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特色
1.许倬云是中国历史学界的耆宿,享誉国际的一代宗师,学贯中西、识跨不同学科。他在中国文化史、社会史和中国上古史等领域皆有精深造诣,同时也娴熟西方历史,更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
2.本书是一部在中西视野下探讨中国文化的小集子,文字浅显易读,主题博大精深,深入浅出,是很好的通俗类历史入门书,读者可以领略凝聚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中,作者数十年对中国文化的思考精髓。
3.读者对本书的前两个版本都有很好的评价,本版更进一步修订了前两版的不足。
编辑推荐
1.《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为许倬云先生的演讲集,是其从史多年积累下的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观察、思考和心得。在各篇演讲中,许先生用生动、质朴却深刻的话语论及中国古代文化与科技诸般领域内的特征,让人读来不觉艰涩沉重,同时收获颇多。
2.许先生提出了许多带有个人学术色彩的概念来总结、梳理中国古代历史,比如“三原色”理论,这些观念对中国历史研究是有益的扩展、补充,也是读者重新切入中国历史以及许先生个人学术脉络的路径。
内容简介
《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系史学大家许倬云先生于1985年至1987年间在台湾讲学的书稿结集,是其从史多年积累下的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观察、思考和心得。探讨的虽为中国史主题,着眼点却是世界史的大框架,在世界史的大背景下探讨中西文化迥异的核心所在,堪称一部简明中国文化入门书。
本书前五篇是许倬云先生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观察,后四篇讨论近代科学革命的背景,以及其未曾发生于中国的一些讨论;附录一篇,则用突破与转化的观念,比较几个古代文明的发生,作为上述九篇的背景资料。
作者简介
许倬云,著名历史学家。1953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70年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史学系及社会系合聘教授,先后执教于中国台湾、美国和中国香港的多所高等院校。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著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求古编》《寻路集》《万古江河》等。
精彩书评
学术上许先生以上古史研究著称,方法论上,他杰出的贡献则是将社会学、统计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引入到史学研究。同时,他还被媒体誉为“台湾改革开放的幕后推手”。
——《晶报》
许先生的影响不在于上古史,而在于所引入的那种关注社会经济领域的研究视角。
——杜正胜(台湾“中央研究院”)
许先生的历史著作视野宏阔、表达风格雅俗共赏,更重要的是字里行间弥漫的家国之思,引起很多读者共鸣,形成了一种“大众史学”。他的著作成了企业、高校讲座的课件,受到白领、商人、学生等阶层的喜爱。
——《北京青年报》
许倬云是一个不容易被框住的人,他反对科系之间的僵硬界限,也不同于专注书案的学者。他亲身参与了台湾文化运动的进程,1990年之后,许倬云常常来到中国大陆,以历史学的知识关注社会现实。
——《东方历史评论》
目录
清华文史讲座缘起 李亦园
序
上篇
社 会 与 国 家
第一讲 古代文化发展的特色
第二讲 农业经济
第三讲 国家形态
第四讲 思想方式
第五讲 转型期的发展
下篇
科 学 与 工 艺
第六讲 谈李约瑟之《中国科技文明史》
第七讲 1500—1700年的科学革命
第八讲 中国科技发展的一些问题
第九讲 未来科技世界中的新知识分子
附录 论雅斯贝尔斯枢纽时代的背景
索引
精彩书摘
第九讲 未来科技世界中的新知识分子
今天的讨论要将前面讲的过去几千年的发展,延伸到现在以及未来,让我先借尼尔森(Benjamin Nelson) 的观念做开场白。
尼尔森说,我们目前有六个“革命”正在进行中。第一个是科学技术方面的革命,这当然不用讲,我们都知道近代科技的进展。
第二个是由第一个革命延伸出去的,是空间、时间观念的一个大革命。现在我们衡量事情,往往是以时间来衡量了,例如从这里到那里要经过十二个小时的飞行,或者经过三小时的车程,不再用距离来表示,只是用时间来计算,这个观念上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
第三个革命是理性观念及度量单位的革命。意思是说,由于我们科技方面的改进,我们量度东西常常用纯理性的工具,如函数等,以此来量度事理、衡量观念,而不再用个别的单位。同时,科学的单位,本身是不牵涉国界的,也不牵涉文化意义。
第四个是社会形态的革命,意思是指社会本身的面貌跟过去不同了。所谓社会形态则是指人群对群体的关注,经过人群的接触,大家对群体的了解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以前在一个人群中间不能感觉另一个人群的存在,举个例子讲,我是江苏人,住在江苏无锡,这地区都是江苏无锡人,我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与众不同,也不自觉自己有什么不对。如果我迁去别处,感觉即刻不同了。这个时候小群(亦即次群)就会感觉到自己的存在,而且感觉到他所属的次群与主群之间的差异,或者是本身次群与另一个次群之间的差异。日常生活中的次群,表现为籍贯、方言以及职业群乃至于社会阶级,这些都是过去不太容易察觉的。
紧接着这个大的改变,是意念上的需求。大家都要求在社会上享有同样的地位,在资源分配上享有同样的一份,也要求现在就享有大家所共有的东西,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当然我们了解,这是美国人尼尔森所说的新现象,他自然是以美国社会的女权运动、少数民族运动等问题为基础来立论的。在美国以外的世界,稍微不显著;但是,如果我们细心比较,这些现象并非不存在,只是美国比较显著,但其他地方也一样有此现象。
刚刚提到次群自觉性以及个人的要求,虽然看上去多多少少是意念的结果,可是这些意念实际上也是和第二个革命(空间与时间观念的革命)完全联系在一起的,原因在于与其他人群的接触,由于交通和传播工具的方便,以及一般知识的广泛传播,我们不再觉得群与群之间的隔离。
第六个最要紧的变化是自觉和良心的新肯定。这两个观念结合在一起,在结构上就有了重大的改变。何以会如此呢?基本上它们指的是宗教上的改变,宗教体系中价值的改变。“良心”和“自觉”在英文中是两个个别的名词,在中文则只用“良知”一词即能表示,“良知”包括自觉与责任,也就是自己对责任的了解,对自己的良心和存在都有了解,所以“良知”这个词可以代表英文Conscience及Consciousness 的双层意义。
这六个改变,基本上显示了今天所有主要的宗教体系以及主要的宗教体系所代表的文化,面临着一个很严重的课题。
从尼尔森所说的这六个改变,我个人将之归纳成为两个现象。第一个是一般化与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许多标准与尺度都已成为现今大家所共有的,如科学的本身不牵涉我们个人本身的文化背景和情感好恶。合理化与普遍化结合在一起,这是今天以科学和技术为主导文化的主要特质,而新的科技文化将无法对新的信仰有所助益,并和以往长期存留的许多文化体系发生接触、冲突。过去的文化体系和文化体系之间常有接触,也因接触而常有冲突,然而过去转换的方向与动能都不如这次严重。这次的转变虽然是由以犹太—基督教为主流之西方文明为主所产生的科技革命,可是其影响普及全世界各个文化,动力极强大,涵盖范围极广。历史上文化转变的例子,无论是中国文化接受佛教,或者是近代非基督教的文明在与西方接触的过程中间接受基督教,或者是日本接受中国文化,其转换过程都不是由一个整套换到另一个整套,而是转换过程中有若干修正,是转换内容而并不转换基本结构。譬如我们的文化传到日本,日本就放弃了其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甚至是相当大的一部分,而接受中国文化。基本上,转换过的文化,以修正的面貌,继续下去。我们假定常态是如此。这种常态不论是佛教、伊斯兰教、儒家修正后的文化,大体是持久的、稳定的,在正常状态下,它应该是连续的。
现在新的科技文明引起了一连串六种变化,等到这六种转变结束之后,一个新的世纪也出现了。新的文化中,“变将是常态,而不变是非常态”。原因是,虽然我们已经舍弃了“一切的改变都是进步”的观念,但是科学本身主要的属性是继续不断地追寻和追求“未知”。人将永远追寻,永远要开拓一个新的境界,要永远扩大和改变其内容。因此新的文明造成的面貌,“变”是不可免的。我们的研究工作,更是追寻变,于是,我们必须严肃地讨论,以变为常态时有没有“稳定性”和“连续性”。上一代的物理学家和下一代的物理学家在方法上和训练上是连续的,可是下一代在解释物理名词和寻找物理现象时可以说和上一代完全不一样。这些变化会不会造成缺乏稳定和持续的难题呢?
从负面上看,历史上的几个大文化体系假如不是完全被取代了,也至少都面临严重的问题。因为过去每一个文化,它的根源所在都是在文化初现时,“突破”阶段所缔造的。那时提出了一些根本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在该文化的后期发展中,始终是该文化的基础,犹如几何学的“公理”一般。这些公理,例如神本身的存在,以及天道本身的不变性,今天科学文化都面临着一个不能证实的困境,而科学的属性是需要被验证的,不管它是用实验或论证。用科学可证验的属性来核对过去几个大文明的根本性质的时候,这些根本性质都有过不了关的困难。
历史上几个大文明体系的主要贡献是在人文方面,在确定社会秩序与行为规范方面。它们本身动摇的时候,新的科技文明以什么代替它们,以什么来重建?这是我们目前严峻的工作。从正面来看,科技文明也可取消一些负面的负担,例如人群与人群之间的界限,如国家,如种族。原因是什么呢?第一,科学本身的诸种属性中包括了普及性。第二,科学的属性中包括了合理的需求。从这两种属性,我们可消除人为界限所产生的偏见。假如我们由这两种属性的发展,应当也可以发展出另外一个系列的人文与社会的价值,做人们行为的规范,维持社会的秩序,但是否能够完全做到,则端赖我们以“自觉”和“良心”加以推演。这是我们必须着手进行的工作。
新文化体系,还应当从旧文化的体系中选撷。虽然这几个文化体系都是从“神”或者“道”的基本假定中抽演,但抽演的过程终究是功能性的: 为了要社会的安宁,抽演出一些价值,一方面为了个人与个人之间求共存,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每个人个别的资源及潜能。所以这些大文化虽然给个人一些活动上的规范,但同时仍给予个人发挥的余地。大家常听到这样的比喻: 三个刺猬靠得太近就扎了,太远则太冷,所以不远不近刚好。所有的文化体系规范和社会个人行为的范围,都是力求在宽与紧之间寻求平衡。
过去社会规范是实际的需求,由实际的需求,才有规范,而又以天道、人道及神的意旨作为诠释。假如我们从新的科技文明的角度上看,从新的公理(普遍化、合理化)我们同样可以进行功能性的抽演,由功能界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到我们找到新的界定与规划之后,以我个人初步的思考,目前仍存在的文化体系与新文化体系基本上是可以融合的,尚不致有很严重的冲突。换言之,这个转变过程完成时旧文化并不必完全垮台,只要重新适应,我们同样可以将新的文明接续过去的文化。
从这一角度来说,新的文明并不是如何的与过去断裂。不过我们要了解,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在新的文明基础上,与旧日文化的转接。然而,为什么非要从旧的转接而不从新的上面来延伸呢?这是习惯问题。至少像我们年过半百的人,我还有一套习惯、想法不大能够随便乱扔,一扔的话,我就恐慌,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这里提到转接,一方面是从旧的转接不是全不可能,另一方面在精神方面也是承新启后,不致有文明断裂的“遗忘症”。
我们上述的六个革命,的确会导致破灭与崩解,崩解之中却有新的突破种子的存在,应用这些新的种子造成新的突破,将是我们此后两三代的任务。我觉得此次突破将不会像过去维持八百年那么长的时代,大概数十年内即可完成新的文化突破。今天世界上生存的人,包括我和大家,都必须全力地挑起这个担子。
第二个问题要讨论新的知识分子。过去的几个大文明的知识分子,在最早阶段基本上有三种形态,一种是祭师型,一种是官员型,一种是律师、医生型。我所谓的律师、医生型,指的是知识是有价的商品,他们以出售知识来维持生活及社会地位。每一个古代传统文明,在这三种形态下,都有偏轻偏重的地方,在西欧偏重于知识可以出售的形态,中国偏重于官员型,印度则偏重于祭师型。等到新的科技文明出现后,知识分子会是这三种形态的哪一种呢?那当然比较接近的是第三种律师、医生型这种类型,但也并不完全一样。而且知识的服务及知识的价值,都未能直接地交付给一般大众。这一群知识分子,虽然都以知识出售作为主要性格,但其资源的来路及去路,则是制度性的组织。知识成为一种相当庞大的力量,为人间创造了不少新的资源。因此这些在科技的前线上继续不断做推进工作的新知识分子,也扮演了类似官员型与祭师型知识分子的角色,以其知识为大众工作。于是,将来新类型的知识分子是过去三种类型的合并,具有以前三种类型共同的弱点——非依赖于团体或组织不可。在西欧15 至16 世纪以迄现在,知识分子基本上相当的独立;在过去,中国士大夫假如不做官的话也相当的独立。将来的新知识分子却未必有独立的地位,因为将来的新知识分子要依靠一些相当昂贵的设备,依靠一个庞大的团队合作,他们不能离群独居。至于像旧式的知识分子,如犹太先知、印度高僧或中国高士般的自由,更属不可能。这两种性格,一个是对群体本身的附属性,第二是被雇用与被豢养的特性,加在一起,使新知识分子很可能完全失去了他应该有的独立性,也很可能使每一个人都变得没有自觉,欠缺良知。由于分工现象的继续加深,群体里面的分化,使每一个人的转换职业都极为困难,每个人都被束缚在他的工作岗位上或职务上终老其生。这些都使得新知识分子失去了在社会上为先锋队的特性。
一个文化的突破,要靠知识分子。一个文化之给予新定义,也是依仗知识分子。假如在新的科技文明里缺少一群有独立地位的人去寻找新的意义,则突破终难出现。以往在商周时代,有一群祭师型的知识分子在改朝换代之际失业了。在两河流域有一群知识分子在政权易手时离开庙堂,这些人遂得从事新的思考。山穷水尽,柳暗花明,他们居然在困境中打出了新的出路,并开拓了新的文化。在目前科学发展的过程中间,似乎没有一群游离的知识分子。我们难以想象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能摆脱职业的牵绊,离开实验室,离开同僚,而同时还能做思考的工作。我个人认为,必须由知识分子在心智上自求解放,以其良知良能为文明的突破而努力。
在座大多数是将来的科学家,我诚恳地希望刚刚说过的这些话,在各位心里能留下一点小小的种子,不要丢开你的良知良能! 要在你的专业之外,自觉到你是新的信仰之祭师,是新的王国的官员,你们要做的工作不仅是解放自己,也须由自我释放而帮助别人开拓自由的心智。
新的专业跟过去不一样,要靠自动自发地寻觅,方能发现其意义。过去的专业都有保守的特性。知识分子的工作是保存或传授已有的知识。祭师们尤其最显著地具有保守性格。而在新的专业中,因为变是常态,所以知识分子应当具有新的性格,那就是永远准备自我批判、自我修正。但是应该由谁来做保存的传授工作呢?每一代在传授的过程中,都是传授精神、传授方法,而不是传授知识,使得下一代根据同样的方法做新的方法、新的发现,以拓展其知识领域,但不是保守知识本身。根据传递的精神,保持其良知良能,使得他们能做新文明的继承者。在这种形态之下,我们也许能看到的世界确实是“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而不是小说上讽刺的新世界,是真的新世界。在这美丽新世界中,我想国界、文明的界限都会消失,宗教之间的界限也当消失。事实上,今天大家都已在寻找人类共有的心态,这种准备工作在今天就应该开始,而到了那个时候,因愚昧而起的冲突会减到最低度,因贫乏而产生的困扰也会减到最低度。我们基本上是在另一次文化突破的边缘上。历史上第一次突破是在公元前1000 年到公元前800 年左右,也就是孔子、耶稣那个时候。现在第二次突破必须有所准备,有决心将未来由自己掌握。我屡次说,你不做决定本身就是一个决定。假如我们不做决定,我们将会看到什么呢?看到的是冷酷、没有良知的国家机器,以及机械化的社会。在这里面活人会沦亡,因为活人已不会思考了。我们能赢或输,还是靠我们自己的决定。今天我谈的不是过去的知识,而是我自己的一些感受,是由过去的历史经验延伸出来,而产生的对新时代的展望。这应该是大家都关怀的事情,而不只是我一个人关心。
……
前言/序言
序
这本小书包含了两个部分:五篇对于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观察,是1987年6月下旬在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的讲演;另有四篇是1985年在台湾“清华大学”的讲演,附属在沈君山兄所授的通识课程内,其内容则是讨论近代科学革命的背景及其未曾在中国发生的一些讨论。至于附录一篇,则是用突破与转化的观念,比较几个古代文明的发生,作为上述九篇的背景资料。
书中这几篇文字所论,大致反映我近两三年来对中国历史的一番省思。既是个人的观点,自是解释多于叙述及分析,也自然不能与别人的看法完全一致。每个史学工作者,隔几年有一番省思,至少有助于梳理自己的思路。再隔几年,我的观点必然又会有改变。因此,这一本小书也不过是一己心路历程的里程碑而已,称不上定论,更谈不到成熟。只盼过几年之后,自己会有更为周全的诠释,代表另一阶段的了解。
中国历史,在岛内几乎是史学园地的全部,在岛外则是大天地中的一个角落。其实,中国历史的时间长,史料也相当宏富,应当是比较历史学中主要参考组之一。可惜因为现代史学是由西方史学传统发展而来的,中国的历史至今仍只是汉学家耕耘的土地,还未引入现代史学的主流。岛内外的史学工作同仁,尚需共同努力,将中国历史发展为世界史的一部分。我自己愿为这个任务,尽绵薄之力,只盼同志日多,则中国历史可作为解释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依据。
最后,谨向李亦园、沈君山、杜正胜及台湾“清华大学”毛校长致谢,没有他们的安排,我未必在此时做这一番省思。
秘境探寻:失落的文明与现代回响 一、 史诗的开端:亚特兰蒂斯的迷踪 本书并非对任何已知的、具有明确历史记载的古代文明进行系统梳理,而是将目光投向那些只存在于神话、传说和模糊的考古推测中的“失落的世界”。我们拒绝接受既定的历史框架,转而深入探索那些被主流历史学界视为异端的假说与线索。 我们将从地中海深处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的传说入手,追溯“亚特兰蒂斯”这一原型在不同文化中的变体。我们不会简单复述柏拉图的文本,而是将其视为一个符号,一个指向更深层、更普遍的人类文明断裂点的线索。书中将细致剖析从古希腊、古埃及文献到玛雅石刻中零星闪现的关于“洪水前文明”的技术与哲学残片。 例如,我们将重点研究近期在巴哈马群岛和日本与那国岛附近水下发现的奇特地质构造,并结合地质学中关于海平面剧烈变动的研究,尝试构建一个基于科学推测的“末日场景”。这不是历史考据,而是一场跨学科的“假设推理”游戏,探讨如果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在短时间内被自然灾害彻底抹去,其留下的“文化熵”会如何影响后世的原始部落。 二、 符号的低语:未解之谜的语言学重构 本书的核心部分在于对一系列无法被现有语言学体系完全解释的古代符号系统的深入解读。我们的目标不是破解这些符号的“意义”(因为我们相信其原初意义已失传),而是分析其“结构”与“逻辑”,探寻其中可能存在的普世心智模式。 我们将选取三个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进行深入对比分析: 1. 线粒体文字(Rongorongo): 聚焦于复活节岛上那批至今未被成功破译的木牍。传统研究试图将其与波利尼西亚语言挂钩,但我们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这些文字可能是一种更早的、非基于语音的“概念编码系统”,其书写逻辑可能与人类对宇宙结构的早期几何化认知有关。书中将收录大量高精度扫描图,并尝试用现代信息论的视角去分析其信息密度与冗余性。 2. 哈拉帕文明的印章文字: 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文字被认为是南亚地区最古老的书写形式。我们将暂时搁置其与梵文或达罗毗荼语系的关联,转而研究印章上那些几何图案与动物形象的组合规律。我们认为,这些组合可能遵循一种类似化学元素周期表的排列逻辑,用以标识部落间的贸易关系、资源所有权,而非记录历史叙事。 3. 契丹小字: 尽管契丹小字已被部分释读,但其本身的结构——一种融合了汉字表意和本民族语音特点的混血文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研究样本,用以探讨文化接触点上,符号系统如何产生“突变”。我们将分析契丹贵族在创制这种文字时,其认知需求如何超越了单纯的记录功能,转而追求一种权力象征的“异质性”。 三、 异轨的工程学:超越时代的技术构想 本书的第三部分将重点讨论那些在考古现场发现的、与公认技术发展阶段不符的“异常文物”。我们关注的不是诸如“古印度战机”这类缺乏实物证据的臆测,而是那些在材料学和精密加工上远超当时技术水平的实物。 例如,我们将详细分析巴格达电池(Baghdad Battery)的电化学原理,探讨其在古代是否存在作为微弱电解槽或电镀工具的可能性,而非简单地被视为存储容器。接着,我们将考察秘鲁纳斯卡线条背后所展现的,对地表几何图形进行超大规模精准绘制的测绘技术,并将其与古代天文学的观测精度进行对比,推测当时可能存在一套尚未被我们理解的“地面定位系统”。 我们相信,这些“技术异轨”并非来自外星干预,而是古代人类在特定的社会结构和资源条件下,通过极端的认知专注和资源集中,达成的“局部技术爆炸”。我们将尝试推演,在缺乏现代冶金学和理论物理学基础的情况下,他们是如何实现这些成就的,这其中蕴含的知识路径可能与我们今天的科学发展路线截然不同。 四、 意识的炼金术:失传的形而上学 古代文明对“物质”与“精神”的理解,往往比现代西方哲学更加交融一体。本书将探索那些被现代科学视为“迷信”或“巫术”的实践,看它们是否是当时对自然界深层规律的独特认知方式。 我们考察的重点包括: 古苏美尔的“七重天”结构: 这不仅仅是宗教信仰,更可能是一种对行星轨道和多维空间复杂关系的早期几何化描述。我们将对比苏美尔泥板上的星图与现代天体物理学的计算,寻找其间隐藏的数学对应关系。 印加的“奇普”记事法: 这种绳结记录系统,被普遍认为只是数字和行政记录。但本书提出,通过不同的绳结材质、颜色、打结的松紧度,奇普可能编码了复杂的叙事结构和情感状态,是一种结合了触觉和视觉的“情境记录系统”。 萨满教的“出体”经验: 我们将参考神经人类学(Neuroanthropology)的研究,探讨在特定仪式中,通过节奏、呼吸控制和致幻物质(如果存在),人类意识进入的“非寻常状态”,是否是古代知识传递和问题解决的一种有效手段。这些状态下感知的“真实”,可能包含着对物质世界尚未被量化的信息。 结语:重塑认知的边界 本书并非要为古代的“神秘主义”涂脂抹粉,而是力求从一个全新的、非线性的角度审视人类文明的潜力。我们探索的这些“失落的特质”,是人类心智在特定历史节点上展现出的极端创造力。它们提醒我们,历史并非一条单向的线性发展轨迹,而是充满了岔路、断裂和被遗忘的可能路径。理解这些“他者”的认知方式,或许能为我们解构当代僵化的思维模式,提供一种另类的视角。本书旨在激发读者对“已知”历史的质疑,并对人类心智的未尽潜力保持永恒的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