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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施特劳斯，[法] 科耶夫 著

图书标签:

• 政治哲学
• 古希腊政治
• 僭政
• 历史
• 政治思想
• 古典文献
• 柏拉图
• 亚里士多德
• 政治制度
• 权力

出版社： 华夏出版社

ISBN：9787508089119

版次：1

商品编码：12073430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6-11-01

用纸：胶版纸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论僭政》中文版曾在2006年出版，此次全部重新翻译，并依照英文新版（芝加哥大学2013年版）做了增补。
　　《论僭政》包含施特劳斯对色诺芬《希耶罗》做的义疏《希耶罗与僭主》以及施特劳斯在法国的老友科耶夫的评论《僭政与智慧》，还有两人的部分通信。由于触发了与科耶夫的争论，《论僭政》也极其有助于理解施特劳斯的古典立场何以与现代立场对立。揭示了古今政治科学的根本差异，振聋发聩。
　　因此《论僭政》不再只是施特劳斯对一部古典作品的解读，还展现了施特劳斯与科耶夫之间深刻的思想争论，也记录了两人由年轻到年老的友谊。凡此种种，使得《论僭政》当之无愧地成为二十世纪的经典。

作者简介

　　施特劳斯（Leo Strauss），出生于德国的犹太人，曾就读于汉堡大学，192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25至1932年，任职于柏林犹太研究学院。1938年移居美国。1938至1949年任教于纽约新社会研究院：1949至1968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1973年10月18日去世。列奥·施特劳斯被认为是20世纪极其深刻的思想家。他对经典文本的细致阅读与阐释方法，构成了20世纪解释学的一个重要发展：他的全部政治哲学研究致力于检讨西方文明的总体进程，强调重新开启古人与今人的争执，并由此审视当代思想的种种潮流。
　　
　　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1902—1968），法国哲学家、外交家，生于俄国。存在主义的新黑格尔主义的代表，提出”历史的终结不是在未来，而是在过去“。
　　亚历山大·科耶夫是一位谜一般的人物，他家庭富有，与政界关系密切，拥有着哲学家与外交官双重身份——他久享哲学盛誉，却从不追求学术职业；他讲授了六年“历史终结”，最后却转战政界；他致力于维护法国、欧洲以及不发达国家的利益，但从未放弃过哲学思考。

目录

中译本说明
序言及致谢
芝加哥大学版序言
增订版序言
导言

论僭政
色诺芬 希耶罗或僭政
施特劳斯 论僭政
引言
一 问题
二 标题和形式
三 场景
四 关于僭政的教诲
五 两种生活方式
六 快乐与美德
七 虔敬与法

施特劳斯与科耶夫的争论
科耶夫 僭政与智慧
施特劳斯 重述色诺芬的《希耶罗》

施特劳斯—科耶夫通信集

人名索引
主题索引

精彩书摘

　　《论僭政》：
　　简言之，在所有可能的政治家中，僭主无疑是最可能接受并施行哲人建议的。如果他接受了哲人的建议但不施行，他一定有充分的理由不这么做。此外，在我看来，这些理由在一个非“僭政的”统治者身上甚至会更有说服力。
　　我已经指出过其中的理由。一个政治家，不管他是不是僭主，他就是不可能采纳“乌托邦式的”建议，因为他只能在当下行动，他不能考虑那些与具体现状没有直接关联的观念。所以，为了得到听取，哲人将不得不给予关于“当前的事”的建议。但为了给予这样的建议，一个人不得不每天紧跟当前的事，因此就不得不搭上所有时间。可这正是哲人不想做的。就他作为一个哲人而言，他甚至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么做意味着放弃使他成为一个哲人的对真理的追寻，在他看来，惟赖于这一追寻，他才真正有资格成为僭主的哲学劝谏者，亦即成为一个有权比“未入门的”劝谏者享有更多不同礼遇的劝谏者，不管“未入门的”劝谏者可能多么理智和有能力。把自己所有的时间用于统治，就不再是一个哲人，因此也就会丧失可能拥有的对于僭主和“未入门的”劝谏者的任何优势。
　　事实上，这并不是哲人试图直接影响僭主的每一次努力必然没有效果的唯一原因。比如说，让我们假定柏拉图留在叙拉古直到去世，而且他（当然是迅速地）爬升到了一个能够做决定、因而能影响政治大方向的位置。在这种情形下，可以确定柏拉图会得到僭主的倾听，并能实际指导僭主的决策。但这时会发生什么？一方面，狄奥尼修斯急于施行柏拉图提出的“极端的”改革，因此他肯定不得不不断强化他的统治的“僭政的”性质。那么，他的哲学劝谏者不久就会发现自己面临着“良心困境”：他追寻一个体现在“理想”国家中的“客观真理”，这一追寻与他那与“暴力”相抵触的“美德”概念发生了冲突，而他不愿继续使用暴力。另一方面，柏拉图能意识到（狄奥尼修斯则不能）自己知识的界限，他不久就会意识到自己已经到达了这些界限，于是他就在自己的建议上变得犹犹豫豫，因而不能及时给出建议。这些理论上的不确定性和道德冲突，以及不再有时间投身哲学的事实所激起的“良心的罪疚”，很快就会使哲人厌恶所有直接的和具体的政治行动。同时，由于哲人明白给予僭主“普遍观念”或“乌托邦式的”建议是可笑或伪善的，哲人会提交辞呈，让僭主“安静地待着”，不给予他任何建议以及任何批评，尤其是如果他知道僭主在追求他本人作为劝谏者——他自愿中止了这一角色——期间一直追求的目标。
　　这等于说，哲人面对僭主时的冲突不是别的，而是知识分子面临行动时的冲突，更准确地说，是面临行动的倾向甚或必然性时的冲突。黑格尔认为，这一冲突是发生在基督教或布尔乔亚世界的唯一真正的悲剧——哈姆雷特和浮士德的悲剧。这是一个悲剧性的冲突，因为它是一个无法摆脱的冲突，一个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由于不可能政治地行动却不放弃哲学，哲人放弃了政治行动。但他是否有任何理由放弃？
　　我们不可能援引前面的讨论来为这样的选择“辩护”。依据定义，哲人不应没有“充分理由”就做出一个决定，也不应采取在一个条理分明的思想体系中“不能得到辩护”的立场。因此我们仍旧要弄清，依哲人自己的判断，他如何能为放弃政治行动（在此词的准确意义上）“辩护”。
　　一个人或许倾向于给出的第一项“辩护”是容易的。哲人并未解决一个问题，这一事实未必会令哲人烦恼。他不是智慧者，因此他依照定义生活在一个充满问题的世界，对他而言，这些问题一直是开放的。他要成为一个哲人，所要求的就是他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而且寻求解决它们。寻求解决的最好方法（至少在柏拉图主义者看来）是“辩证法”，亦即由“对话”来检验和刺激的“沉思”。换言之，最好的方法是“讨论”。所以，在我们所说的情形中，哲人可以不用给予僭主日常的政治建议，或者不用避免对掌权的政府进行任何批评，他能够仅限于“讨论”以下问题：他本人是否应该统治？他是否应该仅仅劝谏僭主？他是否应该把他所有的时间用于一种更加“高级”、更少“世俗”的理论性追求，从而避免任何政治行动，甚至避免对政府进行任何具体批评？讨论这一问题就是哲人永远在做的事情。特别是，这是色诺芬在他的对话中做的，是施特劳斯在他的书中做的，也是我本人在当前的评论文章中做的。这样一切看来都井然有序。可一个人还是禁不住有些沮丧，因为对手头问题的这一“讨论”已经持续了两千多年却还没找到某种解决。
　　或许一个人可以试着解决这一问题：通过超越与哲人们的讨论，并使用黑格尔为了达到“无可争辩的”解决所用的“客观的”方法。
　　这就是历史的验证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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