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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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系列丛书精选历代常用碑帖范字加以放大,并配以折页的形式,有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书法类图书,是本社黑白版《中国历代法书名碑原版放大折页》(常销,畅销)的彩色升级版。既可用于学校、书法培训中心,也可为书法爱好者自学使用。
作者简介
古铁,原名胡紫桂,系中国书协第四届书法发展委员会委员、第五届新闻出版委员会委员、文化部青联中国书法篆刻艺术委员会委员、全国“七十年代书家”艺委会委员、湖南省书协副主席。
内页插图
精彩书摘
乱世不乱,自成风骨
—《杨维桢墨迹选》赏析朱欣蕊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晚号东维子,别号还有铁心道人、铁龙精、铁冠道人、铁笛子、抱遗老人、铁心道人、铁史、铁仙、铁龙叟、梅花梦、东维史、抱朴遗叟、嬉春道人、湖山风月福人等数十个。诸暨(今属浙江绍兴)人。
杨维桢生活在元末明初,彼时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有很多像杨维桢这样的文人雅士,政治上不得志,官场上处处碰壁,徒具一身抱负。杨维桢虽也有仕途经历,但短暂而曲折,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性格耿直的杨维桢对官场彻底失望,于是寄情于山水,过上了隐居避世的生活。
杨维桢秉性高洁,孤傲倔强,对现实的失望既不迎合,也不屈服。由于对前人的崇敬和追求自由放逸的性格,其艺术风格摆脱了汉魏、两晋以及五代以来崇尚的静穆之美,在他笔下反映得更多的是一种复古、任性、多变、奇崛的精神风貌,从而成就了他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
杨维桢晚年的行草书,狂放雄强,彰显出奇诡的想象力和磅礴的气势。他将章草、隶书、行书的笔意融于行草,借着性情任意发挥,乍一看杂乱无章,只见意气不见笔法,实则骨力雄健,笔法凝练,外形张扬而内涵丰富。元末的社会动荡给杨维桢的书法打上了明显的时代烙印,使之充满着“时代气息”。
一、取法古朴率意
杨维桢书法取法高古,来源于汉晋,师法二王,后又得法二欧,将隶书、章草以及小篆熔于一炉,特别是对索靖的章草领悟颇深。
杨维桢在《图绘宝鉴》的序中曾说:“书盛于晋,画盛于唐宋,书与画一耳,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即书法所在。”其中不仅表现出杨维桢的书画观,同时也反映了其在书法上强烈的复古意识。杨维桢所处的时代与王羲之的有相似之处,王羲之推崇的表情达意正是杨维桢所追寻的风尚。如果说赵孟頫取二王之温润,杨维桢则得二王之骨力,尤其从钟繇的正书、索靖的章草中求法,大大丰富了其笔法的多样性,同时,结构谨严且瘦硬的气息又与二欧书风相契合。杨维桢行草书在稳中求变,杂乱中又不失古法,最终形成风格独特的杨氏书风。
二、结字因势生形
杨维桢行草书的结体就跟他倔强的个性一样,拗势的结字中间用笔爽朗,甚至猛烈,想法奇特,任由心出,随势夸张造型。点画之间具有动态美,即通过组合、大小、轻重关系来取势,使造型变化。在杨维桢的行草书作品当中,惯用的结字取势方法是顺势向右上角倾斜,波动的线条带有篆隶笔意,使单字更有姿态。
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论述:“古人作书,必不作正局。盖以奇为正。”一个“奇”字正好印证了杨维桢笔下的因势生形,“势”之斜是杨维桢行草书的一大标志,斜势有如险绝之势,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杨维桢有意突出主笔的斜势,增强线条的运动感,打破固有的节奏,以别结体的雷同。王羲之也在《书论》中说道:“为一字,数体俱入。若作一纸之书,须字字意别,勿使相同。”杨维桢结字对比强烈,大开大阖的险劲之势有如蔡邕在《九势》中说的“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其单字的纵横洒脱在行笔中流畅且变化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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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中国书法艺术的璀璨星河:一部跨越千年的翰墨之旅 本书聚焦于中国书法艺术的宏伟历程,系统梳理了从篆书的古朴雄浑到行草的奔放飘逸,再到楷书的规范严谨等各个阶段的代表性风格与流派,深入剖析了不同历史时期书家在笔法、结构和章法上的独特创新与时代精神的完美融合。 本书并非专注于某一特定个案或某个朝代的单一面貌,而是力求构建一个全景式的中国书法史图谱。我们首先将目光投向汉魏,探寻篆隶的“金石之气”。秦统一文字后的小篆,以其匀称的线条和庄重的气息,奠定了后世书体演变的基础。紧接着,隶书的“蚕头雁尾”和“波磔”笔法,标志着中国书写从象形符号向更具实用性和审美性的线条艺术的重大飞跃。东汉碑刻,如《乙瑛碑》、《曹全碑》等,以其雄强或秀美的姿态,为后世楷书的发展提供了丰沛的养分。 进入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迎来了空前的自觉和繁荣。纸张的普及和文人阶层的崛起,使得书写不再仅仅是记录文字的工具,而成为个体精神和性情的直接抒发。王羲之及其家族所代表的“书圣”风范,将行书推向了艺术的巅峰。本书将详细阐释王羲之如何融汇篆隶笔意于今草,创造出“尽善尽美”的韵致,并探讨其对后世近两千年书法审美定式的影响。同时,我们也辨析了张芝的“章草”以及怀素、颠张的“狂草”,揭示了草书在抒情达意层面上所达到的高度。 隋唐时期,书法艺术进入了“法度森严”的阶段。楷书在此时彻底成熟,成为官方和士人共同推崇的标准书体。本书将细致剖析初唐欧阳询的险劲、虞世南的温润、褚遂良的妍美,以及唐代楷书集大成者——颜真卿和柳公权的风格差异。颜体的雄浑博大、气势磅礴,体现了盛唐气象;柳体的骨力洞达、结构严谨,则展现了晚唐士人的坚韧。我们不满足于简单的风格描述,而是深入探究他们是如何在继承前人基础上,通过对点画的强化和结构的重塑,确立各自的碑学典范。 中晚唐之后,书法的精神重心开始转向对内在情志的表达和笔墨趣味的探索。本书随后将目光转向宋代。宋代文人对晋唐的“法度”有所保留,转而追求“意在笔先”和“自然天成”。苏轼的“丰腴拙朴”,体现了文人雅士的豁达;黄庭坚的“长枪大戟”,开创了独特的“欹侧取妍”的行草新风;米芾的“刷字”,则以迅疾洒脱的笔墨,展现了其“不安分”的文人个性。这些风格的差异,折射出宋代理学思想对艺术观念的深刻影响。 元代,赵孟頫力倡复古,上追晋韵,其圆转流美、骨肉丰匀的书风,在很大程度上矫正了宋人尚意的偏差,为明清的书风转型奠定了基础。 明清两代,书法艺术呈现出多元化和高峰迭起的特点。明初台阁体对规范的强调,与文徵明、祝允明等人的复古与创新形成了有趣的张力。晚明时期,董其昌倡导的“平淡天真”,则将书法的审美指向推向了更虚灵的境界。清代碑学复兴,是对帖学程式化倾向的一种反拨。邓石如、何绍基、吴昌硕等书家,以金石入书,将篆隶的笔意融入楷行之中,使得书法线条重获古拙雄健的生命力,开辟了与帖学并驾齐驱的“碑学”阵营。 全书结构清晰,脉络分明,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由古至今、由篆及草的全面认知框架,理解中国书法作为一项独立艺术门类的形成、发展、高峰与流变,从而把握其“线条的哲学”和“人格的书写”。每一章节都辅以对时代背景和书家心性的深入剖析,力求展现中国书法艺术的无穷魅力和深厚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