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伦?霍尼（Karen Horney，1885-1952），德裔美国女精神分析学家。1912年获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在精神病医院担任医师，1920年私人开业，并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任教。1932年移民美国。初期担任芝加哥精神分析学院副所长，后迁往纽约重新开业，并在社会研究新学院任教。被公认为是与阿德勒、荣格、兰克、弗洛姆等齐名的西方当代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主要代表。她的重要著作有《精神分析的新方法》（1939）、《自我分析》（1942）、《我们内心的冲突》（1945）、《神经症与人的成长》（1950），以及她死后被整理出版的《女性心理学》（1967）等。

精彩书摘

　　《卡伦·霍尼作品集：自我分析》：
　　所有这些尝试仿佛都在告诉我们认识自我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这种观念只是一种错觉，一种自以为是的幻想罢了。对实现认识自我这一目标没有任何益处。人们一旦相信该观点后，就会错误地认为自己已经全面地认识了自我而空欢喜一场；或者会在第一次遇到严重挫折时就一蹶不振，甚至对“探索”自我的真相完全不抱希望，并放弃努力。自我分析其实是一个艰苦而缓慢的过程，而且还会随时让我们陷人痛苦、遭受挫折，所以更需要我们竭尽全力去做。如果能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应该可以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
　　有经验的分析师绝不会盲目乐观，因为他非常清楚，患者在能够坦然地面对自身问题之前，通常都要承受艰难，甚至是令人绝望的与“自我”的抗争。所以，分析师可能会更倾向于接受完全相反的结果：完全放弃进行自我分析。他们之所以会这样，不仅在于他们的实践经验，同时也基于一定的理论依据。例如，分析师会提出他的论点并加以证明，再一次体会到像孩子一样的渴望、害怕，同时对分析师十分依赖，患者只有体验到这些之后，才会真的不再抗拒。如果分析过程听凭患者自由行事，充其量只能获得一些无效的、“纯理智”的分析结果。对于这些观点，如果我们进行深究的话（在这里我们不做这种深究），会发现它们最终会得出一个不置可否的结论：依靠患者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克服其自我认识道路上的重重障碍的，即便患者自身的意愿和动力足够强大。
　　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每个精神分析案例中，为实现目标，有目的地去刺激患者，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患者对其自我分析有一个预期的目标，那么无论分析师如何努力，也不可能让分析结果超出其预期。但是，患者又具有某种优势（对于这一优势的价值，我们将会在另一章中讨论），那就是他可以在治疗过程中，由分析师在旁引导，鼓励并帮助他。而如果由患者自己进行分析的话，激发患者的内在“动力”就会变得至关重要。事实上，它的重要性就在于，患者本人动力的大小决定了其自我分析的可行性。
　　显然，弗洛伊德已认识到，神经症所带来的明显而严重的痛苦可以为患者提供这种动力。但是，如果严重的痛苦从未存在过，或在治疗期间消失，患者就会感到不知所措，这种动力也就无从产生了。于是，弗洛伊德又提出，激发患者的另一种动力也可以是其对分析师的“爱”，当然这种“爱”并不是为了得到切实的性方面的满足，而是指患者十分乐意接受分析师的指导和帮助，并为此而感到精神上的满足。乍听起来，这似乎很有道理。但是，由于过度的感情欲求以及获得他人认可的需要，几乎所有神经症患者，他们的爱的能力都已经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这一点我们不能忽视。有些患者很自然地——我想，弗洛伊德已经考虑过这类患者——会有不同程度的讨好分析师的表现。比如，会不加判断地接受分析师的意见；又比如，他们把精神分析取得的成效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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