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欧洲著名中国学专家冯客代表作品，一部展现开放时代风度的民国史。

★摒弃“以革命视角解读近代史”的普遍观念，从开放的角度，全新诠释民国史。

★篇幅简练，内容精致，深度还原混乱、战事之外的民国气象。

内容简介

民国时期（1912-1949），特别是国民党掌权之前的北洋时代（1912-1928），向来被视为混乱的时代，是现代中国从革命到现代化的“过渡阶段”。

《简明中国现代史》以“开放”为主题，讨论了“开放的治理”“开放的疆界”“开放的思想”和“开放的市场”，从而指出中国在民国时期是如何与现代世界紧密接轨。作者从这个角度重新诠释民国史，篇幅虽短，但内容精到，是一本难得的“名家小书”。

作者简介

作者冯客（Frank Dikötter），荷兰学者，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最初在瑞士日内瓦大学受训成为中国学专家，其后在伦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获博士学位，现为香港大学人文学科讲座教授。著有《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近代中国的犯罪、惩罚与监狱》等。

译者陈瑶，厦门大学历史系硕士，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教于厦门大学历史系。

精彩书摘

第二章 开放的治理

传统观念有时对民国政府持有两种互不相容的评价：第一种是描绘其令人绝望的腐败、软弱、破碎的形象，认为它难以集全国之力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也不能给社会带来一定的稳定；另一种是把民国政府看成是压迫性的，即便不完全是法西斯，也是军国主义的，它残酷压榨贫困的农民、攫取私人财产、损害经贸关系、操控货币流通、压制反对派的声音。这两种观点都是试图从1949年的视角来解释这个时代。与之相比，本章的论述将表明，纵观民国始终，中央政府虽然表现得相对软弱无力，但不论是从政治信念、行政实践还是政府人事方面来看，1904到1949年，民国政府在政治治理上的一贯性都可圈可点。与本书其他部分的基调一致，本章也表明，1949年之前的几十年，开放的治理、政治参与和政治多样性，远比我们通常理解的更为显著。1949年之前的中国，因为遭受众所周知的统治危机，并不是一个典范的共和国，但比起同时期欧洲的一些同类政权，它在政治上更为民主。

第一节 层累的治理

一、“军国主义”和联邦主义

“军国主义”，特别是“军阀统治”，一直被断定为政治分裂的主要势力之一。这不仅体现在通常被称为“军阀混战时期”的1916至1927年，而且贯穿了整个民国时期。这种想当然的论述相当流行，以至于术语“军阀统治”经常被当作“现代中国”的同义词：1916年结束其统治的袁世凯被称为“第一个军阀”，1949年逃往台湾之前的蒋介石被称为“最后的军阀”。如果要作任何关键性的辩论，首先应该弄清“军阀”一词本身的起源，与其说它属于学术性的分析范畴，还不如说它是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表达。正如林蔚（Arthur Waldron）在一项详细的研究[1]中表明的，“军阀”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它不仅受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严重影响，如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就将“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而且20世纪20年代许多反军阀的政治宣传也来自苏联，其中还包括鲍里斯·叶菲莫夫（Boris Efimov）颇具影响力的漫画。这些形象最初被国民党用来抹黑那些在1924年开始的北伐期间主张联省自治的省长，转而被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们用来批评在1927年掉转枪口指向以前盟友的蒋介石，他们将他描绘成“国民党的新军阀”之一。黄文农之类的本土画家则创作出将“外国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主义”联系起来的通俗漫画。这些宣传进一步传播了具有高度煽动性的“军阀主义”概念，用一种简单醒目的方式，呈现了民国时期急剧变化的复杂政治格局。从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他颇具影响力的书《红星照耀中国》，为促进共产主义宣传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到“二战”之后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首席专家费正清，汉学家们都发现“军阀主义”的概念非常适用，以至于迄今为止几乎没有遭到过质疑。

如林蔚所说，“军阀”一词在从欧洲舶来中国的过程中，其意义发生了改变，因为中国的大多数评论家都轻视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明确论述过的经济决定论。相反，他们将其理解为通过武力夺取权力：即摧毁“军阀主义”要依靠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如一个强势的政党，而非阶级斗争或经济改革。如此一来，这一价值判断反而加强了对“军阀”一词的运用。也就是说，一个强大的国家是令人向往的，主张各省独立的省长是现代化的阻碍，而整个时代都是“四分五裂”的。结果，对强大而统一的国家的信念能够公开表达，而在联邦制框架下的联省自治思想则被边缘化。像胡适这种对民族主义思想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领袖占极少数。他明白混乱并非“军阀”造成的，相反，无序状态乃是由上层主张尝试用暴力统一全国而引起的。胡适主张，在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里，不论中央施加的命令多么强硬，终究会制造分歧；他相信有序的地方自治能够将整个国家紧密结合起来。

“军阀主义”的观念也一度使联邦主义思想变得模糊混乱，即使后者在1895年之后迅速流行起来，并且在20世纪前几十年，持续吸引着一大批学者和政治家，譬如孙中山。1911年年底在南京通过宪法组织起临时政府的共和国代表者，显然是将美国式的联邦政府视为可以追随的典范。20世纪20年代，联邦主义运动强调地方自治是民治政府的同义词。地方自治被视为自治各省建立联邦政治的坚实基础。湖南省颁布的宪法规定通过普选来选举省长，这一规定得到浙江、广东、云南和四川等省在类似文件中的效仿。谢诺（Jean Chesneaux）在研究联邦主义运动之后评价道：“美国的影响非常明显：要求有独立的司法，也要求有弹劾和罢免的程序。公民同时拥有制定法律的权利，即瑞士模式（Swiss fashion），以及申请集会的权利。”[2]然而，真心实意支持联邦制的省长们被当作纯粹的“军阀”免职，如湖南的谭延闿和浙江的卢永祥。[3]陈炯明追求建立联邦政府，在1921至1922年试图实现广东省自治之前，他就宣告反对民族主义的信条。1923年被国民党罢免后，他一直受到追捕，直至去世。在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在广州建立起陆军军官学校，通过“北伐”以武力统一了中国。它把自己的敌人都称作自私自利的“军阀”加以谴责，并宣称联邦主义纯粹是军国主义者想要占有权力的遁词。蒋介石的革命军经过苏联的武装和训练后，在北伐中横扫拥护联邦制的武装力量。到1926年，各省宪法、省级和地方议会，以及地方自治组织和幻想建立联邦政府的相关活动，不再受到鼓励和提倡。[4]

即使我们摒弃“军阀主义”观念带来的暧昧的政治价值观，并承认一些省长的确是真诚希望建构一个联邦政治的结构，但在中央“黩武主义”的前提下，各省的军事实力是如何强大的？这一问题仍需得到解释。首先，我们应该戳穿帝国主义势力通过向地方“军阀”售卖军火以分裂中国的谎言。因为从1919到1929年，明确实行武器禁运的同样是这些帝国主义势力。这个政策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帮助当时的北洋政府，但自从苏联开始帮助国民党在广州建立一支现代化军队，蒋介石得以在1926到1927年统一中国，这项政策就被废除了。[5]其次，虽有“军队人数激增”和“漫长的战争”之类的夸张说法，但据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的粗略估计，军费开支在1912年之后虽然显著上升，但也仅仅达到20世纪30年代财政总支出的4%。这与20世纪50年代其他一些国家在军事活动上的开销差不多，如巴基斯坦、澳大利亚、比利时、泰国和挪威，然而它们从没有被看成是“高度军事化”的国家。与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其军事规模并不算大。现有的最可靠的统计数据表明，1933年，15至44岁之间的男性中，只有不到2%的人参军。卜凯（John L. Buck）主持过一项极其广泛而详尽的乡村社会调查，其结果证实，只有不到1%的农村受访者说其家庭主要收入是来自服兵役。有的人可能会认为农民并没有从军队中获得经济收入，相反却受尽其蹂躏。然而，除了军队喜欢沿着铁路行进，以及铁路沿线的地区在农产品输出、地价和人口总数稳固增长这些事实之外，[6]卜凯访问的散居在上百个村子的农民，都没有将战事视为饥荒的主要原因：他们有266次提及干旱是饥荒的一个原因，127次提到洪水，54次提到虫灾；战争仅仅被提到18次，接近于霜冻（11次）和风灾（10次）的次数。[7]

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何规模庞大的军队血染民国的景象是歪曲事实的。战争确实是残忍血腥的：在1924年的北伐中，地雷、战壕、炮兵部队、装甲列车、海军战舰和军用飞机，造成了广泛的暴力和混乱，使得大部分的民众变成国家主义者，推动了国民党在1927年走向权力中心。正如林蔚令人信服的论证：决定民国历史发展的要素，并不是阶级或意识形态，而是战争及其不可估量的、充满极大偶然性的结果。[8]然而，财政和地理上的局限，还是限制了军队的规模、武器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军事动员持续的时间。托马斯·罗斯基统计了1917至1930年间，主要战役中的伤亡人数，具体说来大概有40万人，这是非常庞大的数字。但比起发生在中国的其他冲突，这还算是一个较低的数量。[9]为什么这个数据从来不会被与19世纪中期的起义*及其镇压所导致的2000万到3000万的死亡人数相比较？正如胡适在支持地方自治的论争中早已提到的，可能是因为这种比较难免会引出一个结论，即像帝国一样，用暴力维持一个庞大国家的统一，可能会导致高死亡率。民国时期仍然与晚清无异，部分地区的抢劫和匪患确实频发，但不论是当时的农民在性质上的估计，还是历史学者事后在数量上的估算，“黩武主义”都不是造成穷苦的主要原因。

再者，军事政权不见得就是不稳定的。许多军人控制下的地区保持了多年的相对稳定。如托马斯·罗斯基在他的分析中强调，民国时期“军阀”对整体经济并没有实质性的负面影响（关于这一点详见下一章）。仅举山西的阎锡山和奉天的张作霖为例，他们建立起军事稳定和政治强大的政权，在这些地方，商人团体得到周全的保护：因为军费开支有赖于地方的经济繁荣，赋税过重则危及重要的收入来源。军阀必须与有权势的商人团体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商人能够通过联合抵制来显示他们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通过离开这一地区来逃避不合理的财政要求。例如在1927年，商会和银行协会迫使广州军队撤销了增加税收的政令，威胁将破坏军队赖以生存的纸币。[10]关键性的一点是，大部分军阀控制地区的行政管理权，仍然掌握在地方家族、商人团体和大学毕业生等市民精英手中。1931年，超过半数的县长在高等教育机构（包括法律及行政的专科学校）受过教育。五年之后，省市行政结构中的所有高层人员，大部分都是大学毕业生，其中三分之一拥有外国大学的学位，而拥有军事背景的行政官员则是极少数。[11]在县市一级，1914到1927年恰好是地方精英只关心建设自己地盘的时期，因为没有省政府或者全国政府争取他们的关注：这是里诺尔·巴坎（Lenore Barkan）和邵勤（Qin Shao）通过对如皋和南通两个地方进行调查了解到的情况。但在其他地区，这种现象更为普遍，在水利建设、教育、修建公路、电气化、小规模企业和慈善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2]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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