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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我国正处在重要发展期，维护国家安全和创建有利的安全环境至关重要，确保和延伸我国发展的机遇期是现实的战略目标。在新的形势下，需要新的安全观念和战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集刊（第8卷）：新安全观与新安全体系构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组织有关新安全观与新安全机制构建的课题成果。它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从安全观念、安全机制和中国外交的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分析和讨论，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学界在国家安全领域的研究水平。

作者简介

　　张蕴岭，男，1945年5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专长于国际经济和国际关系问题。担任的主要职务还有：中国亚太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位委员会委员，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国际学部主任委员，其他兼任职务还有，中国东盟博览会高级顾问，中韩友好协会副会长，亚太经济合作委员会（PECC）中国委员会副会长，德意志银行亚太地区顾问等。
　　
　　袁正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世界经济与政治》副主编。

目录

序 言
上篇 国家安全理念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评估中国外部安全环境
论国际安全关系
在国际体系变迁中实现国家安全
可持续安全真谛与战略构想
基于共享安全的非传统安全合作
发展型安全：中国的一项大战略

下篇 安全机制与中国外交
安全预期、经济收益与东亚安全秩序
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进展与出路
未来中国东亚安全政策的“四轮”架构设想
新安全观与中国—东盟安全合作
安全与发展：全球网络空间新秩序与金砖国家合作
“新丝路”建设中的安全合作：挑战与应对
中国外交的全球战略环境——基于力量结构、国际机制和观念互动三个维度的考察
中国周边安全六大挑战与大周边外交战略
论中等强国对中国周边外交及总体安全观的意义

前言/序言

　　我国正处在重要发展期，维护国家安全和创建有利的安全环境至关重要，确保和延伸我国发展的机遇期是现实的战略目标。在新的形势下，需要新的安全观念和战略。
　　习近平主席提出，国家安全必须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应该说，总体安全观的提出，是我国关于国家安全认识和构建的一个重大转变，也是对我国提出的新安全观思想的一个新的发展，其最重要的含义是把安全的各个要素统合起来，把内部和外部的安全统合起来。
　　就国内安全而言，政治安全是保证，而保障政治安全，核心是保障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抵御内外敌对势力的侵袭与渗透。社会安全是基石，而保障社会安全，重要的是实现包容性发展，缩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构建广覆盖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公民对国家和社会事务参与及负责的民主与诚信体系，制止宗教极端势力、邪教、民族分裂势力及恐怖活动。经济安全是关键，保障经济安全，重要的是保障经济发展的安全，保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程的顺利实施，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保持经济稳定与较快增长的势头。鉴于我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紧密，相互依赖，特别是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影响力越来越大，一方面要提升制约内部、局部问题扩散和防止外部危机冲击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要提升自身对外部经济运行、市场走向和资源、能源供给条件的导向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的改革，维护一个开放、公平的国际市场环境，保障国家发展所需的资源、能源供给的安全。
　　当然，还有信息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等。就信息安全而言，它对国家安全具有特殊的保障内涵，应建立维护信息畅通、保障信息安全的技术和监管体系，具备快速、有效应对重大信息事故的能力。掌握核心和尖端技术，研制出本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和尖端信息技术，建立可以自主掌控的、安全和有效的现代信息体系。作为一个上升的大国，我国需要拓展发展的利益与战略空间，为此，要提升应对和反制霸权国家对我国的战略包围、遏制并制止其对我国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侵犯和侵蚀的能力，提升保证我国经济交往、资源和能源供给的海上、陆地和空中战略通道畅通的能力，提升高效、迅速应对内地和边境地区突发事件，特别是暴力恐怖事件的能力，确保我国发展机遇期的内外综合安全环境不受到大的干扰和破坏。
　　尽管我国已经是一个综合实力很强的大国，遭受外敌入侵的危险基本消除，但是外部安全环境的保证仍然面临许多挑战。这既需要我国审慎应对和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也需要有作为地创建新的协商与合作机制。特别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势下，各种影响我国发展与安全的因素内外交织，渗透性、突发性和联动性特点突出。我国的对外交往遍及世界，经济联系、人员交流、文化交流广泛而深入。因此，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局部和大的危机冲击，地区局势，特别是重要国家政局动荡及政局变化引起的对华关系调整，恐怖袭击，大型突发事件等，都对我国的发展、对外关系、国际贸易和投资、海外资产、原料能源供应，以及我国公民人身安全产生重要的影响，甚至是严重的威胁。
　　如今，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格局正处在大的转变之中，一则，大变化与重组为我国的发展与提升带来许多新的机遇；二则，大变化与重组产生的新矛盾带来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对我国造成许多威胁和挑战。
　　从经济安全环境来看，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调整期，调整期的主要特点是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增大。有利的方面是，世界市场开放与合作发展的大趋势没有发生逆转，新兴经济体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增添新的活力，创新技术推动发展的力量得到加强。但是，不利的方面也非常突出，其中，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放慢，新兴经济体进入发展的调整期，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力图通过贸易再平衡战略，领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制定新的规则，以保住其既有利益，削弱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竞争优势。尽管新兴经济体的群体发展是一个大趋势，是我国开拓市场的新疆域，但是，由于多数国家缺乏可持续的内生资本和技术创造力，陷入高增长后的结构失衡，使得市场发展不稳定，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增强。出于对我国竞争力的担心，我国的商品和投资在新兴市场上可能会受到许多限制。
　　随着金融国际化趋势进一步加强，我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程度会进一步加深，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会加速。国际金融市场网络化，新兴金融工具和产品不断涌现，使得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定性和风险增加，一旦发生危机，其冲击力巨大，影响迅速扩散，不仅殃及金融体系运行和自身安全，而且扩及广大领域。2008年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冲击全球，酿成严重的全球性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使我国遭受严重的影响。尽管未来一个时期发生这样大危机的概率不大，但那场危机的后续影响，以新的形式发生的局部危机和金融市场发生动荡的风险不能排除。因此，我国的金融市场安全，参与国际金融市场运作的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
　　我国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需要一个开放、稳定和可预测的国际经济环境，需要利用开放的世界市场拓展发展空间，增加对外贸易和扩大对外投资，广开资源和能源供给渠道。发达国家力推新的规则，搞市场新保护主义，针对我国的意图明显，加之我国重要的资源、能源供给来源地易于发生动荡等，这些都为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发展带来新的威胁与挑战。
　　从安全关系的角度看，二战后形成的国际关系格局和安全架构正在经历重大调整。与以往不同，在这一轮调整中，作为综合实力快速提升、由大国向强国行进的我国，处于大调整的漩涡中心。我国作为上升大国与守成的美国之间的关系是国际关系矛盾和安全冲突领域的焦点。美国对中国没有战略信任，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挑战者。为了维护其霸权地位，在全球和地区保持主导性影响力和重大利益，美国竭力对我国进行战略压制，利用诸多手段对我国实力的提升进行限制，甚至不惜采取一些对抗性的手段对我国进行遏制。因此，今后一个时期，美国针对我国的战略布局还会加强，会利用各种手段和机会挑动事端，置我于被动，陷我于乱局。在诸多涉及我国的矛盾冲突中，都可以看到美国积极活动的影子。如何应对来自美国的战略威胁与挑战，这是我国应对外部安全挑战的一个重点。
　　来自周边地区的威胁和挑战最直接，也最为敏感和难以把握。从历史上看，周边地区的安全威胁主要是对我国领土的直接进犯，外部动荡和战乱殃及我国。如今不同了，没有任何一个周边国家有能力单独或者联合对我国入侵，主要的安全威胁来自领土争端，其中主要是海上争端（岛屿主权与海域划界）引起的冲突，或者陷入久拖无解的消耗争斗，对我所采取的敌视、敌对和联合制衡的措施，以及分裂势力、极端势力、恐怖团伙采取的暴力行动等。
　　从全球角度看，鉴于我国融入全球化发展进程，拥有巨大的全球利益，因而复杂的全球问题，包括国际体系调整改革，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生态失衡，打击极端势力、恐怖势力，防止核扩散与维护核安全等，都与我国的发展和安全息息相关。国际经济体系需要改革，其中，重要的是改变不合理的权力结构，体现世界发展的力量结构变化，能更好地反映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和利益。美国等发达国家抵制和拖延改革损害我国的利益，不利于全球治理的发展。今后一个时期，围绕推动国际体系调整改革与抵制调整改革，主导规则制定与参与规则制定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个主线条，与我国关系极大。在诸多涉及全球问题的参与和治理上，我国也面临着参与、推进调整改革与维护自身发展与安全利益的矛盾与选择，这对我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参与能力建设，自身体制建设，以及我国对国际重要问题发挥重要的影响力，争取有利的国际发展环境，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等，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
　　我国最早提出新安全观，倡导构建基于协商与合作的新安全关系和秩序，并且作出积极的努力，推动新安全关系和新安全机制的构建。在新的形势下，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构建基于总体安全关系与秩序的战略会成为一个新的取向。
　　经济安全战略保障的重点应该是有利于扩大我国经济全球参与的空间，有助于提升我国核心技术竞争力，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市场的参与，加快建设资源、能源主供给国与区域在开发和输送方面的安全保障体系，以及加快构建基于深度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本国金融运作与保障体系。我国需要一个开放的国际市场环境，因此，要维护全球贸易体系的基本框架，推动在此框架下的多边开放，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同时，我国也要构建新的合作发展机制，提出并且推动新机制的发展，以“增量发展”来推动原有机制的调整改革和让新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近年来，我国推动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合组织银行的成立，在地区和世界范围大力推动互联互通建设，提出以合作发展为宗旨的“一带一路”大战略等，这些都是思维、方式和机制上的创新。
　　就安全关系而言，作为一个上升的大国，面对的挑战是多方面的。应对美国的战略威胁，还是要坚持合与斗的两手，即一方面与美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创造合作空间，增加共利基础；另一方面对其侵犯我国核心利益、重要利益的战略布局和行动进行反制，提升自身的综合应对能力，与其进行战略周旋。中美存在战略冲突，但不是一种全面对抗性的关系，两国之间的经济、安全关系和利益交织很深，相互依赖性很强，尽管存在着发生冲突的潜在危险性，但也存在着缓和冲突、化解矛盾的利益基础与沟通机制。其实，在战略上，避免与中国发生全面对抗也是美国的战略底线。中美关系的双重结构决定了双方的关系具有竞争、冲突与协商、合作并存的特征，双方都有利益要争，也都有力求减少直接冲突、寻求合作的动机。从整体安全环境来分析，稳住中美关系这个大局，使之不发生大对抗，我国在处理与其他大国关系和其他局部热点及矛盾问题上，就可以争取到更多的主动权和掌控力。
　　中美关系并不是大国关系的全部，不能替代其他的关系，我国还要在发展与其他大国关系上加大投入。抓住新的机遇，进一步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机制，既可以加强中俄双边关系，又可以平衡美国对我国的战略压力。中俄深化全面战略合作而不结盟，是合作共利，而不是合谋共斗。与俄罗斯深化战略协作关系，要着眼于长远利益，使俄成为我国外部安全的长久稳定器，要抓住重点领域做实、做深。中欧不存在战略冲突，我国与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分歧趋向于缩小，有着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潜力。中欧存在两层关系，即与欧洲各国的关系和与欧盟整体的关系。国家间关系是基础，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既要抓住重点国家，如德国、法国、英国，也要重视那些具有发展潜力和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国家。欧盟关系是平台，要通过加强与欧盟整体的关系，发挥其综合、协调与超国家的能力，拓展战略性合作的领域。让欧洲成为我国外部安全的一个平衡因素。
　　稳住周边，发展周边，营造周边，使之成为我国走向强国之路的战略依托带，这是外部安全关系和安全环境构建的重点，要从战略依托和命运共同体的定位出发，发展和深化周边关系，处理好周边热点问题、麻烦问题。对来自周边的安全威胁和挑战要分类，分别采取不同的对应和解决措施。领土争端危及国家主权与安全，最易引发战争。我国的陆地疆界只剩下与印度有争端，短期内很难彻底解决，小型摩擦也许在所难免，所需要的是掌控局势，防止事态扩大。维护边界地区安全，应以稳定局势为基础，在谈判上可以采取更有进取性的策略，争取取得一定进展，要以发展经济关系为主轴，推动中印关系的全面发展，加强两国在地区事务、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尽力化解两个新兴大国的战略竞争与猜疑。同时，加强与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把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尼泊尔作为新的战略支点，推动中国—南盟经济与安全合作框架的建立。
　　东海、南海成为冲突热点，有发生局部冲突的风险。钓鱼岛涉及国家主权。中日冲突的焦点实际上不是钓鱼岛，而是中日力量的对比和东亚安全结构的历史性大转换，这是一个较长过程。战略上要稳，不被日本右翼的气势汹汹搅局。
　　至于南海问题成为热点，也与我国军力增强，展示实力和拓展利益有关。越南和菲律宾是以攻为守，把局部问题炒热、炒大，拉美国及其他外部力量助威，对我国进行战略牵制。美国、日本则抓住机会搅局，增加实际利益。南海岛屿的争端主要集中在南沙地区，在操作上，应以稳定占控现状为主，有选择地加强对控管岛礁的建设。维护海上航行自由符合我国利益，我国应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倡导保障南海商业航行自由，反对单方根据大陆架原则划定专属经济区。同时，要充分利用东盟这个整体框架，稳住和继续深化与东盟的整体合作，进一步做非争端国家的工作，加强与它们的合作。
　　朝鲜半岛局势具有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是多种力量和利益的交汇点。阻止在我家门口生事，反对在我近临地区挑乱，避免被卷入战争，这是朝鲜半岛安全战略保障的一个底线考量，因此，应该在继续维护中朝关系稳定框架的同时，向朝鲜施加足够的压力，阻其进行新的核试验，劝阻其做危险的挑衅行动。韩国与我国的关系得到深入发展，愿意考虑我国的安全合作建议，因此，应进一步深化与韩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韩国在安全上倚重美国，出于对朝鲜半岛大局利益的考虑，亦有与我国发展安全合作的考虑，我国应采取更有进取性的政策，与其构建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安全磋商与合作机制。在朝鲜半岛事务上，也可以开展与美国的战略沟通与协调，维护局势稳定，在朝鲜半岛形成战略平衡与制衡态势，增加我国在半岛局势发展上的主动性。
　　长期以来，周边地区是我国安全的最大隐患，一再发生战争。周边发生战争，不管是我国参与的，还是不参与的，都对我国造成巨大的损害，是对我国安全的直接威胁。在我国由大到强的历史转变进程中，确保不在我国周边地区发生战争，是我国安全设计与布局的一个底线，这既包括不发生针对我国的战争和在我国家门口发生战争，也包括我国不用战争的手段解决争端。
　　为要把周边地区作为一个重点利益区和战略依托区来营造，要进一步参与和推动周边次区域合作机制的建设，推进以共利为基础的命运共同体建设，通过主动和有作为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安全关系、社会关系、文化关系的多向构建，实现我国与周边地区的共同发展和共享和平，以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责任，构建命运共同体。
　　亚洲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我国要在亚洲有更多的作为，使亚洲成为我国构建新安全秩序和机制的实验区。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经验表明，只要找到共同的利益关注点，构建新的区域安全合作机制是可行的。我国借亚信这个平台，提出新亚洲安全观和推动亚洲新安全机制建设的倡议，得到亚洲大多数国家的支持。这是跳出美国主导的传统安全框架羁绊，提升我国的影响力和导向力，改善我国外部安全环境的重要举措。我国要在这个领域进行更大的投入，推动亚信平台机制化的建设，包括建立亚信峰会、安全部长会议的定期会晤机制，建立亚洲反恐信息中心、亚洲安全培训中心，设立亚洲安全交流项目等。新亚洲安全合作机制的内涵是寻求合作而不是对抗，是开放性的而不是封闭性。
　　我国借助参与现行国际体系和秩序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升。现行国际体系和秩序有可资利用的一面，也有需要改革的一面。继续参与和维护现行国际体系和秩序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在发展中提升自身的地位和影响力，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与此同时，我国也必须积极推动现行国际体系和秩序的改革，深度参与全球治理，谋划和构建新型的国际和区域发展与安全合作机制，在“增量”上多下功夫，争取使国际体系和秩序的发展结构更为均衡，使发展和安全更利于我国实现国家近期和长远的目标。
　　总之，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综合安全形势面临许多挑战，但也会有不少作为。现实的发展把我国置于世界转变漩涡的中心。一则，为了应对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外部许多运作都有针对中国的因素；二则，我国作为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是催生或影响变化的一个重要变量。因此，我国面临挑战，但也并不完全处在被动应对危机和挑战的地位，也拥有相当的主动性和较强的导向力。这后一个方面是设计和布局我国应对外部威胁与挑战战略的一个重要着眼点。为此，要积极推动新安全制机制的构建，确保和延长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新的安全环境，发展适应新时期区域和国际新发展的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的新机制。
　　国际研究学部组织有关新安全观与新安全体系构建的课题研究，以汇集院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就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分析和讨论，在此基础上编辑年度集刊。本项工作得到《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特别是编辑部主任袁正清研究员的大力支持，得到各位作者的积极支持，他们对已发表的论文进行了深度修改，在此深表感谢。还要指出的是，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的杨丹志博士也参与了此项工作，作出应有的贡献。
　　像以往一样，我希望国际研究学部的这项工作能够对推动有关我国安全思想、理论与战略的研究起到积极的作用。
　　张蕴岭
　　2015年1月20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集刊（第8卷）：新安全观与新安全体系构建 [New Security Concepts and Construction of Security System]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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