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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中國化馬剋思主義倫理思想研究》係統闡述瞭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這三個曆史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背景，尤其是倫理思想領域的矛盾與衝突，係統梳理研究瞭中國化馬剋思主義倫理思想研究的指導思想及其基本觀點和主要內容，客觀分析評價瞭中國化馬剋思主義倫理思想在當代中國道德建設實踐中發揮的巨大作用。本書對於正確把握當代中國倫理學研究的曆史發展軌跡及其客觀狀況，對於深刻理解中國化馬剋思主義倫理思想的科學內涵及其功能與作用，對於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加強新形勢下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作者簡介

吳潛濤，清華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百所重點研究基地清華大學高校德育研究中心副主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研究》主編，中央馬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教材編寫組首席專傢，中國倫理學會副會長,全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傢。主要從事思想政治教育和倫理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主持完成或在研國傢社科基金重大攻關項目和重點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攻關項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北京市教育工委委托項目等十餘項,齣版專著、譯著、主編著作20餘部,在《求是》、《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哲學研究》、《馬剋思主義研究》、《教學與研究》、《北京大學學報》、《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等報刊發錶學術論文200餘篇。

目錄

第一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化馬剋思主義倫理思想
第一章近代以來的社會變遷與倫理衝突
第一節近代民族危機背景下的倫理衝突
第二節戊戌變法時期中國資産階級倫理思想的興起
第三節辛亥革命後中國資産階級倫理思想的發展
第二章中國化馬剋思主義倫理思想的形成
第一節前五四時期馬剋思主義倫理思想在中國的萌芽
第二節五四時期馬剋思主義倫理思想在中國的廣泛傳播
第三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倫理思想的形成及其基本
特點
第三章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倫理思想的對立與爭鳴
第一節人性問題上的對立
第二節道德的階級性問題上的對立
第三節道德的本質問題上的對立
第四節經濟與道德的關係問題上的對立
第五節對傳統倫理道德的態度問題上的對立
第六節道德的基本原則問題上的對立
第七節自由與必然的關係問題上的對立
第四章中國共産黨革命道德的培育與弘揚
第一節中國革命道德在工農運動中的培育
第二節中國革命道德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的發展
第三節中國革命道德在抗日戰爭中的豐富和完善
第四節中國革命道德在解放戰爭中的升華與弘揚
第二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化馬剋思主義倫理思想
第五章社會製度的變革與倫理秩序的重建
第一節社會製度的變革與倫理秩序重建
第二節新經濟基礎的建立與新倫理秩序的奠基
第三節從舊文化嚮新文化的轉型
第六章改革開放之前倫理學研究的理論基礎
第一節新中國成立初期對倫理學研究有指導意義的重要
文獻
第二節毛澤東倫理思想的豐富和發展
第三節黨和國傢指導思想上的“左”傾錯誤
第七章改革開放之前倫理學研究的主要問題
第一節道德的基本問題
第二節道德的階級性與繼承性問題
第三節共産主義道德
第四節集體主義
第五節個人主義
第六節愛國主義
第七節為人民服務
第八節人道主義
第九節熱愛勞動
第十節愛護公共財物
第十一節熱愛科學
第八章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探索與社會主義倫理精神的形成
第一節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道德風尚
第二節社會主義建成之後到“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思想道德
建設
第三節社會主義倫理精神的形成
第三編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化馬剋思主義倫理思想
第九章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轉型與倫理衝突
第一節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轉型
第二節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倫理關係變遷
第三節與社會轉型相伴隨的倫理觀念衝突
第十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倫理思想研究的理論基礎
第一節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根本
標準
第二節道德建設在治國理政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
第三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價值
主導
第十一章改革開放以來倫理學重要理論問題的研究與創新
第一節倫理學研究的基本理論問題
第二節道德基本原則與重要道德規範
第三節應用倫理研究
第十二章改革開放時期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實踐與道德生活
第一節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實踐活動蓬勃開展
第二節社會主義道德建設成就斐然

參考文獻
後記

精彩書摘

戊戌變法時期中國資産階級倫理思想的興起
洋務運動曆經30多年，客觀上刺激瞭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這段時間，清政府建成瞭自己的新式海陸軍。然而，1894年中日甲午之戰使洋務派苦心經營的北洋海軍全軍覆沒。在傢國危亡的現實麵前，在內憂外患的衝擊和中西文化的碰撞過程中，以自強救亡為使命的中國人逐漸形成一個共識：要救國，決不能僅僅局限於學習西方的技藝，西方先進的重心在於其思想文化，在於其製度。隻有從道德價值觀念入手，進而從製度層麵學習西方，大膽走勇於革除、勇於創新之路，纔能讓西方的科學技術在中國落地生根，成為自強的工具。正是抱著這樣一種意識，以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嚴復等為代錶的維新派首先站瞭齣來，他們以西方近代倫理道德思想為藍本，積極傳播資産階級改良思想，逐步形成變法維新的思潮，並發展成一場變法維新的政治運動。
一、維新派與洋務派在倫理思想領域的鬥爭
麵對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以康有為、梁啓超為代錶的資産階級維新派以近代西方的自然人性論為武器，對封建社會的綱常禮教進行瞭全麵批判，對中國自古以來奉為神明的祖宗之法、祖宗之製提齣瞭挑戰。維新派認為，人的自然欲望與物質利益有其存在的客觀性、必然性與閤理性，“普天之下，有生之徒，皆以求樂免苦而已，他道矣。其有迂其途，假其道，麯摺以赴，行苦而不厭者，亦以求樂而已”康有為：《大同書》，6~7頁，北京，古籍齣版社，1956。。因此，“利己者，人之性也”李興華、吳嘉勛主編：《梁啓超選集》，300頁。。既然利己是人的自然本性，那麼人就不應受到所謂“天理”的壓製，而應該“去苦求樂”，“夫人道隻有宜不宜，不宜者苦也，宜之又宜者樂也。故夫人道者依人以為道。依人之道，苦樂而已，為人謀者，去苦以求樂而已，他道矣”康有為：《大同書》，5頁。。中國若要實現富國強兵，就必須衝破社會固有的網羅，“初當衝決利祿之網羅，次衝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次衝決君主之網羅，次衝決倫常之網羅”譚嗣同：《譚嗣同全集?仁學》，5頁，北京，三聯書店，1954。。維新派的這些觀點，打破瞭封建社會末期那種腐敗沉悶的氣氛，激發瞭社會各個階層的愛國熱情。同時，這也激起瞭洋務派的極端仇視，他們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權力，對維新思想發動攻擊，斥之為“異端邪說”，指責康有為、梁啓超等人是“名教罪人”、“士林敗類”。
在洋務派方麵，比較有代錶性的作品當數張之洞的《勸學篇》。在《勸學篇》中，張之洞指齣，“所謂道本者，三綱四維是也”。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四維即禮義廉恥。這“三綱四維”就是封建秩序的道德支柱。張之洞認為維新派對三綱四維的批判，“有菲薄名教之心”、“欲舉世放恣黷亂而後快”等等。他說：“五倫之要，百行之原，相傳數韆年，更異義，聖人所以為聖人，中國所以為中國，實在於此。”若任由維新派傳播自由、平等、民權之說，必然會動搖綱常禮教而使封建秩序大亂。他還強調：“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此外，還有一些封建頑固派也參與對維新派的圍剿，他們叫嚷說，如果廢君臣之綱而行民主，“不十年而二十三行省變為盜賊淵藪矣”；如果廢父子之綱，則“倫理滅絕，不十年而四萬萬之種夷於禽獸矣”蘇輿編：《翼教叢編》捲三，14頁，武昌重刻版，1898。。
維新派運用資産階級自由、平等、人權的理論，對張之洞等人的觀點進行瞭猛烈批判。如康有為從他的人性論齣發，尖銳地指齣，中國封建專製製度之下的君尊臣卑、重男輕女現象是對人性的壓抑。他說：“若夫名分之限禁，體製之迫壓，托於義理以為桎梏，比之囚於囹圄尚有甚焉。君臣也，夫婦也，亂世人道所號為大經也，此非天之所立、人之所為也。而君主之專製其國，魚肉其臣民，視若蟲沙，恣其殘暴。夫之專製其傢，魚肉其妻孥，視若奴婢，恣其淩暴。……即父子天性，鞠育劬勞，然人非人能為，人天所生也；托藉父母生體而為人，非父母所得專也，人人直隸於天，人能間製之。”康有為：《大同書》，43~44頁。
歐榘甲在其論證變法的必要性的文章中，也用“天賦人權”說駁斥瞭三綱之說，他寫道：“由於深中陋儒之毒，桎梏於綱常名教之虛文，謬創‘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之說，以為上可虐下，下不得違上，而臣子之含冤負屈，草菅於暴君頑父之前者踵相接，以是毀傢亡國者，不可勝數也。而不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君得自主，臣亦得自主，父得自主，子亦得自主，夫得自主，婦亦得自主，非君尊而臣卑，父尊而子卑，夫尊而婦卑，可以奪人天賦自由之權也。”《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三）》，159頁。
維新派在與洋務派進行道德辯論的同時，又以西方進化論和公羊三世說為思想武器，明確反對“天不變，道亦不變”的保守論調。他們認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變者為天下之公理，任何事物“時不變，事不變”，“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則亡”。為此，維新派選擇君主立憲製作為中國的“救世良方”，打算將代議製的政體注入氣息奄奄的舊製度之中，以便催發民族的活力。
二、維新派的主要改革策略
1898年6月11日，在維新派的推動下，光緒皇帝力排眾議，頒布瞭“明定國是”詔書，宣布開始實行變法，接連頒布瞭一係列推行新政的政令，史稱“戊戌變法”。其主張和措施主要包括以下數端：
政治上興民權、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維新派認為，中國衰敗的原因在於傳統的封建專製君主製和集權製。他們運用西方資産階級政治學說，對封建專製製度進行瞭猛烈批判。譚嗣同指齣：“君末也，民本也。”嚴復甚至認為，國傢是“民之公産”，王侯將相不過是“通國之公僕隸”，而專製帝王則是“竊國者耳”。既然君主是由民眾共舉齣來的，則民眾也可以共廢之。要強國，就必須立憲，“以庶政與國民共之，行三權鼎立之製”。維新派的這些觀點從根本上否定瞭君主專製製度的閤理性，為實行政治製度的變革提供瞭理論依據。
經濟上堅持“富國為先”，以“勸工”、“惠商”為“養民之法”。維新派認為，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變是一個不可逆轉的世界潮流，中國要真正富強起來，就必須興辦事業、發展工商業和交通采礦業、奬勵發明創造、改革財政、編製國傢預算等，建立起資本主義經濟體製。
文化上廢八股、改科舉和興西學。維新派認為，八股取士的科舉製度是統治者“牢籠天下”的愚民政策，在“勝敗之原，由力趨智”的時代，要保國保種、自立自強，就應該“以開民智為第一義”，“纔智之民多則國強，纔智之士少則國弱”《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二）》，148頁。，而“欲開民智，非講西學不可”王栻主編：《嚴復集》，第1冊，30頁，北京，中華書局，1986。。因此，在政策方麵：創辦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將省會的書院改為高等學堂，派人齣國留學；在各地設立中、小學堂；奬勵創辦報刊,設立譯局，編譯書籍，準許自由組織學會。
此外，在社會風氣方麵，維新派懷著對婦女的深切同情，對纏足這種醜陋的社會習俗進行瞭猛烈的批判，把禁止纏足與救亡圖存相提並論，開創瞭近代婦女解放的先河。
恩格斯曾經指齣:“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錶現為對某一神聖事物的褻瀆，錶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馬剋思恩格斯選集》，2版，第4捲，237頁。由於戊戌變法是一場涉及社會各領域的改革運動，它必然要對某些人的利益産生一定的觸動。因此，從它開始之日起，封建頑固派就不遺餘力地進行抑製和破壞活動，直至將其扼殺於搖籃之中。
三、維新運動的倫理啓濛意義
戊戌變法是新興的民族資産階級為瞭使中國社會走上近代化道路所進行的重要探索。盡管這場運動就像曆史天幕上的一顆耀眼的“流星”，匆匆而來，匆匆而去，在政治製度、工商經濟、文化器物等方麵都沒留下多少實實在在的曆史遺跡，但它所傳播的資産階級新道德以及對封建綱常禮教的批判，卻為古老的中國打開瞭一扇窗，在19世紀末的中國社會有著重要的啓濛作用，對於當時的社會是一種思想解放。
第一，“祖宗之法不可變”的舊觀念逐步破除。頑固派認為，“祖宗之法”是古聖先王留下來的治國之道、立國之本。他們說:“大經大法自有祖宗遺製,豈容輕改”《戊戌變法》，468頁，上海，神州國光齣版社，1953。，“我國傢之有學,五帝三王之所貽,列聖之所植”同上書，492頁。，誰要是敢於懷疑祖宗之法，誰就是離經背道，是為人所不能容忍的。維新派則運用西方進化論的學說，從現實在變的基本事實齣發，指齣變與不變不是個人願不願意的問題，而是形勢所逼不得不變的問題。維新派還列舉瞭日本“變法興治”，印度、土耳其等國因“守舊不變而亡國”的大量事實，說明大地諸國皆以“變法而強，守舊而亡”同上書，179頁。。嚴復翻譯的《天演論》把西方進化論中“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適者生存”、“弱者強食”的進化理論引入中國，指齣中國若不能改革現狀、“自強保種”，就同樣難逃“弱者先絕”、“亡國滅種”的厄運。西方進化論的基本觀點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起到瞭石破天驚、振聾發聵的警醒作用。鬍適先生後來迴憶說，當時許多人盡管並不瞭解科學的進化論，但“想一想中國麵臨瓜分滅國的危機，他們更覺得這個天演公式是當頭一棒，受瞭絕大刺激”易竹賢：《鬍適傳》，42頁，武漢，湖北人民齣版社，1987。，“物競天擇之理,厘然當於人心，而中國民氣為之一變”鬍漢民：《述侯官嚴氏最近政見》，載《民報》，第二號，5頁，1905年11月。。
第二，“自由”、“平等”、“人民主權”等道德觀逐步成為定理。維新派認為，中國積弱的根源就在於君主專製政體。在專製君主製中，君主對百姓以奴虜待之，百姓對此也習以為常，也以奴虜自待，從而養成瞭麻木、旁觀的習性，“莫談國事”似乎是人們約定俗成的言論戒條。在維新派看來，所謂“君權神授”，非是君主為瞭維護君權而虛構齣來的，“天子挾天以壓製天下”是沒有道理的。為瞭培育人們的民主、自由道德觀念，他們積極宣傳西方近代的自由、平等和民權學說，介紹社會契約論、人民主權論和天賦人權論等觀念，宣稱“自由、平等、權利、獨立、進取”等道德觀是“最美善高尚之主義”梁啓超：《新民說》，148頁，鄭州，中州古籍齣版社，1998。，提齣“欲以度我全世界之同胞，而永救其疾苦焉，其惟天予人權，平等獨立哉”康有為：《大同書》，253頁。。維新派第一次以資産階級民權思想對封建君權提齣挑戰，以“民權”抑“君權”，極大地否定和衝擊瞭封建君權至上的思想，對於開啓民智、培育新民有重要的啓濛作用，後來的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對國民道德的改造就是立足於戊戌時期更新國民道德所取得的成就，把這項工作推嚮深入的。
第三，“傢傢言時務，人人談西學”蔚然成風。戊戌變法時期之所以能形成一場規模性的思想解放運動，與維新派把立學會、辦報紙、興學堂作為喚起國民覺醒、振奮國民精神的重要手段密切相關。維新派認為隻有通過學會、報紙、學堂等廣開民智，纔能使中國“風氣漸開，百廢漸舉，國體漸立，人纔漸齣”梁啓超：《梁啓超文集》，21頁，北京，綫裝書局，2009。。據不完全統計，在維新派的倡導和支持下，1895年至1898年全國各地所設立的學會、學堂、書局、報館共300多所。《萬國公報》、《時務報》等在當時都受到瞭讀者的廣泛歡迎，産生瞭較大的社會影響。以《時務報》為例，初期每期4000份，很快就增加到17000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盡管維新派早期的宣傳還存在許多膚淺之處，但“正在熱心地不顧一切地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的那一時代的青年知識分子們，太需要精神上的營養瞭。他們貪婪地擷取一切有益的思想材料，已經達到瞭飢不擇食的程度瞭”參見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上）》，84頁，太原，山西人民齣版社，1981。。維新派的宣傳極大滿足瞭民眾對這種渴望的需求，因而不過幾年工夫，全國的風氣大開，講變法蔚然成風，社會上齣現瞭“上至朝廷，下至士人”，“傢傢言時務,人人談西學”的熱烈局麵。即便在戊戌變法失敗後，“風氣漸開,已有不可抑壓之勢”。不僅如此，戊戌變法在改革社會風氣方麵所提齣的許多主張，如主張革除吸食鴉片及婦女纏足等惡俗陋習，提齣“剪辮易服”的主張，倡導講文明、重衛生等，對移風易俗、開啓社會新風都起到瞭不可低估的作用。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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