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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狄德罗与卢梭：启蒙脉络》收录了英国科学院院士玛丽安·霍布森关于启蒙运动，尤其是启蒙先贤狄德罗与卢梭研究的14篇学术论文。该书的原创研究对从事18世纪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内容简介

《狄德罗与卢梭：启蒙脉络》收录了伦敦大学教授玛丽安·霍布森于1973至2005年间陆续发表的14篇论文。在这些论文中，霍布斯教授采用独到的方式，选取某个特定文本或问题，将其置于历史与争议的语境中，跨越学科的界限，研读法国启蒙先贤狄德罗与卢梭的思想内涵。从哲学与文学到数学与医学，从音乐与戏剧到语言学与心理学，霍布森教授以其博闻广记的学识和敏锐深刻的洞见，向我们呈现了一出出智力的挑战、一幕幕思想的盛宴，对于欧洲启蒙运动研究领域，尤其是有关狄德罗与卢梭作品的研究，无疑做出了十分杰出的学术贡献。

作者简介

玛丽安·霍布森（Marian Hobson），英国科学院院士，伦敦大学玛丽王后学院荣休教授，曾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历史上第一位女院士。主要从事18世纪法国哲学、文学以及20世纪哲学研究，出版过多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为美国、法国多所著名大学的讲座教授，并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所世界著名高校举办特邀讲座。
胡振明，江西省南昌市人，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专业研究领域为18世纪英国小说，在《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等国内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学术专著《对话中的道德建构：18世纪英国小说中的对话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18世纪英国小说与文学公共领域的建构研究”。

目录

开场白 /1

第一章 从狄德罗到以拉摩为化身的卢梭 /16
一棋局与角度 /22
二视角与语言 /26
三历史与讽刺 /28

第二章《演员的悖论》是个悖论 /33
一轶事 /37
二概念 /43
三悖论 /53
四对立系统与支持模式 /60
五悖论与历史 /66

第三章情感与表演：《演员的悖论》的医学语境 /68
一定义的语境 /69
二横膈膜理论 /73
三情感/易怒的争论 /79
四狄德罗与目的论学说 /89
五演员的拆解表演与视角系统 /92

第四章哑剧、痉挛与并列：《拉摩的侄子》 /97
一痉挛 /99
二哑剧及其美学 /104
三并列与符号征兆 /113

第五章《拉摩的侄子》中的指示词与辩证法 /119

第六章清单、并列与《拉摩的侄子》 /131
一并列与口述 /133
二并列与不完整 /135
三并列与叙述 /139
四并列与表演 /141
五列举与种类 /143

第七章《宿命论者雅克》：可能性的艺术 /146

第八章“有效因”与“终极因”：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与《论语言起源》中的因果关系 /170
一《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174
二《论语言起源》 /189

第九章哲学与洛可可风格 /208

第十章狄德罗的《论聋哑人书简》：语言与迷宫 /219
一倒装 /221
二翻译 /244
三语言与思想 /266

第十一章康德、卢梭与音乐 /270

第十二章建筑、类比与比例 /292

第十三章如何权衡品格 /306
一启蒙思想的比例与外表 /307
二霍加斯与特点 /314
三狄德罗与比例 /321

第十四章雕塑测量，或特别中立 /324

参考书目 /340
注释说明 / 374

精彩书摘

玛丽安·霍布森最出名的两部重要作品是《艺术的目标：18世纪法国幻觉理论》（The Object of Art: The Theory of Illusion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1982年初版，2009年再版）以及《雅克·德里达：开场白》（Jacques Derrida: Opening Lines）（1998）。将这两本书视为分属不同学科或门类（即文学与哲学），无内在联系的学术研究意味着把它们置于现代学科具有限定、分类性质的透镜审视之下，因为两部著作都以穷尽某种独特的学术研究为旨归。这就是作者论述的逻辑、模式与句法等方面的研究，即线条、开始与结束、持续与中断、悖论、并列以及交错。如是研究也就构成本专辑论文的基础，目的就是揭示文学文本中诸多起作用的深层概念结构。诸如康德这类人物的作品既是文学学者关注对象，又是哲学学者的属意之处。思考是以语言和文学形式进行，语言与文学形式在思考：这些是从研读狄德罗、德里达作品中得来的受益，而德里达则从他阅读卢梭作品的过程里受益。
我们所选择的14篇论文于1973年至2005年之间写就，属于欧洲启蒙研究领域，尤其是在狄德罗与卢梭作品研究方面的杰出学术贡献。本书书尾收录了玛丽安·霍布森所发表作品的完整清单。玛丽安·霍布森在此鸣谢奇尼基金会（Fondazione Cini）促使其写就本专辑中两篇论文时所予以的激励，感谢格蒂研究院（Getty Research Institute）所提供的支持以及利弗休谟基金（Leverhulme Trust）为近期研究所提供的重要研究基金。
布森在这些论文中所采用的独到方法就是选取某个特定文本或问题，将其置于该历史与争议语境中，并结合她对辩词予以的特别关注。今天，这个语境跨越了学科界限，当代学者中只有少数人能够驾驭哲学家们所熟悉的话语全境，霍布森便是其中之一。她涉猎百科学派领域，从数学、文学、戏剧到哲学、心理学和语言学。她在狄德罗、卢梭、康德、黑格尔、罗素和塔斯基（Tarski）之间，在乔姆斯基（Chomsky）和孔狄亚克（Condillac）、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与迪马赛（Dumarsais）、布勒（Bühler）与巴特（Batteux）行列中从容辗转；她涉及阿莱（Haller）、怀特（Whytt）、博尔德（Bordeu）、拉卡兹（Lacaze）和拉康（Lacan），以及牛顿、欧拉（Euler）、莱布尼茨（Leibniz）、布封（Buffon）、平托（Pinto）、拉普拉斯（Laplace）、霍加斯（Hogarth）、坎珀（Camper）、拉瓦特尔（Lavater）、布隆德尔（Blondel）、特鲁瓦（Trouard）、佩罗内（Perronet）、苏夫洛（Sufflot）等等诸人。她的著作读来令人兴奋、旁征博引并且具有智力挑战性，向读者发出令人难以抗拒的邀请，促使他们思考外部世界，甚至完全无视现代学术机构所制定的学科界限。
我们感到，尽管很多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已经读过这14篇论文中的一或两篇，并且明白它们的重要性，一个事实是，它们在三十年间陆续发表，而且主要是用法语并常在那些现在已难寻踪迹的期刊上发表，这意味着要获得这些论文，开发它们所蕴含的极为丰富、相对而言未被他人使用的学术资源变得越来越难。我们希望把读者阅读之途上的语言或其他各类障碍移除。现在，评定它们的价值与内在一致性变得更为容易，因为这14篇论文汇集成册，清楚地构成一系列对任何从事18世纪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原创研究。因此，尽管我们希望以此选集向我们个人熟知、极为敬佩并从其讲授与榜样中获得各种受益的玛丽安·霍布森教授致敬，我们真正的目的则是促进狄德罗与卢梭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在英语学界。尽管卢梭的作品是以任何语言展开的18世纪研究的著名地标，对它们的引用参考被视为对诸如社会、政治理论或教育话题展开严肃讨论时的不可或缺部分，而狄德罗的作品不那么具备整体性。玛丽安·霍布森在我们整理的第一篇论文中审视了这种对比，并提供了有意思的原因加以解释。两个直接后果就是，狄德罗真正完整作品的首版，即以其编辑埃贝尔·迪克曼（Herbert Dieckmann）、雅克·普鲁斯特（Jacques Proust）以及让·瓦尔洛（Jean Varloot）姓名首字母为名的DPV版并没有完成，参阅“注释说明”中的缩略语细节以及法文书名与英文翻译清单。他的许多作品仍未被翻译，其结果就是除非你可以阅读法文原著，否则理解他的作品并不容易。缺乏完整权威文本，无论是法语原文或译文所带来的后果是我们对其为启蒙思想与作品所做贡献重要性的理解本身就不完全。当其重要性无可争议地被法国文学界认可时，在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甚至就是在法国本土，狄德罗在哲学界的地位直至最近仍遭拒绝。《论盲人书简》（Lettre sur les aveugles）是他首部出现在大学教师联合考试哲学大纲上的作品，它仅仅到2000年才步入那张令人敬畏的书单之列，随后也仅停留在口试部分。他也对语言学、政治理论、美学以及科学做出原创贡献，然而始终在这些领域扮演一个相对边缘化的角色。这种极度不公平在我们准备本论文集时得到新的印证。秉承尽可能使用我们所拥有的译本资源原则，我们在参考雅克·罗杰（Jacques Roger）的权威著作《18世纪法国思想中的生命科学》（The Life Sciences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ench Thought)( 1997）英译本时吃惊地发现关于狄德罗的整章被遗漏，正如编辑与译者所说的那样，这是因为罗杰仅添加了这么一句话：“参阅其原始研究以资满足有关研究工作文献要求之需”，并没有将之视为其真正研究的一部分。罗杰，《18世纪法国思想中的生命科学》， Keith R.Benson编辑，Robert Ellrich译（Stanford, CA, 1997），第ix页。罗杰所声言的观点如果属实，那么这与编辑、译者的抉择一道有效共谋，18世纪科学史因该章的缺失而被歪曲，读到第四和第五章的读者很快就能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希望让这些论文成为英文版，提供原文旁侧所有引用文的翻译时，得以开放所有文本，以此为不论其学术背景、归属或兴趣的所有学生及启蒙研究专家予以帮助。霍布森的作品让那个令人兴奋、复杂、忧郁时期得以重现，也将拥有新读者以及老读者，狄德罗，这个最令人振奋，也最复杂的作者势必吸引新的注意。
我们将这些论文以五个不同部分呈现，第一篇论文介绍卢梭和狄德罗，也介绍了在选集其他论文中屡次涉及到的主题与文本。具有历史意识的读者自动地记录下日期与年表，他们可能对我们随意改变时序（temporality）而有些担心，因为第一篇论文也是最后发表的，这篇最近发表的论文如何成为以前论文的旨归？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除非说不同的时序模式是第一篇论文的主要关注，的确，近来霍布森倾力关注狄德罗。“狄德罗与遗忘：未来时态中的狄德罗”（Diderot and Oblivion/Diderot in the Future Tense），见《当代18世纪：界限与视角》（The Eighteenth Century Now: Boundaries and Perspectives），Jonathan Mallinson编辑（SVEC 2005:10），第36—50页。“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后视镜（I）或用前视与未来来理解过去”（Diderots Neveu de Rameau. Rear mirror view （I）, or, Using what is in Front and in the Future to Understand what is Past， 以下简称“后视镜（I）”），《前历史与后世：批评方法研究》（Prehistories and Afterlives. Studies in Critical Method），Anna Holland与Richard Scholar编辑（Oxford, 2009），第107—120页。前两个部分关注狄德罗的特定文本，即《演员的悖论》（Paradoxe sur le comédien）、《拉摩的侄子》（Le Neveu de Rameau）；而随后的三个部分则是《因果性》（Causality）、《美学》（Aesthetics）以及《度衡》（Measurement）。论文按照它们的重要主题关注点而组合。
“从狄德罗到以拉摩为化身的卢梭”（2005）介绍了作为配对的狄德罗与卢梭，评价了他们的接触点及分歧。霍布森从两人的身后命运的叙述开始，延展到对他们手稿、档案的不同状态的描述，即卢梭的保存完好，而狄德罗的似乎任其自生自灭；随后又到他们的写作风格，把两人各自与时间、时序的关系界定为迥然有异。她关注两人的合作，即生命力不长的《讥讽者》（Le Persifleur）（1749），分析认为此为秘史文类的戏仿，但也有某种非连续性的洛可可文风症状。卢梭用此种文风描绘了一副具有讽刺意味的自画像，宣称：“没什么不如我自己那样像我自己。”他随后拒绝这种观点，反而支持自我在时间层面连贯一致的观点，霍布森仿照当代地层构成的地理理论将这个观点称之为“地层”。作者在本论文集以外的另一篇论文中探讨了这个观点，即“卢梭的日内瓦环行：地层旅行”（Rousseaus Genevan Circumnavigation: Stratigraphic Journeys），John Renwick编辑，《应邀旅行：向彼得·弗朗斯致敬的研究》（L Invitation au voyage. Studies in Honor of Peter France），Oxford, 2000，第93—101页。她也在别处使用“地层”这一词，参阅“后视镜（I）”，第107页。相反的是，狄德罗仍坚守卢梭所言的那种时间理解，以多种方式，在多个文本中抗拒时序所予以的约束及其规律。《1767年的沙龙》（Salon de 1767）所记载的狄德罗与卢梭下棋的轶事戏剧化地再现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据卢梭说，他在下棋方面技胜一筹，但从不允许以设障的方式矫正这个基本的不公平。对霍布森来说，这就以许多重要方式解释了他们的差异。卢梭宁愿保持原状，不修改、不重写或不重做，而狄德罗将每件事情都视为可以重新开始。与卢梭展开的诸如此类的争论或讨论充斥狄德罗的作品之中。在霍布森看来，她的最后一个样例来自《拉摩的侄子》，这发生在棋手们时常光顾的摄政咖啡馆里，即侄子表演哑剧的著名一幕。霍布森令人信服地指出，拉摩是卢梭言行以及任何音乐、歌剧或乐器的腹语者，“没什么不如他自己那样像他自己”，并且在卢梭的《讥讽者》中以清楚的回声明言自己是他的伴侣。她认为《拉摩的侄子》的间接往返结构“状如诸多对年轻的狄德罗与卢梭之间讨论所产生的思考；就像从我们鲜知的个人经历中获得的阴影和角度。”她以此观点而结束该篇文章。随后的多篇论文显示，霍布森至少了解很多。
第一部分汇集了两篇关于《演员的悖论》一书的论文。“《演员的悖论》是悖论”（1973）有意用冗长的题名驳斥那些为梳理、驾驭狄德罗具有悖论特征的思考与写作方式所做的努力。霍布森重视狄德罗的悖论，认为它在文本中有两种类型，一种仅是第一个说话者反对第二个说话者，这个将有情感的男女视为演员的想法与“期待”相符；另一种则涉及罗素、塔斯基等哲学家所分析的逻辑或语义悖论结构。霍布森的原创在于，她探讨了《演员的悖论》一书中悖论第二种类型的存在。如她所揭示的那样，这得以让狄德罗在两个内在的、矛盾的命题，即“法国悲剧不自然，因此该遭摒弃”、“艺术不自然，但它不该被摒弃”游刃。为了揭示何以如此，霍布森细致地追溯了狄德罗的论证观点、以及所运用的轶事、词汇，并拣选出内在命题。她观察到类似的轶事如何被用来支持相反观点，如她在本书其他论文中揭示的那样，有些也具有《宿命论者雅克》（Jacques le fataliste）的特点。她指出诸如“理想模式”、“系统”、“夸张”等术语如何不期然、矛盾地在文本多个方面获得相反观点。她令人信服地辩称，对狄德罗来说，这不是智力混乱的迹象，而且也不是心理疾病症状，正如霍布森指出来的那样，狄德罗常常被评论家们如是所待，参阅本书第25页，第33—34页。而更像是当他试图超越自己所处时代的美学范畴时的哲学野心的流露。
“情感与表演：《演员的悖论》的医学背景”（1977）对同一文本采用了非常不同的方式，尽管这也为她后期的作品奠定基础。该论文审视了将情感视为本质被动，潜在澎湃的观点在适用于演员案例时如何令人生疑，至少不是因为演员们需要驾驭自己的感受，而是更好地激发观众的感受。正如霍布森指出的那样，完全自控的观点与狄德罗众多其他文本中所探讨的决定论并不一致。为了阐释这个表面上的不一致，她诉诸于当时的医学理论。她对怀特、阿莱之间事关易怒/情感的争论所展开的讨论使其修改了“狄德罗的情感理解主要源自博尔德”这个标准观点。她亦揭示狄德罗审慎地接触了当时的医学理论。正如狄德罗清楚了解的那样，在这场争论中，自由意志本身至关重要，也就是说，身体是否被驾驭，如果是，如何做到？达到何种目的？在这些辩论中，目的论（Teleology）总是宗教讨论的缩语，而这场辩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本身就具有宗教性。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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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历史时代分期上，文艺复兴接续的是启蒙运动时期。启蒙时代不同于过往以神学权威为主作为知识权威与传统教条，而是相信理性并敢于求知（英语：Sapere aude），认为科学和艺术的知识的理性发展可以改进人类生活[4][9]。承接17世纪的科学宇宙观及以理性寻找知识的方法，启蒙运动相信普世原则及普世价值可以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对传统存有的社会习俗和政治体制以理性方法检验并改进，产生出启蒙时代包含了自由与平等概念的世界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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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时代或启蒙运动（法语：Siècle des Lumières；英语：Age of Enlightenment），又称理性时代（英语：Age of Reason）[1]，是指在17世纪及18世纪欧洲地区发生的一场知识及文化运动[2][3]，该运动相信理性发展知识可以解决人类实存（英语：human existence）的基本问题[4]。人类历史从此展开在思潮、知识及媒体上的“启蒙”，开启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发展历程[5]。德意志哲学家康德以“敢于求知（英语：Sapere aude）”（dare to know，拉丁语：Sapere aude）的启蒙精神来阐述人类的理性担当[6][7]。他认为启蒙运动是人类的最终解放时代，将人类意识从不成熟的无知和错误状态中解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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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把作为情绪反应的同情感引入哲学，并强调它们先于认识活动和意志活动而存在，不仅试图重新审视和改造哲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而且还进而试图重新考察和解释西方自古希腊以来一直到今天的哲学传统及与之相关的神学传统，这显然是一条特别富有独创性的思路。本书收入舍勒关于同情感与他者的论述，极具学术启发性。通过把作为情绪反应的同情感引入哲学，并强调它们先于认识活动和意志活动而存在，不仅试图重新审视和改造哲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而且还进而试图重新考察和解释西方自古希腊以来一直到今天的哲学传统及与之相关的神学传统，这显然是一条特别富有独创性的思路。本书收入舍勒关于同情感与他者的论述，极具学术启发性。马克思？舍勒（1874―1928），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价值伦理学、哲学人类学与知识社会学的奠基人，被视为现代德语学界传奇人物。在哲学、社会理论、伦理学、神学、心理学、教育学、思想史等领域卓有建树。海德格尔视其为“全部现代哲学最重要的力量”。早年执教耶拿大学、慕尼黑大学，参与现象学运动。1919―1927年，任科隆大学哲学和社会学教授、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28年，执教法兰克福大学不久，因中风猝然辞世。著有《同情的形式和本质》、《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和实质价值伦理学》、《论人类的永恒性》、《价值的颠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等。今人编有《舍勒全集》，美国芝加哥大学设有舍勒研究所，德国成立了国际舍勒研究协会。马克思？舍勒（1874―1928），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价值伦理学、哲学人类学与知识社会学的奠基人，被视为现代德语学界传奇人物。在哲学、社会理论、伦理学、神学、心理学、教育学、思想史等领域卓有建树。海德格尔视其为“全部现代哲学最重要的力量”。早年执教耶拿大学、慕尼黑大学，参与现象学运动。1919―1927年，任科隆大学哲学和社会学教授、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28年，执教法兰克福大学不久，因中风猝然辞世。著有《同情的形式和本质》、《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和实质价值伦理学》、《论人类的永恒性》、《价值的颠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等。今人编有《舍勒全集》，美国芝加哥大学设有舍勒研究所，德国成立了国际舍勒研究协会。舍勒认为，就认识的全部发展史而言，人们都是先对认识对象产生爱或者恨，之后才通过知性来对它们进行认知、分析和判断的。因此，无论对于所有各种理论认识和思维来说，还是就所有各种实践立场而言，爱和恨在情感行为的集体范围内都是最原初的行为方式，它们还使理论生活和实践生活统一起来，并且能够使这两者永远保持统一的状态。本书选取作者论述羞感、懊悔与怨恨的精彩文字，使大家对此话题产生浓厚的学术兴趣。还好，有点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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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时代或启蒙运动（法语：Siècle des Lumières；英语：Age of Enlightenment），又称理性时代（英语：Age of Reason）[1]，是指在17世纪及18世纪欧洲地区发生的一场知识及文化运动[2][3]，该运动相信理性发展知识可以解决人类实存（英语：human existence）的基本问题[4]。人类历史从此展开在思潮、知识及媒体上的“启蒙”，开启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发展历程[5]。德意志哲学家康德以“敢于求知（英语：Sapere aude）”（dare to know，拉丁语：Sapere aude）的启蒙精神来阐述人类的理性担当[6][7]。他认为启蒙运动是人类的最终解放时代，将人类意识从不成熟的无知和错误状态中解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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