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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开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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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ISBN：9787506083812

版次：1

商品编码：11779228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5-11-01

用纸：轻型纸

页数：212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晚清南国》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蒙受奇耻大辱、挨打受气的惨痛史，也是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附庸的斗争史。

内容简介

　　《晚清南国》较为清晰地介绍了晚清时期，中国南方各地风云突变、烽烟四起的历史事实，给读者一个较为清晰而完整的南国边疆历史原貌。从中选取若干重大事件，深度剖析帝国主义的种种侵略罪行，阐述中国人民拯救祖国危难的英勇斗争，帮助广大读者鉴往知来，从中获得教益。对于了解祖国的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思考力，认识自身历史责任，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

作者简介

　　王开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史表组专家，中国圆明园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专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出版学术专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代表作品《慈禧垂帘：祺祥政变始末》《两世溥仪：末代皇帝传奇》等。

精彩书评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祖国蒙受奇耻大辱、落后挨打的惨痛史，也是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史。
　　——周谷城

前言一、美、日侵略台湾　// 009
（一）日本成为侵华战争的最主要敌人　// 009
1.美国染指台湾　// 010
2.日本人的借口　// 013
3.恶意的歪曲　// 014
（二）日军侵略台湾　// 020
1.日本的帮凶　// 020
2.侵台战争与清廷的应对　// 024
（三）日军撤兵与《中日北京专条》的签订　// 031
1.日本进退失据的困境　// 031
2.日使欲纵故擒的伎俩　// 035
3.《中日北京专条》的签订　// 037
4.中国与日本的得与失　// 039
二、滇案与《烟台条约》　// 043
（一）醉翁之意　// 043
1.从郭嵩焘使英说起　// 043
2.“游历奇观”　// 049
（二）西方“文明”的逻辑　// 053
1.英国外交大臣居心叵测的“料想”　// 053
2.外交讹诈　// 055
3.信口雌黄，借端要挟　// 058
4.得寸进尺，欲壑难填　// 064
（三）屈辱的《烟台条约》　// 067
1.黔驴技未穷　// 067
2.《烟台条约》　// 070
三、英国对西藏的侵略　// 075
（一）侵藏序幕　// 075
1.外国人的念珠为何只有一百颗　// 075
2.贪婪的侵略者　// 080
（二）隆吐山遭劫　// 083
1.侵略者的借口　// 083
2.敌我不分的升泰与吃里爬外的赫政　// 088
（三）无赖式的讹诈　// 093
1.俄国沙皇脑袋中的计划　// 093
2.究竟谁缺乏诚意　// 097
3.西藏军民的抗英斗争　// 100
4.进退维谷的侵略者仍满载而归　// 107
5.清廷努力补救的软弱外交　// 111
（四）分裂阴谋　// 114
1.英国策动的“西藏独立”　// 114
2.非法的《西姆拉条约》和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　// 123
四、中法战争　// 130
（一）唇亡齿寒　// 130
1.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 130
2.法国的侵越与窥伺中国　// 132
（二）黑旗军的神威　// 137
1.旗开得胜　// 137
2.再显雄威　// 142
3.连战连胜　// 146
（三）援越抗法与闭关自守　// 148
（四）妥协导致中国军事上的失利　// 156
1.法国人说解决中法争端“只论力，不论理”　// 156
2.山西失守　// 159
3.北宁溃败　// 161
4.《中法会议简明条款》的签订　// 164
5.法军重新燃起战火　// 167
6.马尾之战　// 171
7.惨痛的教训　// 173
（五）反败为胜　// 182
1.台湾军民抗法的胜利　// 182
2.激烈的宣光攻坚战　// 185
3.“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　// 187
4.震惊中外的镇南关—谅山大捷　// 190
（六）岂有此理　// 197
1.金牌突召“岳家军”　// 197
2.奇怪的战争结局　// 203
（七）余论　// 205
再版后记　// 209

前言/序言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具有悠久灿烂的历史。至迟在一百七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生存繁衍于祖国广袤的土地上。从黄帝到如今，我国已有五千余年的历史，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已长达两三千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虽不断吸取外来异质文化精华，丰富发展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但中国的历史文化却始终一脉相承，绵延不绝，未发生过如同印度、埃及、巴比伦等文明古国那样的历史文化断层。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热爱和平的民族。我们的祖先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创造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五千年文明史，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孔子、老子等伟大的思想家，以其精深的哲理，启迪着华夏民族，并彪炳于世界思想史和哲学史；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康熙大帝等伟大的政治家，以其叱咤风云的文韬武略，统一华夏，展拓版章，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奠定了广阔而巩固的空间基础，使我们的祖国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祖冲之、张衡等伟大的科学家，以其夺天地之造化的发现，丰富着我国的科学文化，独领世界科技风骚；造纸术、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四大发明，更是独占中世纪科技之鳌头，对中国和世界的文明发挥着无可估量的推动作用；京杭大运河，全长近四千余华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万里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全长达一万三千四百华里，以其浩大繁巨的工程，使世人为之愕然，并成为世界上的一大奇迹，据说，万里长城是宇航员在太空用肉眼所能看到的世界人造工程之一（另一工程为荷兰围海造田工程，也有说为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以其绚丽精美的特质和造型，融生活实用与艺术欣赏为一体，令世人叹为观止，拍案叫绝。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所说：“在近代以前的各个文明中，显得最先进、感觉得出最优越的，莫过于中国文明。”
　　巍巍哉，我们伟大的祖国；皇皇哉，我们光荣的中华民族。
　　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对西欧的社会发展产生过极大的推动作用，他们用火药做武器，攻破了封建统治者高大而又坚固的城堡，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厦得以确立。意大利人哥伦布等，利用指南针，横渡大西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麦哲伦等，利用指南针，完成了人类环绕世界的航海壮举，开辟了东、西方之间交往、交通的新航路，直接促进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完成。然而，四大发明在它的故乡中国，却因种种历史的原因，没能够发生如同在西方那样，对社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效应。
　　例如，早在唐宋时期，我国的远洋航海就极为发达了。明朝初年，郑和七次下西洋时，无论是造船技术、航海知识，抑或航海规模等，在中世纪的航海史上，中国皆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当时我国已可建造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载重近千吨的大船，而半个世纪后哥伦布乘坐的“圣玛丽号”，长不过五丈，宽不过一丈八尺，载重只有一百吨（有材料记载该船长三十五米，甲板长十八米，重约一百三十吨）；郑和船队组织严密，分工精细，人数多达两千七百余人，而哥伦布船队只有八十八人。
　　由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等海禁政策，严重阻碍了中国航海事业的发展。明代曾明确规定，凡“私造双桅大船下海者，务必要一切捕获治之”，“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
　　清朝初年，清朝统治者曾实行“寸板不许下海”的严厉禁海政策。1684年，清廷虽开放了海禁，却明确规定商民出海之船，只准用单桅，载重不得超过五百石。凡打造双桅，载重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海者，皆发边充军。
　　1703年，清廷虽放宽了限制，“出洋贸易商船，许用双桅”，但仍明确规定，出海商船的“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如一丈八尺梁头，连两披水沟统算有三丈者，许用舵水八十人；一丈六七尺梁头，连两披水沟统算有二丈七八尺者，许用舵水七十人；一丈四五尺梁头，连两披水沟统算有二丈五六尺者，许用舵水六十人。”而一般的渔船，“梁头不得过一丈，舵水不得过二十人”。出海打鱼时，“不许越出本省境界”。凡“欲造船者”，皆需先向地方官报名，“取澳甲里族各长并邻佑保结，方准成造”。俟船只建造完工，还必须经地方官亲验，将船身烙号刊名，舵水人等取具船户保结，然后发给出海执照。执照内需“将在船之人年貌、籍贯，分析填明”后，才能出海捕鱼。
　　对此，鲁迅先生曾辛辣地讽刺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
　　当人类的脚步踏入 16世纪以后，西欧的封建专制制度开始瓦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发、壮大。
　　1640年，正值明王朝与满清政权、李自成农民军逐鹿中原之时，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1775年，美国开始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1783年取得了胜利。1789年，法国也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从此，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相继确立，开始了一个崭新的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自 18世纪 70年代开始，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行并逐渐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中国则恰恰在此时远远地落后了。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这就是说，资产阶级追求超额利润的贪婪本性，决定着他们必然要不断侵略其他国家或民族，以保障其工业原料的供给和开辟广阔的商品市场。正因如此，地大物博（取之不竭的原料基地）、人口众多（广大的商品倾销市场）的中国，遂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主要对象。
　　早在明末清初，西方殖民侵略势力即逐渐东来，其侵华活动主要来自南、北两路。北路主要是沙俄从陆路方面不断对我国西部和北部边疆进行领土的蚕食与侵夺；南路先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后来是英国、法国、美国等从海路方面对我国东南沿海进行的侵略。
　　英国通过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炮舰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清政府同其签订了《南京条约》《虎门条约》。接着，法国、美国也来趁火打劫，以武力相威胁，迫使清政府同他们分别签订了《黄埔条约》和《望厦条约》。后来，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
　　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屈辱性、严重性，不仅仅在于对外割地赔款，更重要的是自此以降，中国丧失了部分领土、领海、司法、关税等方面的国家主权，开始由一个独立自主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引起中国社会内部各个领域的剧烈变化，给中国人民带来极为深重的灾难。
　　第一次鸦片战争十余年后，美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扩大其在华攫取的各种侵略特权，在俄国、美国的支持下，自1856—1860年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同英、法、俄、美等国先后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英上海租地章程》《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等。其间，沙皇俄国表现出极大的领土贪欲，先后强迫清政府同它签订了《瑷珲条约》《塔尔巴哈台议定赔偿条约》《勘分东界约记》《陆路通商章程》《勘分西北界约记》等，据此割占中国领土达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四省面积总和），赔款亦高达一千二百万两白银。
　　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势力从沿海、边疆地区，逐渐深入到中国的广大内地，中国陷入了更深的半殖民地苦难深渊。腐败昏庸的清统治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抗争渐变为妥协、勾结。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清政府已无多大勇气同资本主义列强战争了；其二，经过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全国各族人民大起义的打击，以及同外国侵略者相勾结，将人民起义镇压下去的罪恶行径，清统治阶级认为，国内各族人民的起义，将要从根本上推翻其在全国的政治统治，因而是致命的“心腹之害”；而外国侵略者只不过是志在通商，谋取各种侵略特权，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推翻其政治统治取而代之，因而不过是无碍大局的“肘腋之忧”“肢体之患”。清统治者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采取了“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中外和好的总政策。
　　但是，外国侵略者的欲望永远不能满足。自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沙俄悍然出兵侵占了中国西北的伊犁地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出兵侵略中国东南的台湾；英、法两国则在中国的西南地区激烈争夺。英国入侵云南地区，制造了“滇案”，并两次入侵西藏；法国则挑起大规模的中法战争，造成中国近代史上空前严重的边疆危机。关于沙俄侵占中国西北地区伊犁的问题，本书不做叙述论说，仅对美国、日本侵占台湾，英国和法国在中国南部边疆的争夺与侵略罪行予以揭露，向广大读者再现晚清南国的战争烽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