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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翁同龢（1830—1904），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1856）殿试一甲，状元及第，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并先后担任同治、光绪两朝帝师三十余载，深受帝后两宫宠幸，在朝中威望甚高。由萧公权所著的《翁同龢与戊戌维新（精）》论述了翁同龢与戊戌维新运动的关系，对翁翁同龢与有关人物的关系，特别是与康有为、李鸿章等重要人物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对戊戌维新的历史地位、历史意义等进行了解读。

作者简介

　　萧公权（1897—1981），20世纪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曾执教于中美各大学。1926年在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后回国，先后在南开大学、东北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任教。1949年底赴美出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直至退休，讲授“中国政治思想”、“中国社会制度”以及“中国政治思想与制度”等课程。
　　萧公权毕生从事政治学、历史学和哲学研究，其学以政治思想为主，兼及文、史、哲、艺术、诗词等方面，学贯中西，卓然有成，其学术思想之博厚与精深，行文之细密与笃实，对史料的钩沉及其鞭辟入里的分析，在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上是罕见的，因而被誉为“融合中西两大学统菁华之学人”。

目录

导言
第一章 翁同龢的学术与心术
第二章 翁同龢与时人的渊源及关系
第三章 翁同龢与两宫的关系

第四章 翁同龢与康有为
一、变法观的异同
二、翁同铄对康有为的态度

第五章 翁同龢的罢黜及其意义
一、罢黜的原因
二、对翁同铄的评价
三、翁同铄对罢黜的反应
四、温和改革的继续

精彩书摘

　　更明显的例子是，一八九七年与德国公使谈判山东事件时，当他获悉德舰已进入胶州湾，立刻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达两道电文，命令山东巡抚不得先行挑衅，并训令驻柏林的中国公使与德国政府交涉。次日，再度电令山东巡抚不得“轻言决战，贻误大局”③。翁氏是执行此次妥协政策的主要（虽非唯一）人物，可由下列事实推断出来：当时清廷授权翁氏与德国驻北京公使谈判，那一天李鸿章也在总理衙门，却对此事毫无所知。翁氏谈到他在张荫桓的协助下，与德国公使所达成的协议时说：“此等语何忍出口，特欲弭巨祸，低颜俯就耳！”④
　　这儿，自然会发生一项问题：在一八八○年对俄交涉，一八九七年对德交涉之时，翁氏何以会改变他的排外态度呢？
　　一个简单的解释是：当翁氏与外人的接触越密切，知道了更多外国事务后，在外交上，便能采取较“现实”的观点。而且，当他自己负起参知大计的重任时，他才知道与列强交涉时太过急躁是不智的。不过，这种解释虽有几分道理，却不够完整。它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何以一八八○年以后十数年间，翁氏会成为“主战派”，并促成了中日冲突的加速爆发；也不能说明一八九七年翁氏为何处心积虑地要排除李鸿章。李鸿章是当时处理国际交涉最有经验的人，是个以妥协手段来解决问题的老手，而在当时的局势下，也可能是最有帮助的人。翁氏承认，他所致力达成的初步交涉结果后来遭到李鸿章的极力破坏。就此话看来，李鸿章是不知此事的，且因被排除在外而深感不满。①
　　我们自然会从当时充斥于北京官场，而为翁氏所介入的党派斗争及私人恩怨中，找寻进一步的解释。一八八○年他对俄国采取妥协政策或许是为取悦恭亲王；同时，也是为击败他的政敌徐桐。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来支持这个论断，但是一般的情势（详见下文）却有助于这个说法。一八九七年翁氏的行为可确切地追溯到他与李鸿章的失和。②中日甲午战争使李鸿章成为众矢之的，饱受士大夫的讥评，若非慈禧太后力加保护，他的官运可能就此断送。假若翁氏真有雄心取代李鸿章成为北京最有影响力的官僚，一八九五年后的几年似乎是翁氏实现此一雄心的最佳机会。要排挤李鸿章，最佳途径便是使他在应付外交事务方面不再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因此，翁氏亟欲利用山东事件（一八九七年）来打击李鸿章在外交方面的声望。不幸的是，虽有比翁氏更了解外交事务的张荫桓从旁协助，翁同龢还是弄得焦头烂额，不可收拾，到最后，翁氏一手造成的外交残局仍是由李鸿章出面了结，更使翁氏遗憾不已。
　　因此，虽然翁氏基本上是排外的，但他在外交上并未维持一贯的态度，而视情况改变立场。他依据私人的利害来下判断，并未一贯地根据清廷的利益来作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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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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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公权毕生从事政治学、历史学和哲学研究，为人文学科尤其是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是20世纪中国政治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是中国1948年第一批院士中仅有的两位政治学家之一(另一位是后来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钱端升先生)，也是成都燕山大学“四大名旦”之一(其他三位为陈寅恪、吴宓、李方桂)。他的著作以现代西方政治理论、中西方政治思想、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广泛涉及政治多元论与政治一元论的关系、立宪主义与民主主义诸问题、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系、现代化问题、中西文化论争，以及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乌托邦思想等。其学术思想之博厚与精深，行文之细密与笃实，对史料的钩沉及其鞭辟入里的分析，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是罕见的。他的研究为中国政治学缔造了一个非常规范而又冷静的传统，由此开启了中西政治学研究的新模式，为中国政治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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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公权逝世后，有学者对他的评价是：“不断会有专家学者，但不可能再出现像萧公权那样兼通中西的通儒，就像在中华大地上，也不会再有像陈寅恪与钱钟书那样博学的通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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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同龢（1830—1904），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1856）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并先后担任同治、光绪两朝帝师三十余载，深受帝后两宫宠幸，在朝中威望甚高。由萧公权所著的《翁同龢与戊戌维新（精）》论述了翁同龢与戊戌维新运动的关系，对翁翁同龢与有关人物的关系，特别是与康有为、李鸿章等重要人物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对戊戌维新的历史地位、历史意义等进行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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