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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以大量的私密档案、日记、回忆录和文献资料为基础
　　用近十年严谨考证写就的一部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物质与精神的衰亡史
　　《第三帝国的兴亡》姊妹篇译者全新修订版
　　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

内容简介

　　一九四〇年春夏相交之际，在气候宜人的六个星期时间里，仅仅由于一场战役的全面失利，一个世界强国崩溃了。它是世界第二强国，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高度文明的民主国家，托马斯·杰斐逊称之为“每一个人的第二故乡”。全世界惊愕而迷茫地注视着希特勒的军队击败了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军队之一的法国军队。这是怎么回事？对于我们其他人这又意味着什么？
　　六月十七日，纳粹德国取得胜利三天之后，威廉·L。夏伊勒以一名中立国记者的身份到达沦陷的巴黎。自从一九二五年以来，他一直在法国的国内国外工作着；他对纳粹德国进行报道已达六年之久。此时，他开始用历史学家的方法，对其作为一名见证人在这些不幸而恐怖的岁月里的所见所闻进行长期的考证和深入的阐述。一九六〇年，经过十余年的研究之后，他完成了《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一书。该书因其对纳粹德国在这一历史转弯处所扮演之角色的完整的记述，受到学者及数以百万计的读者的赞许。接着，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大量档案材料进行了几乎又一个十年的研究之后，他写出了一部关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物质与精神衰亡史的专著。
　　《第三共和国的崩溃：1940年法国沦陷之研究（套装全2册）》借助对历史背景的展示，叙述了一九四〇年法国面对希特勒军队的溃败，而历史背景本身即有助于阐明溃败的原因。在夏伊勒描绘着最后一役的激动人心的章节里，充满了新鲜并令人震惊的史实；法国军队与英国和比利时军队加起来在数量上超过了德国军队；他们的武器装备也优于纳粹军队；当法兰西战役结束时，法国空军所拥有的作战飞机比战役开始时还要多。而在战争的背后，他耐心地研究了滋长着困惑、无奈和玩世不恭情绪的人民、他们无能的领导人和将领，以及已经消耗了一个伟大国家的实力与强盛的古老而不可思议的腐化堕落。他与第三共和国的领导人如保罗·雷诺和爱德华·达拉第交谈过，还与许多将军、外交官、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和普通公民进行了交谈。他查阅了由法国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搜集到的堆积如山的二战以来的证据和机密文件，查阅了战后审判法奸——特别是贝当和赖伐尔——的大量资料，查阅了一九四〇年曾被纳粹军队缴获过的法军总司令部和法国外交部的机密文件以及法国外交部当时开始公布的同类文件，同时查阅了足有数百位男士（和一些女士）的回忆录和日记，这些人在那场毁灭第三共和国的灾难中，都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本书补充并完善了《第三帝国的兴亡》的戏剧性叙述，已经与之一起成为当代重要的历史巨著。

作者简介

　　威廉·L.夏伊勒（1904-1993），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出生于芝加哥，毕业于艾奥瓦的Coe学院并获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曾供职于《芝加哥论坛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巴黎版）、环球通讯社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他的主要著作还有《柏林日记》《第三帝国的兴亡》等，其中《第三帝国的兴亡》曾获1961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

　　戴大洪，1982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光学工程系。译有《古拉格：一部历史》、《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种子，1821-1849》。深圳十大好书评选2013年度致敬译者。

精彩书摘

　　序 曲
　　第一章崩溃！
　　一九四○年夏
　　一九四○年，在五、六、七月温暖宜人的日子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崩溃构成了一道令人望而生畏的景观。
　　在人们的记忆中，当时法国的天气比上次大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风和日丽。在春天和初夏的六个星期时间里，这个古老的议会制民主国家、世界上第二强大的帝国、欧洲列强之一、或许还是最文明并且拥有一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的国家，遭致军事上的惨败，使其享有悠久而光荣的历史传统的人民茫然不知所措，随即完全丧失了信心。
　　在他们还没有缓过神来之前，七月中旬，经由一个仓皇出逃的国民议会批准，一位八十四岁高龄的老态龙钟的陆军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传奇英雄，在一小撮败军之将与失败主义政客的协助和事实上的怂恿下，抛弃了第三共和国及其民主生活方式，代之以一个企图多方面——纵然不是全面——效仿纳粹德国征服者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法西斯独裁国家。
　　这些法国人希望通过这种做法，不仅可以缓解战败这一结果所造成的痛苦，而且可以消灭自己国家大家公认存在缺陷的民主制度，尽管这一制度曾经带给他们许多荣誉和特权，同时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使他们事业有成、生活富足而且大多腰缠万贯。他们长期鄙视这一制度，并且在它极度痛苦的这一时刻嘲笑它，宣称它应该对这场可怕的失败负责。
　　某个强大的帝国土崩瓦解在二十世纪屡见不鲜，但是，此前从未见过如此突如其来的浩劫。人们必须追溯到上一世纪才能发现实际上极不明显的类似情况。一八○六年，拿破仑一世的法国迅速使普鲁士就范。一八七○年，拿破仑三世的法国被普鲁士用四十二天的时间打败。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在其盟国的协助下，不仅坚持抵抗宿敌的入侵长达四年之久，并且在一九一八年成为战胜国。一九四○年六月法国被希特勒的德国顷刻毁灭这一事实，在被征服者和征服者的心理上，同样也在或近或远注视着战局发展的大多数人的心理上，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它似乎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能力。
　　23
　　“在我们民族整个漫长的历史中，”一位法国历史学家这位历史学家是巴黎大学的马克·布洛克教授。他是一名犹太人，一位抵抗运动的英雄。他于法国解放几周前的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六日在法国被德国盖世太保逮捕，惨遭野蛮折磨后被枪杀。哀叹，“这是一次最可怕的崩溃。” 1在天主教哲学家雅克·马里坦看来，这是一个“伟大民族所遭受的前所未有的耻辱”。2
　　在沦陷的首都巴黎，我在六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在这里，我觉得我们正在看到法国社会的彻底瓦解—— 一次军队、政府以及国民精神的崩溃。可怕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三周前的五月二十六日，法国内政部长乔治·芒代尔在巴黎对英国将军爱德华·L.斯皮尔斯爵士说：“没有人愿意战斗。……整个法兰西民族都崩溃了。” 4芒代尔也是一名犹太人，后来被法国的法西斯国民军在德国纳粹的默许下杀害。 3
　　令我大惑不解的是，这是怎么发生的？这怎么可能发生呢？是什么可怕的弱点、缺陷、昏聩和踌躇使这个天资卓越的民族陷入了如此卑微可怜的境地？我试图回忆历史上的某一刻，一个国家的失败与其说是由于自身的问题，倒不如说是由于敌国意想不到的强大实力。这难道是最新的实例吗？多年来，我在柏林注意到，纳粹德国的军事力量持续增长，而昏睡的西方民主国家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努力与之抗衡。我还亲眼目睹了希特勒施展他那玩世不恭却有惊人成效的外交手腕，如此轻而易举地愚弄了西方国家，从而为他迅速取得一个又一个军事胜利铺平了道路。但是，尽管如此，在我置身于其中的这一刻，我发现自己对于法国的溃败依然十分困惑不解。甚至我在柏林与之交谈过的那些德国将军对此也是始料不及。虽然他们了解一些法国的弱点并且打算利用它们；而且，由于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战争中的个人经历以及可以追溯到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历史记忆，他们对于法国军队曾经怀着某种应有的敬意。
　　六月十七日那一天，大约正午时分，我跟随快速挺进的德国军队进入巴黎。其时美国尚未被日本和希特勒拖进这场战争，我作为一名中立的美国特派记者获准随军采访。那是一个美好的六月天，万里无云，阳光普照，天气也不太炎热。在这样的日子里，这个古老而美丽的大都会的生活往往显得美妙异常。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我曾在这里工作生活多年，直到被派往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最后去了柏林。不过，从来没有哪一年我不因某些工作或借口返回巴黎，于是，我得以在某种程度上直接观察发生在这个已经成为我精神上的第二故乡“法兰西是每一个人的第二故乡”，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这样写道。的国度里的那些令人忧虑的事件。
　　24
　　在六月的这一天，平常人头攒动的街道上空无一人，人行道上也几乎看不见一个法国人，偶尔只有四处溜达的身穿深灰色军服的小队德国士兵，他们像旅游者一样呆呆地望着这座大城市里的那些地标性建筑。店铺都关着门，铁制的活动遮板拉起来严严实实地封闭了商店的橱窗，在居民区里，窗帘整齐划一地遮住了窗户，就像通常半数巴黎人离开城市前往海滨、乡村或者山区度假的八月份一样。
　　此时，大部分巴黎市民都逃离了。据警方估计，六月十四日德军进入巴黎的那一天，五百万居民中只有七十万人留在城中。 5两天前，当从郊区燃烧着的油库升起的一片巨大的烟云笼罩着近乎荒凉的首都时，人们可以看到，从欧特伊的一个奶牛场里跑出来的一群迷路的奶牛，正在位于巴黎市中心的阿尔玛广场漫步，几乎就在塞纳河对岸埃菲尔铁塔的阴影之下。 6
　　就在这个时候，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八百多万恐慌的难民行进在巴黎以南塞纳河与卢瓦尔河之间乃至更远的数百英里的道路上。在德军逼近、巴黎市民集体逃亡之前，另外六百万难民——其中包括来自比利时的两百万难民——抛弃了他们在北部和东北部的家园，匆匆搭乘一切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向南方逃难，以免被敌军俘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有过在德军占领区生活的经历，因此这一次他们决心使自己和子女不要遭遇同样的命运。在法国，由于几乎所有道路全都通向巴黎，所以，在五月的最后两周里，许多难民经过巴黎，其中相当一部分乘坐的是相对舒适的火车，火车里挤满了人。他们经过时秩序井然，一些人留了下来，他们相信，巴黎会像一九一四年那样坚守城池。然而，这些人的到来加剧了巴黎人的不安。没有来自政府和军队首脑的关于前线溃退的确切消息，四起的谣言充斥于耳，人们开始担心最坏的情况出现。
　　五月十五日，战斗打响将近一周时，当人们听说德军已经从色当以及位于这个不祥之城—— 一八七○年该城的陷落导致了法国的厄运——以北的各个渡口突破默兹河防线时，一场恐慌出现了。法军总司令部通知政府，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敌军的装甲部队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进抵巴黎，致使政府大为震惊。
　　……

前言/序言

　　这是我所写的第二本书。在这本书中，我试图以我的亲身经历和现在终于可以查阅的大量历史资料为依据，记述一个伟大的欧洲国家在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其高潮的那段岁月里的遭遇。我在我的第一本书指《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一书。——译注（本书脚注除注明者外均为原注）中记录了纳粹德国的兴亡，同时描述了一个文明而且信奉基督教的民族是如何在二十世纪中叶堕入野蛮状态的：他们甘愿舍弃自由，置人类生活的一般行为准则于不顾，用极其粗暴残忍的手段对待其他国家和民族，而且令人不可思议地对此一点也不在乎。那本书的完成，受益于一批难得的原始资料：盟军在战争结束时所缴获的第三帝国的机密档案。我觉得，我个人对于纳粹德国的了解对此同样有所帮助，在纳粹德国存在的十二年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我是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
　　我相信，通过对于事件的身临其境，通过接触领袖人物而获得的第一手材料，通过对有关国家、社会、体制尤其是平民百姓在危机时刻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和精神状态的感受，足以弥补无法通观整个时代给所有现代史研究者所造成的缺陷。在我看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并没有因为修昔底德告诉我们他曾“经历了这场战争的全过程”而有所逊色。对于这场战争，他给我们留下了如此令人难忘的描绘。人们感谢他没有把这一工作留给后人。
　　从一九二五年起，我曾在法国生活工作过许多年。当时的法国不仅是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而且至少在我看来，也是最文明、最进步的国家。在随后的年代里，我越来越忧虑地注视着第三共和国江河日下。由于争吵和分裂，由于在外交、内政和军事政策上莫名其妙的盲目性，由于其领导者的无能、新闻界的腐败以及在人民中间滋长着的一种困惑、无奈和玩世不恭（Jem‘enfoutisme法语，意为“满不在乎”、“我行我素”。——译注）的情绪，它的国力日渐衰微。虽然我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转赴别处任职，但我经常回到巴黎，因而仍然可以接触到——或者说至少可以感觉到——随处可见的腐化堕落现象。
　　从一开始我就喜欢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常常抱着同情的态度专注于讨论研究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领导人、他们的新闻出版业以及他们的文学作品。而且像杰斐逊以及其他许多在那里生活工作过的美国人一样，我渐渐地开始感觉到，巴黎是我的第二故乡，这种情感始终没有从我心中消失过。尽管我并不打算掩饰我的同情与偏爱，但我毕竟是一个外国人，这使我保持着一定的客观立场，置身于党派斗争之外，并且对来自右派、左派或是中间派的许多主张持怀疑态度。三十年代，出于各自相反的理由，极右派和极左派全都希望第三共和国灭亡，因此，我倾向于左派中的社会党人、中间派中的激进社会党人和中间稍微偏右的温和保守派。这些党派代表了法国人民的绝大多数，是共和国的捍卫者。人们希望他们知道如何排除千难万险保卫共和国。
　　显然，对于法国人来说，一九四○年夏天法国的沦陷和第三共和国的崩溃是痛苦的一页，他们宁愿尽快忘掉它。迄今为止，没有多少法国历史学家触及这一题材。一九五七年，政治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勒内·雷蒙曾经哀叹，关于第三共和国最后十年的著作实在太少了。他说，不仅仅是历史学家，就连新闻工作者也避而不谈这一话题，学术刊物甚至唯恐提到它。从那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雅克·沙特内和爱德华·博纳富已经完成了各自的多卷本第三共和国史，他们的著作记述了第三共和国最后的年代与结局。更早一些，E。博·德·洛梅尼详尽地描绘了第三共和国的“覆亡”；而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则涉及了其他的方方面面，他们当中有：皮埃尔·勒努万、莫里斯·博蒙、弗朗索瓦·戈盖尔、勒内·雷蒙、J。-B。迪罗塞勒和皮埃尔·德尔。
　　在我的研究工作中，从来没有任何国家——包括我自己的祖国在内——让我像在法国那样得到历史学家、编辑人员、图书管理员以及一些身为当事人的政界要人如此积极的协助。其中的前三类人士，除了向我提出新颖的见解之外，还引导我查阅无法从其他途径得到的资料，这些资料通常取自他们的个人收藏。为了回答我的问题，在共和国最后那几个关键的月份担任总理的保罗·雷诺给我寄来了信件和长篇备忘录。作为补充，我们还在他那位于旧国民议会大厦后面的寓所里多次长谈。曾经担任总理或国防部长或身兼两职直至共和国气数将尽时才被雷诺所取代的爱德华·达拉第，也曾与我进行过数个小时的交谈。他们是第三共和国最后几年中的两位关键政要。
　　困难当然有。主要的困难之一在于一项法令。该法令禁止学者或是任何其他人士查阅国家机密文件，除非这些文件已经尘封长达五十年之久。即使是在五十年之后，法国政府仍然阻止人们查阅。例如，陆军部技术顾问M。德拉富尼埃曾经书面通知我，“非常遗憾，”陆军军史处一九○○年以后任何时期的档案对于研究者概不开放——“即使对于法国军队的将军也不例外，”他补充说。法国外交部友善地给我寄来的一份法令副本表明，允许学者查阅“直到一八一五年”的某一些、“直到一八四九年”的另一些、“直到一八九六年”的又一些档案。看来似乎是在回避二十世纪。无论如何，外交部最近已经开始公布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机密文件，尽管大量原始文件的损失给此举制造了不利条件。损失的是一九四○年五月十六日被焚烧于凯道赛凯道赛（Quaid′Orsay）是巴黎市内塞纳河畔的一座码头，位于法国外交部的对面。就像用白宫指代美国总统府、用唐宁街十号指代英国首相官邸、用爱丽舍宫指代法国总统府一样，人们经常用凯道赛指代法国外交部。——译注的院子里的那些文件，当时传来了德国坦克和军队正在逼近首都的消息，这使心惊胆战的官员们一阵恐慌。温斯顿·丘吉尔是从二楼的一个窗口目睹了这次焚烧的著名人士之一。
　　国家档案局局长安德烈·尚松写道，对于未能让我如愿查阅里永法庭里永（Riom）为法国中部奥弗涅大区多姆山省的一个城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占领时期，维希政府在里永设立了最高法院。该法院曾经审判过第三共和国的三位总理爱德华·达拉第、保罗·雷诺和莱昂·布鲁姆，还审判过对法国战败负有责任的莫里斯·甘末林。——译注的文件一事，他“深感遗憾”。“但是，”他接着写道，“对于‘五十年保密法令’，尤其是在涉及到上次大战和占领时期的那些文件的内容时，我们必须非常坚决地严格遵守。”尚松的遗憾是真诚的。他是一位著名作家和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他了解作家的难处。不幸的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不是法律。甚至巴黎大学文理学院的著名教授皮埃尔·勒努万——他本人就是战后整理公布国家机密文件的总负责人——也在一九五八年抱怨：“法国的档案……迄今未能供人查阅，即使对于特许的研究者。”雷诺和达拉第则向我抱怨说，由于这项法令，他们甚至不能查阅他们在任职期间所取得的属于他们自己的政府文件。不过，雷诺肯定拿到了他的大部分文件，因为在他所发表的回忆录中，此类材料随处可见。
　　法国的历史学家对这一著名的——或如他们所言是“臭名昭著的”——五十年保密法令怨恨不已。然而，与他们一样，我最终发现，大部分机密材料都可以在不违反禁令的情况下搞到。就拿那些政要和将军来说，尤其是后者，他们或者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或者是在战后审判法奸——特别是对贝当和赖伐尔的审判——的法庭上宣誓作证时，或者是在接受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期间应付让人筋疲力尽的讯问时，全都使用了这种材料。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被国民议会授权调查“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五年间发生在法国的重大事件”。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年，它听取证词、搜集证据达五年之久。司空见惯的场面是，前内阁部长、外交官和陆海军将领在委员会中露面，从鼓鼓囊囊的公文包里拿出一扎扎他们保存的机密文件，并用这些文件为他们自己的案子作证。调查委员会发表了数百份关键性文件，其中许多是被讯问者留下的，另外一些则是设法从不情愿的政府那里搜挖来的。在该委员会所公布的九卷证据材料中，包括了第三共和国最后那几年的几乎所有头面人物所提供的证据。这些经过反复深入调查而取得的证据，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事实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我在巴黎完成我的研究工作之前，案头的材料已经堆积如山。从文件和证据的密林深处开辟一条通往明净之地的道路，是要花费些工夫的。
　　一九四一年德国外交部公布了所谓“威廉大街威廉大街是柏林市内的一条街道，位于柏林东部，靠近勃兰登堡门，德国外交部因位于该条大街而得名。——译注文件”，这些文件涉及从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一九四○年六月三日之间与法国有关的种种事件，具有相当珍贵的价值。它们是从法国外交部的一千八百箱机密文件（显然是未被烧毁的全部文件）和三十箱机密军事文件中挑选出来的，后者包括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年间担任法军总司令的甘末林将军的许多文件。一九四○年六月，德国军队在一列因空袭而受阻于卢瓦尔河畔的一个村庄附近的法国火车上发现了这批文件。这批文件已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四日被美军在德国图林根重新夺回并在两星期后运回巴黎，此后它们一直被严密地保管在那里。为了证明这批名为《法军总司令部秘密文件》的资料真实可靠，德国外交部公布的内容包括文件原件的影印件。
　　如果手头没有法军总司令部和前线指挥官的秘密命令和报告，就不可能记述法兰西战役。（我们已经有了德国人缴获的那些文件）尽管受限制性法令的约束，如今人们还是可以通过半官方的军事史学家皮埃尔·利耶上校的著述——他那部关于法兰西战役的专著以及发表在他本人担任编辑的《军史评论》上的一些文章——查阅这些文件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另外一些官员，部分来自和蔼而且博学的科塞-布里萨克将军所主管的陆军军史处，在《军史评论》和珍贵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评论》上面披露了更多的命令、公文急电和决议文本。如其继任者魏刚将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做的那样，甘末林将军在他的三卷本回忆录中提供了许多资料。法兰西战役中实际指挥作战的乔治将军的参谋长罗东将军在他发表的日记中提供的资料甚至更多。尽管这些资料远远不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作为战胜国所公布的军事文件——包括两卷命令和公文急电——那样完整，但已足以准确地描述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特别是，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上次大战结束以来，政府、国民议会、军界和外交界名流们的回忆录、会议记录以及个人日记形成了事实上的传播，我认为，这一传播的价值远远大于某些原始文件的一般性流传。尽管这些著作由于作者的需要通常全都有所保留（甘末林、魏刚、保罗·博杜安和乔治·博内等人的保留有时令人瞠目结舌），它们仍然提供了关于其人所言所行——以及某一时间的所谋划——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包括许多通常在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机密文件的原件。这些著作不仅可以与作者的每一位法国竞争对手的著作参照对比，而且可以与英、德、美等国涉及法国的机密文件和备忘录参照对比，而这些文件和备忘录目前大部分都能看到。
　　总而言之，我得出结论，尽管存在着“五十年保密法令”，但是，通过这样或者那样的途径，我们现在几乎已经掌握了与共和国的最后几年及其在一九四○年七月的土崩瓦解有关的所有必要的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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