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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精神梦乡：北大与学者篇》可以视作钱理群个人的大学观与学者观的思想发声。在钱理群的50年代和80年代的两度求学经历中，北大是极其重要的地方，在他心目中可谓“精神圣地”与“心灵净土”，并由此形成了他的大学观与学者观。在钱理群看来，大学应该有两个功能，一是思想文化、学术精神传统的传递和坚守，二是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创造。因此，理想的大学应该成为民族文化的堡垒，精神的圣地，新文化的发源地，理想主义者的聚集地，坚持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大学精神。真正的学者追求的是精神的存在意义，对于自我，学术与民族、人类都有自觉的承担，并且是心灵纯净，充满生活情趣的，是为“赤子之心，星斗其文”。

作者简介

　　钱理群，著名人文学者，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1939年1月30日生于四川重庆，祖籍浙江杭州。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主要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得到海内外的重视与尊重。

目录

前言
辑一 精神圣地
北大百年：光荣和耻辱
——《走近北大》序
漫谈北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教育史上的一件往事
校园风景中的永恒
“永远的北大人”的历史聚会
——《我们的父辈与北京大学》序
周氏兄弟与北大精神
——1996年10月25日对北大新生的演讲
1957年校园民主运动：不容抹杀的思想遗产
——重读《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
80年代校园竞选运动：不能遗忘的历史
——重读《开拓——北大学运文献》
1997年北京大学的历史纪事
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
另一种民间纪念
——《我们心目中的蔡元培》序
我的告别词
——在北大最后一次讲课
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
——关于北大改革的一次发言
寻找失去了的大学精神
——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民间纪念会上的讲话

辑二 心灵净土
承担，独立，自由，创造
——谈谈民国那些人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
——以鲁迅与胡适为中心
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
——我心目中的林庚先生
永不停息的探索者、创造者
——追怀吴组缃先生
“挣扎”的意义
——读《王瑶文集》
从麻木中挤出的回忆
——王瑶师逝世一周年祭
和当代大学生谈王瑶先生以及我们那个时代所受的教育
高举“鲁迅‘五四’”旗帜的学者
——李何林先生的学术贡献
一个“人”的标尺
——从小说创作看贾植芳先生
有承担的一代学人，有承担的学术
——纪念田仲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读钱谷融先生
樊骏参与建构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

精彩书摘

　　《精神梦乡：北大与学者篇》：
　　1957年是什么时候？正是我们所引述的邓小平的文章中所说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这些年轻人提出了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反对特权等问题，要求民主与法制，应该说是及时的，表现了可贵的敏感与先见；但也正如前引的他们自己在大字报中所说，尽管“制度上的弊端”已经引发出了各种矛盾，但“现在还不甚尖锐”，还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因而更不容易为大多数人所察觉与认识，于是，尽管警告已经发出，国人依然处于盲目与盲从的不觉悟状态。这样，这些忧国忧民的“广场”上的年轻人陷入鲁迅笔下的夏瑜那样的命运，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必要为自己思想的“超前”而付出血的代价。
　　但对先觉者的远见卓识的拒绝，更不用说运用权力对之进行反击与镇压，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邓小平在他的文章中所一再谈到的，由于不承认集权、特权等问题的存在，拒绝扩大民主与实行法制，进而将现行制度中的弊端推到极端，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在这个意义上，有些研究者认为，1957年的反右派打开了“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见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这是符合实际有道理的。历史确实捉弄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性，相当多的右派的批判者落入了被批判者同样的命运，人们用他们当年批判右派同样的，或更为极端的语言与逻辑批判他们，在自身陷入了同样的绝境以后，才逼出了最后的觉悟。——自然，也有始终不觉悟的，在恢复了原有的地位以后，又重新使用起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原有的思想、逻辑与语言。但毕竟还是出现了这样的历史现象：先驱者的思想终于在某种程度上被他的批判者所接受，并且在批判者手中得到某一程度的实现。当然，批判者是在自己的利益驱动下去实现的，这已与先驱者无关，而且先驱者的历史污名也未必因此而得到洗刷，更不用说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的恢复与确认，不继续整他们就已经够人道的了。在大多数人的眼里，甚至在后代人的心目中，他们依然是“有罪（至少是曾经有罪）之人”。——这样的结局，无论对先驱者自身，还是当年的批判者、后来的遗嘱执行人，都是无情而无奈的。
　　面对这种无情与无奈，我们所能做的，仅是指明这样一个事实与这样一种历史联系：1957年“广场”上的思考与呐喊，正是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举世瞩目的中国的改革的思想基石，正是这样一些中国民间的年轻的先驱者以非法的形式，用自己的生命与鲜血奠定的。而在他们之后，也还有新的牺牲。——但愿在这世纪末的狂欢、表演中，至少还有人能够保留一点清醒的历史记忆。
　　关于这些1957年的北大学子，似乎要说的话还很多。人们，甚至是历史学者，在谈论与研究1957年的风波时，往往注目于那些右派头面人物，特别是政治上的风云人物，这大概也是一种思维的惯性吧。其实如果仔细研究当时的种种右派言论，就不难发现，那些右派政治家所关注的主要是政治权力的分配——这当然也关系着他们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实现，并非完全为了私利，因而自有其意义，需要另作讨论；但真正体现了这场风波的思想、文化上的深度与意义的，恐怕还是被称为右派学生（也包括一些右派教师、知识分子）的思考。这是一些尚未涉世的青年，因此他们的探索的热情，并非源自利益的驱动，而纯是、或基本上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前引《广场》“发刊词”就是宣称他们是“为真理”而“毫无顾虑地发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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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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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可以视作钱理群个人的大学观与学者观的思想发声。在钱理群的50年代和80年代的两度求学经历中，北大是极其重要的地方，在他心目中可谓“精神圣地”与“心灵净土”，并由此形成了他的大学观与学者观。在钱理群看来，大学应该有两个功能，一是思想文化、学术精神传统的传递和坚守，二是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创造。因此，理想的大学应该成为民族文化的堡垒，精神的圣地，新文化的发源地，理想主义者的聚集地，坚持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大学精神。真正的学者追求的是精神的存在意义，对于自我，学术与民族、人类都有自觉的承担，并且是心灵纯净，充满生活情趣的，是为“赤子之心，星斗其文”。本书可以视作钱理群个人的大学观与学者观的思想发声。在钱理群的50年代和80年代的两度求学经历中，北大是极其重要的地方，在他心目中可谓“精神圣地”与“心灵净土”，并由此形成了他的大学观与学者观。在钱理群看来，大学应该有两个功能，一是思想文化、学术精神传统的传递和坚守，二是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创造。因此，理想的大学应该成为民族文化的堡垒，精神的圣地，新文化的发源地，理想主义者的聚集地，坚持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大学精神。真正的学者追求的是精神的存在意义，对于自我，学术与民族、人类都有自觉的承担，并且是心灵纯净，充满生活情趣的，是为“赤子之心，星斗其文”。本书可以视作钱理群个人的大学观与学者观的思想发声。在钱理群的50年代和80年代的两度求学经历中，北大是极其重要的地方，在他心目中可谓“精神圣地”与“心灵净土”，并由此形成了他的大学观与学者观。在钱理群看来，大学应该有两个功能，一是思想文化、学术精神传统的传递和坚守，二是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创造。因此，理想的大学应该成为民族文化的堡垒，精神的圣地，新文化的发源地，理想主义者的聚集地，坚持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大学精神。真正的学者追求的是精神的存在意义，对于自我，学术与民族、人类都有自觉的承担，并且是心灵纯净，充满生活情趣的，是为“赤子之心，星斗其文”。本书可以视作钱理群个人的大学观与学者观的思想发声。在钱理群的50年代和80年代的两度求学经历中，北大是极其重要的地方，在他心目中可谓“精神圣地”与“心灵净土”，并由此形成了他的大学观与学者观。在钱理群看来，大学应该有两个功能，一是思想文化、学术精神传统的传递和坚守，二是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创造。因此，理想的大学应该成为民族文化的堡垒，精神的圣地，新文化的发源地，理想主义者的聚集地，坚持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大学精神。真正的学者追求的是精神的存在意义，对于自我，学术与民族、人类都有自觉的承担，并且是心灵纯净，充满生活情趣的，是为“赤子之心，星斗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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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疲倦想以一次跳跃，想以一次拼命的跳跃而登峰造极，这是一种可怜而无知的疲倦，它甚至什么都不想要了：这种疲倦创造了所有的神和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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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它想用头穿过最后的几道墙，而且不仅用头，——伸到“彼岸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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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曾经也把我的幻想抛到人类之彼岸，就像所有的彼岸论者那样。真的抛到人类的彼岸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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