奉劝大家都读读秉谦的书。当您凝望近世贤哲们渐渐远去、却又仍然高大清晰的“人文背影”时，谁能无动于衷？我和秉谦都对民族教育的振兴满怀期待。
　　序于2016年8月酷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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