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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版）》是学术界首部全面系统梳理和研究敦煌占卜文书和唐五代占卜现象的专著。书中回顾了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概况；从数万件敦煌文书中将所能找到的全部占卜文书选出并予以分类、拼合、逐件解说，且与传世典籍的著录进行比较；同时研究唐五代社会中的占卜现象及其演变规律，探讨敦煌占卜文书与这种占卜现象和演变规律的关系。《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版）》的出版为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划出了一个新阶段，是从“社会历史”角度研究敦煌占卜文书和唐五代占卜现象的有益尝试。
　　增订版纠正了初版的文字讹误，新增占卜文书45件，并将初版书出版后作者黄正建的研究论文结集，使全书资料更完整、论述更准确、研究更充实，更有利于读者对敦煌占卜文书的全面把握和有效利用。

作者简介

　　黄正建，1954年生，江蘇興化人，1981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系，同年就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隋唐宋遗金元史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國唐史學會副會長，巾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常務理事。主要研究方向為唐史與敦煌學。出版有專著《唐代衣食住行研究》、《敦煌占卜文書舆唐五代占卜研究》。主编《中晚唐社會與政治研究》，主持《天一閣藏明抄本天聖令校證》。發表《唐代后期的屯田》、《唐代吏部科目選》、《平闕與唐代社會政治》、《韓愈日常生活研究》、《試論唐代前期皇帝消費的某些側面》、《關於武則天身世的一點推測》、《唐代的戒指》、《唐代“士大夫”的特色及共變化》等論文數十篇。其中《天一閣藏明抄本天聖令校證》榮獲首届（2007年）中國出版政府獎。

目录

本书所涉敦煌文书著录凡例
第一章 敦煌占卜文书的存世与研究概况
一 敦煌占卜文书的存世概况
二 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概况

第二章 敦煌占卜文书的类型及其与传世典籍的比较（上）
一 卜法（一）：易占与五兆
二 卜法（二）：其他卜法
三 式法
四 占候

第三章 敦煌占卜文书的类型及其与传世典籍的比较（中）
五 相书
六 梦书
七 宅经
八 葬书
九 时曰宜忌

第四章 敦煌占卜文书的类型及其与传世典籍的比较（下）
十 禄命
十一 事项占
十二 杂占
十三 其他

第五章 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
一 唐五代占卜概况
二 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

附录一
第一部分 敦煌占卜文书分类编号表
第二部分 占卜与唐代政治
第三部分 日本保存的唐代占卜典籍

附录二
第一部分 敦煌占卜文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第二部分 敦煌占婚嫁文书与唐五代的占婚嫁
第三部分 试论唐人的丧葬择日——以敦煌文书为中心
第四部分 唐代的“坐龙”与“伏龙”
第五部分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本《逆刺占》
札记（附《逆刺占一卷》录文）
后记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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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专业的书籍，作为参考书使用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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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地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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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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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很好，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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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书里有大量关于唐代占卜的内容，此书做一梳理，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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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类的，觉得还可以，没看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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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献中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是“官私文书”。“官文书”有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籍帐等；有与户部、刑部、兵部相关的文书片断；《河西节度使判集》有助于对安史之乱后河西政治经济状况的研究；《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及归义军节度使相关的文书，使晚唐、五代沙州的历史面貌重新明朗（见沙州归义军）；军制、市制、屯田、长行马等有关文书，使各种制度得以稽考；籍帐方面，包括计帐、户籍、差科簿等已发表的多达二十余件，对《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的研究，使西魏均田制的许多问题得以探明；唐天宝年间《■煌郡■煌县差科簿》为唐前期杂徭、色役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珍贵材料。“私文书”有契券、社司转帖、帐历、书牍、分家产文书、遗书等，其中租佃契、典地契、借贷契、买卖契、雇佣契等对于研究唐五代及宋初的劳动者身份地位以及租佃关系、高利贷经营等方面的问题，都是第一手资料。寺院文书是官私文书的一个分支，约有五百件以上。如僧官告身、度牒、戒牒、僧尼籍、转经历、追福疏、诸色入破历、器物名籍以及各种契约等，都是研究敦煌教团政治经济结构的好材料。敦煌文书中，还有藏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粟特文、梵文等多种文字的写本。藏文《吐蕃历史文书》、古突厥文《摩尼教忏悔文》、于阗文《于阗沙州纪行》等，均负有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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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地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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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王国维率先提出二重证据法的说法，从此，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量印证， 以考古代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本书作者许建平先生长期从事敦煌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在整理《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敦煌子部文献合集》等大项目的过程中，秉承王氏以来二重证据相结合的优良学术传统，结合传世典籍与敦煌写本、碑志等出土文献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论文，来考证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论证传世典籍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可能形成的错误。本书汇编了许建平先生从事敦煌写本文献、出土文献研究以来，结合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研究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学术价值的23篇论文，内容分为三类：一是关于敦煌写本的，二是关于出土碑志的，三是在论证过程中使用到敦煌写本与碑志材料的，并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论文次序。这23篇论文，都曾在《文史》、《文献》、《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汉。语史学报》、《古汉语研究》、《中古近代汉语研究》、《唐研究》中发表，在出土文献尤其是手写纸本文献研究中具有重大参考价值。1925年，王国维率先提出二重证据法的说法，从此，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量印证， 以考古代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本书作者许建平先生长期从事敦煌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在整理《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敦煌子部文献合集》等大项目的过程中，秉承王氏以来二重证据相结合的优良学术传统，结合传世典籍与敦煌写本、碑志等出土文献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论文，来考证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论证传世典籍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可能形成的错误。本书汇编了许建平先生从事敦煌写本文献、出土文献研究以来，结合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研究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学术价值的23篇论文，内容分为三类：一是关于敦煌写本的，二是关于出土碑志的，三是在论证过程中使用到敦煌写本与碑志材料的，并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论文次序。这23篇论文，都曾在《文史》、《文献》、《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汉语史学报》、《古汉语研究》、《中古近代汉语研究》、《唐研究》中发表，在出土文献尤其是手写纸本文献研究中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1925年，王国维率先提出二重证据法的说法，从此，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量印证， 以考古代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本书作者许建平先生长期从事敦煌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在整理《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敦煌子部文献合集》等大项目的过程中，秉承王氏以来二重证据相结合的优良学术传统，结合传世典籍与敦煌写本、碑志等出土文献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论文，来考证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论证传世典籍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可能形成的错误。本书汇编了许建平先生从事敦煌写本文献、出土文献研究以来，结合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研究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学术价值的23篇论文，内容分为三类：一是关于敦煌写本的，二是关于出土碑志的，三是在论证过程中使用到敦煌写本与碑志材料的，并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论文次序。这23篇论文，都曾在《文史》、《文献》、《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汉语史学报》、《古汉语研究》、《中古近代汉语研究》、《唐研究》中发表，在出土文献尤其是手写纸本文献研究中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1925年，王国维率先提出二重证据法的说法，从此，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量印证， 以考古代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本书作者许建平先生长期从事敦煌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在整理《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敦煌子部文献合集》等大项目的过程中，秉承王氏以来二重证据相结合的优良学术传统，结合传世典籍与敦煌写本、碑志等出土文献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论文，来考证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论证传世典籍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可能形成的错误。本书汇编了许建平先生从事敦煌写本文献、出土文献研究以来，结合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研究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学术价值的23篇论文，内容分为三类：一是关于敦煌写本的，二是关于出土碑志的，三是在论证过程中使用到敦煌写本与碑志材料的，并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论文次序。这23篇论文，都曾在《文史》、《文献》。、《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汉语史学报》、《古汉语研究》、《中古近代汉语研究》、《唐研究》中发表，在出土文献尤其是手写纸本文献研究中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1925年，王国维率先提出二重证据法的说法，从此，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量印证， 以考古代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本书作者许建平先生长期从事敦煌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在整理《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敦煌子部文献合集》等大项目的过程中，秉承王氏以来二重证据相结合的优良学术传统，结合传世典籍与敦煌写本、碑志等出土文献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论文，来考证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论证传世典籍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可能形成的错误。本书汇编了许建平先生从事敦煌写本文献、出土文献研究以来，结合传世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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