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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大學有精神（修訂版）》：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大學，不應該隻是“歐洲大學的凱鏇”。作者以學術史的視野，藉闡釋“故事”展現曆史圖景。

內容簡介

　　《大學有精神（修訂版）》為陳平原“大學五書”叢書中的一本，作者在專業方嚮之外，長期關注中國大學的曆史與現狀，並將其作為一個學術課題，展開深入持久的研究，本書即為作者多年研究的結集。
　　作者從學術的角度，來閱讀、敘述、品鑒、辨析這所大學的曆史，並藉此凸顯某種精神價值。雜感、素描、隨筆、小品、迴憶錄，以及新聞報導、檔案材料等，附為參照閱讀，文字有趣而雅緻。

作者簡介

　　陳平原，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中國語言文學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俗文學學會會長。曾先後在日本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英國倫敦大學，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美國哈佛大學以及香港中文大學、颱灣大學從事研究或教學，曾被國傢教委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為“作齣突齣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先後齣版《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韆古文人俠客夢》《中國散文小說史》《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當代中國人文觀察》等。

目錄

我的“大學研究”之路——代自敘

第一輯 大學百年
中國大學百年？
大學之道——書院與二十世紀中國教育
傳統書院的現代轉型——以無锡國專為中心

第二輯 大學小傳
設議院與開學堂
從新教育到新文學
首都的遷徙與大學的命運——民國年間的北京大學與中央大學
閱讀“南開”
懷想西南聯大
教育史上的奇跡——西南聯大的意義

第三輯 大學敘事
文學史視野中的“大學敘事”
大學校園裏的“文學”
當代中國人文學之“內外兼修”

初版後記
修訂版後記

精彩書摘

　　中國大學百年？
文章的題目，是從兩本英文書藉來的：一是《中國與教會大學，1850—1950》（China And Christian Colleges，1850—1950），一是《中國大學，1895—1995 ：一個世紀的文化衝突》（China’s Universities，1895—1995 ：A Centuryof Cultural Conflict）。二者都以“百年”為敘事框架，而且都有相當充分的論證。一般認為，中國最早的教會大學登州文會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方纔開始進行高等教育，傑西·格·盧茨的從1850 年說起，隻能理解為“尋根溯源”。考慮到中國大陸的教會大學，五十年代以後一概消亡，用“百年史”來涵蓋，倒也未嘗不可。談論“中國大學”，可就沒有那麼確鑿無疑瞭。加上一個問號，就因為Ruth Hayhoe的思路，與中國的教育史傢大相徑庭。在找到準確的答案之前，隻好依古訓，“多聞闕疑”。
到底是“中國大學百年”，還是“中國大學四韆年”，不隻牽涉史傢的敘述框架，更與中國人對於“大學”的想象息息相關，故需要認真辨析。為大學“正名”，並非本文的主要目的；藉助晚清以降教育革新曆程的梳理，討論大學的功用，展現其可能齣現的前景，方纔是本文的宗旨所在。
不過，話還是得從頭說起。
一、兩種大學史
　　將教育史的寫作，作為一種敘事來理解，Hayhoe 的著作，以“講述故事的概念與框架”開篇，接下來的章節，依次是“國民政府的故事，1911—1949”、“社會主義的故事，1949—1978”、“改革時代的故事，1978—1990”、“從中南區透視”、“從西北區透視”、“成人高教與中國的大學”。並非教育史傢的我，最為關注的，自然是其敘事框架。在第一章中，作者討論瞭以下四個問題：歐洲中世紀的大學；中國的學術體製與價值；東方傳統和範型；歐洲大學的凱鏇。在這個敘事框架中，“中國大學”屬於西學東漸的産物，當然隻有“百年史”。
　　可是，世界上還存在著另一種敘事，那便是：中國大學的曆史，不是“百年”，而是“四韆年”。以我閱讀過的著作為例，伍振鷟的《中國大學教育發展史》、熊明安的《中國高等教育史》、高奇的《中國高等教育思想史》，以及麯士培的《中國大學教育發展史》，都是論述四韆年的中國大學教育[2]。教育史傢毛禮銳為熊著作序，強調“中國是一個曆史悠久的國傢，高等教育居於世界教育史上的領先地位”，並批評以往將創立於十一世紀末、有1 萬2韆學生的意大利的波倫亞（Bologna）作為人類曆史上最早的大學。在毛氏看來，中國的大學，或從殷周算起，或從戰國算起，退一萬步，“如果從漢武帝設立太學算起，那麼我國在公元前124 年便無可置疑地有瞭較為正式的大學”。上述四部著作，膽子大的，開門見山，第一章便是“夏、商、西周時期的大學教育”（麯著）；謹慎一些的，書名叫“高等教育”，但也忍不住斷言，“我國的大學教育起源於商代是毫無疑義的”（熊著）。理由是，《禮記·王製》有言：
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闢雍，諸侯曰泮宮。
　　類似的零星材料，還能找到一些，但不會太多。因而，復原西周的大學教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過，“三代之學”作為曆代文人學者的共同記憶，確實影響瞭整部中國教育史的建構。除非否認晚清以前存在著“高等教育”，否則，無法不從西周說起。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人確實有三四韆年高等教育的曆史。
可是，這麼一來，很容易導緻“大學”概念的瓦解——任何一個文明，必然有屬於自己的教育事業；任何一個時代的教育事業，都有高等、低等之分，所謂“大學”的起源，豈不成瞭“僞問題”？
　　問題可能齣在翻譯上，當中國人以漢語的“大學”，對應英文的“University”時，必須警惕二者之間的巨大差異。同樣是高等教育，辦學宗旨、教學體製、組織結構，乃至發展方嚮，均與其曆史淵源緊密相關。西方人談“University”，一般從中世紀說起；至於古希臘，隻是作為思想淵源來追溯。同樣道理，談論中國的University，似乎也不好意思追溯到西周。
　　突發奇想，上述四種教育史著，都沒有英文書目；假如需要，怎麼翻譯？ The History of China’s University，肯定不閤適，恐怕隻能勉強譯成The History of China’s Taixueand University。也就是說，中國的高等教育，分成三韆年的“大學”和一百年的“University”，二者並非同根所生，很難直接過渡。教育史傢囿於“大學”的名義，將其閤二為一，便齣現瞭許多問題。
還是辭書學界嚴謹，兩種不同淵源的大學，分得一清二楚。“大學”一詞，在《辭源》中是“古代貴族子弟讀書的處所。即太學”；在《現代漢語詞典》中則是“實施高等教育的學校的一種，在我國一般指綜閤大學”。前者念tai xue，後者念da xue，即便是讀音，也都涇渭分明。《漢語大詞典》兼及二者，既講實施現代高等教育的da xue，也講包括周之闢雍、漢以後的太學以及晉以後的國子學的tai xue。依此類推，tai xue 史隻能講到晚清；da xue 史則隻有百年。硬要談論從古到今的“中國大學”，恐怕很難得其要領。
這本來不是什麼深奧的道理，之所以長期不被學界正視，就因為涉及所謂的“民族自尊”：一個文化古國，隻有百年的“大學史”，實在說不過去。與此相類似的，是具體大學的溯源。馮友蘭先生稱，“北京大學的校史應該從漢朝的太學算起”，理由是：我看見西方有名的大學都有幾百年的曆史，而北京大學隻有幾十年的曆史，這同中國的文明古國似乎很不相稱。(馮友蘭：《我在北京大學當學生的時候》，《文史資料選輯》第83 輯，北京：文史資料齣版社，1982 年。)盡管有種種遺憾，北大校史始終以戊戌維新為起點。倒是前幾年湖南大學力爭從嶽麓書院（976）說起，這一“悲壯的努力”，最終被國傢教委否決。否則，中國將齣現一大批遠比巴黎（1170）、劍橋（1209）、哈佛（1636）、耶魯（1701）古老得多的“大學”。
其實，這種建構“悠久曆史”的衝動，從1920 年代便已開始。先是柳詒徵撰寫《南朝太學考》、《五百年前南京之國立大學》，稱“金陵之有國學，自孫吳始，晉、宋、齊、梁、陳，迭有興廢”；“明之南京國子監，實為上下韆年唯一之國立大學”。柳氏基本上嚴守史傢立場，承認：五百年前南京之國立大學，遂無寸瓦尺椽之遺跡，可以供今人之印證，僅能從史誌之文，想像盛時之狀況矣。之所以著力鈎沉史料，就因為古之太學，“雖所業與今殊科，其勸學之方，析理之式，固皆足為誦法，惡可任其湮鬱史冊而不章哉”。到瞭張其昀，可就不一樣瞭，目的很明確：為中央大學建構優良傳統。其所撰《源遠流長之南京國學》（1935），稱中央大學及其前身東南大學、兩江師範，都在南京城北欽天山前，此地乃五百年前明代大學之遺址。於是，穿越時空，扶搖直上：
追溯其源，則劉宋之四學，蕭梁之五館，均在欽天山麓，薪火之傳幾至韆五百年。中國各大學論其曆史關係之深，精神遺産之厚，舉無有能及中央大學者也。
如此勇敢的溯源，“中國各大學”確實難以匹敵。但此風不可長，否則，中國教育史將是一筆糊塗賬。以中國曆史之悠久、文物之豐富，地域文化之多姿多彩，隨便一考，哪一所大學都能長齣韆八百歲。校史的無限擴張，之所以不值得提倡，除瞭有違實事求是原則，更因其遮蔽瞭“大學”與“University ”（或曰tai xue 與da xue）的巨大差異。而這，對於現代中國大學的健康成長極為不利。
　　承認中國的高等教育曆史悠久，資源豐厚，但本世紀實行的大學製度，卻是道地的舶來品。1918 年，校長蔡元培為《北京大學二十周年紀念冊》作序，對此有明確的錶述：
　　吾國自虞夏時已有大學之製，見陳教授漢章所作《中國曆代大學學製述》。然往昔太學國學，其性質範圍，均與北京大學不可同年而語。然則往昔之太學國學，直當以高曾祖禰視之。而北京大學本體，則不得不認為二十歲之青年也。
　　二十三年後，清華校長梅貽琦撰《大學一解》，以儒傢“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來解說今日之大學精神，同樣凸顯古今中西之彆：
　　今日中國之大學教育，溯其源流，實自西洋移植而來，顧製度為一事，而精神又為一事。就製度言，中國教育史中固不見有形式相似之組織，就精神言，或者區分“本體”與“高曾祖禰”，或者辨彆“製度”與“精神”，都是強烈地意識到，在中國，古今之大學，不能說毫無關係，可也很難同日而語。
這其實正是本世紀中國大學教育的問題所在：成功地移植瞭西洋的教育製度，卻談不上很好地承繼中國人古老的“大學之道”。不是沒有人意識到，而是實踐起來舉步維艱；此中甘苦，單看“上法三代，旁采泰西”之麯摺，便可大緻明白。

前言/序言

我的“大學研究”之路
——代自敘
我之關注大學問題，最早是因與夏曉虹閤編《北大舊事》而廣為人知。但就學術思路的形成而言，則必須往前推十年。我的博士論文主要討論晚清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很自然地，牽涉到新教育與新文學的關係：“梁啓超以廢科舉開學校育人纔為政治上的‘變法之本’；其實，這何嘗不是文藝上的‘變法之本’。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新教育’，就沒有中國現代小說，也沒有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討論清末開始的書院改學堂，我的側重點在課程設置如何影響青年學生的知識結構，乃至轉變其文學趣味與小說技法。這原本是獨立的一章，題目就叫“從士大夫到留學生”，洋洋灑灑，寫瞭三四萬字，寫完後，越看越虛，沒把握，刪繁就簡，就成瞭現在《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上海人民齣版社，1988）第一章“導言”裏的第四小節。功夫沒下足，文章做不好，但我堅信，自己的思路沒錯——談新文學或新文化運動，必須將其與新教育聯係起來。
1993 年鞦到1994 年夏，我有幸獲得日本學術振興會的奬助，在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做研究。這是一段值得追懷的好時光——暫時脫離忙碌的日常生活，在一個陌生的環境裏，靜下心來，自由自在地、不帶任何功利目的地讀書。你可以想象，在這種境況下，我會翻閱有關東大、京大的書籍，其中東大為百年校慶而編纂的“寫真集”《東京大學百年》，以及十捲本的《東京大學百年史》，其學術立場以及編纂策略，給我很大觸動。於是，寫瞭篇短文，題目叫《大學百年——從〈東京大學百年〉說起》，刊在1994 年10 月29 日《文匯讀書周報》上。文章劈頭就說：“再過四年，我所在的北京大學就將迎來百年大慶。沒人讓我操心，隻是自己跟自己過意不去，老覺得該為它作點什麼。”校慶紀念，很容易做成熱鬧有餘而深切不足的“官樣文章”。因為“無官一身輕”，我願意而且能夠做的，就是從學術的角度，來閱讀、敘述、品鑒、辨析這所大學的曆史，並藉此凸顯某種精神價值。恰好，我所在的北大，有此潛能，值得認真經營。
大概是1996 年春夏，我們開始瞭情趣盎然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開始見一篇收一篇，後來發現，這樣不行，編齣來的書麵目模糊。在這過程中，逐漸跳齣幾個關鍵詞：首先是“老北大”。之所以將目光集中在“老北大”，既是退卻（“新北大”很復雜，一下子說不清），也是進取（可藉此突齣某種精神傳統）。其次是“故事”。無論是當初的“素描”，還是幾十年後的“追憶”，生氣淋灕的敘述中，均包含著若乾誤傳與誤記；可這些東西不該隨意拋棄，因其更能體現“生命之真”。意識到這一點，我刻意強調“曆史”與“文學”間的張力。第三是“小品筆調”。這當然是與中文係教授的趣味有關——同樣記錄一件事，可以是浮光掠影，也可以是入木三分，我們當然願意選擇有趣且雅緻的文字。就像該書的序言說的：“雜感、素描、隨筆、小品、迴憶錄，以及新聞報導、檔案材料等，有帶露摺花的，也有朝花夕拾的，將其參照閱讀，十分有趣。”
《北大舊事》之所以不同於一般的選本，與那篇題為《老北大的故事》的序言有關。藉助這篇序言，我們將“大學”作為“永恒的風景”來觀賞、品讀的思路，得到瞭廣泛的瞭解與認同。說來好笑，這篇序言原本是交給一傢大型文學雜誌，編輯很喜歡，可最後關頭，主編看到“北大之鬧學潮，可謂淵源有自”字樣，大驚失色，堅決要求刪改。我不願妥協，於是將文章轉給瞭《讀書》。《讀書》分兩期刊發，而且標明瞭“老北大故事之一”、“老北大故事之二”，留下瞭日後再接再厲，撰成“係列文章”的契機。這麼說來，可謂“因禍得福”。
《北大舊事》編成於1996 年，序言發錶於1997 年，至於正式成書，則遲至1998 年1 月。那是齣版社方麵的考慮，想藉校慶活動的“東風”。其實，這樣處理，效果不是很好，容易被誤認為一般的校慶讀物——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在我看來，“教育”無法完全脫離“政治”，但“大學史”不應該成為“政治史”的附庸——尤其是當我們將“政治”簡化為“黨派利益”的時候，更是如此。我在《哥大與北大· 教育名傢》中提及：國共兩黨齣於各自的政治利益，對民國年間的“學潮”評價天差地彆，但著眼點都是政局穩定與否。教育傢則不然，從培養人纔的角度立論，對學生的“荒廢學業”不能不深錶遺憾。1930 年鼕，蔣夢麟齣任北大校長後，實行教授專任，推行學分製，要求畢業生撰寫論文並授予學位，追求高等教育正規化。對於蔣校長的這一努力，1980 年代撰寫或修訂的北大校史，都是持批判態度的。替蔣夢麟“評功擺好”，引來一些批評，我的辯解是：“我並不否認五四運動為北京大學帶來瞭巨大的光榮，也是曆屆學生引以為傲並極力追摹的目標，但我不主張將一部北大校史建構成加掛教學和科研的‘學生運動史’。”在這篇題為《大學史的寫作及其它》的答辯文中，我還提到：“恕我直言，北大百年，蔡元培校長引進的德國大學模式及其兼容並包精神，影響極為深遠；蔣夢麟校長推崇的美國大學模式及其正規化教學思想，同樣值得認真對待。將後者說成是為瞭配閤國民黨的思想控製而采取的措施，似乎過於深求瞭些。”十年後的今天，承認著名教育傢蔣夢麟的曆史功績，在學界已基本上達成共識。
北大校史的“變臉”，某種意義上，摺射齣瞭整個中國思想及文化的轉型。就拿北大校長來說，三十年前，我們不能確定馬寅初的貢獻；二十年前，我們對如何評價蔡元培拿捏不準；十年前，談論鬍適時我們仍然舉棋不定——而所有這一切，如今都成瞭“常識”。或許，這就是“曆史的進步”。最近十年，大學史的研究突飛猛進，有外在的動力——各大學都努力給自己貼金，編撰校史時，不再有那麼多的顧忌；也有內在的原因——我們終於認可瞭，現代中國大學的建設與發展，事關國傢民族的命運，應超越黨派利益，不該將其捆綁在階級鬥爭的戰車上。
同是1998 年，緊接著三聯版的《北大舊事》，我在江蘇文藝齣版社推齣瞭《老北大的故事》一書。一編一撰，二者對照閱讀，更有意思。前者讓大傢對這所大學的“人和事”感興趣，後者則力圖發掘那些有趣的“人和事”背後隱藏著的各種沉重話題。就我自己而言，真正用心用力的，當然是《老北大的故事》。
1997 年春夏，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學期間，因資料湊手，撰寫瞭一組短文，總題為《哥大與北大》。這八則先刊美國《明報》、後發錶在《中華讀書報》的小文，藉若乾校長及教授的故事，鈎稽這兩所大學的曆史聯係。迴北大後，所撰《北京大學：從何說起？》、《北大傳統：另一種闡釋》等，那已經是拉開架勢，將“北大”作為學術對象來審視和辨析瞭。在文體上，《老北大的故事》介於“專著”與“隨筆”之間，第二輯“校史雜說”較有學術份量，但也不同於專業論文。
跟專業的教育史傢不同，我的研究帶有明顯的問題意識，首先是解決自己心中的睏惑，而後纔是史學價值的追求。不過，一旦進入具體課題的實際操作，我還是努力保持史傢實事求是、多聞闕疑的風格。我說過，在中國，爭辯教育得失，不專屬於教育傢和教育史傢，而是每個知識分子都必須承擔的權利與義務。我已齣版的幾本小書，大體上都是實踐這一諾言，即便不夠專業，起碼也是認真思考的産物。
北大不是一所普通的學校，百年曆史上，九麯十八彎，是理解中國現代教育最好的切入口。這一特性，使我得以超越一般的“校史論述”，從“個案研究”，迅速上升到對整個現代中國大學命運的思考。單就這一點而言，我很慶幸。也正因為如此，“百年慶典”結束瞭，我的研究還可以繼續往前推進。換句話說，這不是一個“應景”的題目。
其實，中國各著名大學，大都有自己的校史編纂隊伍，也齣版過相關著述。如逢五十大慶或百年盛典，更是推齣係列齣版物。可這些作品，或近於招生廣告，或類似工作總結，除瞭校友及少數教育史專傢，很少有人關注。隨著《北大舊事》以及《老北大的故事》的齣版與熱銷，眾多零散的關於老北大的私人記憶被集閤起來，而且被作為一種“大學敘事”，加以辨析、闡釋與發揮。藉助若乾老北大的人物和故事，來呈現所謂的“北大傳統”和“北大精神”，這種編撰策略，效果很不錯。於是，江蘇文藝齣版社和遼海齣版社緊接著組織瞭“老大學故事叢書”和“中國著名學府逸事文叢”。隨後齣版的“中華學府隨筆”叢書以及“教會大學在中國”叢書，走的也是這條路子——談論大學的曆史，從硬梆梆的論說與數字，轉嚮生氣淋灕的人物和故事。此舉起碼讓大傢意識到，大學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而是一個知識共同體，一個由有血有肉、有學問有精神的人群組成的知識共同體。關於大學曆史的講述，不一定非闆著麵孔不可，完全可以講得生動活潑。從“故事”入手來談論“大學”，既懷想先賢，又充滿生活情趣，很符閤大眾的閱讀口味，纔會一時間成為齣版時尚。
談論大學的曆史，為什麼選擇“講故事”？我在《文學史視野中的“大學敘事”》中談到，那是因為撰寫正史的權力，掌握在主政者手中，沒有足夠的檔案數據（以北大為例，1950 年代以後的人事檔案不能查閱），民間很難從事這項工作。而一旦成為官修正史（即便隻是“大學史”），需要平衡各方利益，必定收斂鋒芒，迴避矛盾。這樣的寫作，既不盡心，也不盡興。所以我纔會讓開大路，自居邊緣，講述那些五光十色的“老大學的故事”。如此則講者彆有幽懷，聽者心領神會。
至於你問為什麼大傢都關心大學問題，在《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大學》中，我提到外在原因和內在原因，後者包括：第一，中國的大學體製及教育方式有問題；第二，跟其所處的社會環境一樣，中國大學也在轉型；第三，正因為有問題，在轉型，具備往各個方嚮發展的可能性，公眾纔有批評及建議的熱情。最後一點同樣不該忽視：大學話題不屬於“禁區”，雖有些言不盡意，但總比以前捂著蓋著好多瞭。
我對北大的關注，從最早的研究五四新文學，到後來的注重現代中國學術，再到逐漸逼近作為現代知識生産基地的大學製度，這一學思曆程，使得我傾嚮於將北大置於教育史、文學史、思想史、學術史的脈絡中來考察。可是，在“百年中國”的敘事框架中，討論北大的成敗得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裏牽涉到論者的政治立場、理論預設、研究策略，也與敘述筆調密切相關。後者往往不被看好，以為是“雕蟲小技”。大概跟自傢學術背景有關，談論中國大學，我不但關心“說什麼”，而且注意“怎麼說”。你若問什麼是好的“敘述筆調”，其實沒有一定之規，關鍵在於，必須契閤論述對象以及個人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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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剋洛德·達特殺妻案的原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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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君的書對我的論文很有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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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剋洛德·達特殺妻案的原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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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塔莉·澤濛·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1928— ），著名曆史學傢，美國新文化史的代錶人物，專長為歐洲近代早期曆史研究。曾任美國曆史學會主席，現為普林斯頓大學榮休Henry Charles Lea曆史學教授。被譽為“當今在曆史寫作方麵最具有創造力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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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塔莉·澤濛·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1928— ），著名曆史學傢，美國新文化史的代錶人物，專長為歐洲近代早期曆史研究。曾任美國曆史學會主席，現為普林斯頓大學榮休Henry Charles Lea曆史學教授。被譽為“當今在曆史寫作方麵最具有創造力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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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赦罪書的駁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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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有開始看，給傢裏人看的，應該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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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六年，漢靈帝死，少帝繼位，為外戚大將軍何進所製。十常侍誘殺何進，袁紹等領兵誅殺宦官，西涼刺史董卓趁機進兵京師、驅逐袁紹、滅丁原收呂布、廢少帝立獻帝，專權朝野，並毒死劉辯。司徒王允藉壽誕之引，召集滿朝公卿商議，曹操自告奮勇前往行刺，為董卓發覺，危急中獻上自王允處藉來的七星寶刀而脫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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