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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中國國傢圖書館藏·民國西學要籍漢譯文獻·哲學：辯證邏輯之基本原理》作者陶潑爾考夫指齣辯證法是關於外部世界與人類思維活動的一般規律的學說。
　　《中國國傢圖書館藏·民國西學要籍漢譯文獻·哲學：辯證邏輯之基本原理》研究思維活動的規律，指齣形式邏輯的缺欠，揭示辯證法如何進行觀察、認識及判斷。
　　《中國國傢圖書館藏·民國西學要籍漢譯文獻·哲學：辯證邏輯之基本原理》分七章，包括矛盾、概念、論斷、曆史主義、具體的思想、辯證法與實際、判斷等。

內頁插圖

目錄

前言/序言

　　繼唐代翻譯印度佛經之後，二十世紀是中文翻譯曆史上的第二個高潮時期。來自歐美的“西學”，以巨大的規模湧人中國，參與改變瞭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這在人類文明史上也是罕見的。域外知識大規模地輸入本土，與當地文化交換信息，激發思想，乃至産生新的理論，全球範圍也僅僅發生過有數的那麼幾次。除瞭唐代中原人用漢語翻譯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紀阿拉伯人翻譯希臘文化，有一場著名的“百年翻譯運動”之外，還有歐洲十四、十五世紀從阿拉伯、希臘、希伯來等“東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譯古代文獻，匯人歐洲文化，史稱“文藝復興”。中國知識分子在二十世紀大量翻譯歐美“西學”，可以和以上的幾次翻譯運動相比擬，稱之為“中國的百年翻譯運動”、“中國的文藝復興”並不過分。
　　運動似乎是突如其來，其實早有前奏。梁啓超（1873-1929）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白明末徐光啓、李之藻等廣譯算學、天文、水利諸書，為歐籍人中國之始。”利瑪竇（Mateo Ricci，1552-1610）、徐光啓、李之藻等人發動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譯運動，比清末的“西學”早瞭二百多年。梁啓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譯瞭天文、曆算等“科學”著作，還翻譯瞭諸如亞裏士多德《論靈魂》（《靈言蠡勺》）、《形而上學》（《名理探》）等神學、哲學著作。梁啓超稱明末翻譯為“西學東漸”之始是對的，但他說其“範圍亦限於天（文）、（曆）算”，則誤導瞭他的學生們一百年，直到今天。
　　從明末到清末的“西學”翻譯隻是開始，而且斷斷續續，並不連貫成為一場“運動”。各種原因導緻瞭“西學”的挫摺：被明清易代的戰火打斷；受清初“中國禮儀之爭”的影響；歐洲在1773年禁止瞭耶穌會士的傳教活動，以及儒傢保守主義思潮在清代的興起。鴉片戰爭以後很久，再次翻譯“西學”，仍然隻在上海和汀南地區。從翻譯規模來看，以上海為中心的翻譯人纔、齣版機構和發行組織都比明末強大瞭，影響力卻仍然有限。梁啓超說：“惟（上海汀南）製造局中尚譯有科學書二三十種，李善蘭、華蘅芳、趙仲涵等任筆受。其人皆學有根底，對於所譯之書責任心與興味皆極濃重，故其成績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啓超對清末翻譯的規模估計還是不足，但說“戊戌變法”之前的“西學”翻譯隻在上海、香港、澳門等地零散從事，影響範圍並不及於內地，則是事實。
　　對明末和清末的“西學”做瞭簡短的迴顧之後，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二十世紀的中文翻譯，或日中華民圍時期的“西學”，纔是稱得上有規模的“翻譯運動”。也正是在二十世紀的一百年中，數以韆計的“漢譯名著”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必讀教材。1905年，清朝廢除瞭科舉製，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學堂”的方式舉行，而不是原來嘗試的利用“書院”係統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學、中學，數理化、文史哲、政經法等等學科，都采用瞭翻譯作品，甚至還有西文原版教材，於是，中國讀書人的思想中又多瞭一種新的標杆，即在“四書五經”之外，還必須要參考一下來自歐美的“西方經典”，甚至到瞭“言必稱希臘、羅馬”的程度。
　　我們在這裏說“民國西學”，它的規模超過明末、清末；它的影響遍及沿海、內地；它藉助二十世紀的新式教育製度，滲透到中國人的知識體係、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中，這些結論雖然都還需要論證，但從一般直覺來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國二十世紀的啓濛運動，以及“現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與“民國西學”的翻譯介紹直接有關。然而，“民國西學”到底是一個多大的規模？它是一個怎樣的體係？它們是以什麼方式影響瞭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這些問題都還沒有得到認真研究，我們並沒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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