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书稿较为完整地记录了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1952年的历史，并打破了了以往讲历史只讲政治史的局限，侧重与经济、文化发张状况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内容简介

　　书稿从重庆历史实际出发，以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为主题，从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系统地反映了从公元前200万年的巫山人到公元1952年，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开始朝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演进的重庆历史。

作者简介

　　周勇，曾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录

第一册
出版说明
重庆史是中国史，也是世界史——重庆史研究的方向和条件（代再版前言）周勇1

第一卷 古代史
（公元前200万年至公元1875年）

第一章 地理环境与先巴文化

第二章 巴族与巴国

第三章 巴渝地区的初步发展

第四章 巴渝地区的社会动荡

第五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巴渝诸州（郡）

第六章 巴渝社会的初步繁荣

第七章 宋元战争与元代重庆

第八章 明玉珍与大夏政权

第九章 明清时期的重庆——区域中心的形成

第十章 古代文化

第二卷 近代史（上）
（1876年至1918年）

第一章 重庆开埠

第二章西方政治势力的入侵

第三章 西方势力对重庆的经济侵略

第四章 近代重庆的第三产业——商业

第五章 近代重庆的第三产业——金融业

第六章 近代重庆的第三产业——交通业

第七章 近代重庆的第二产业——近代工业

第八章 近代重庆城乡经济关系

第九章 近代重庆农村经济及其变动

第十章 城市社会经济组织

第十一章 重庆人民的反洋教斗争

第十二 章维新思潮与改良运动

第十三章 民主革命的酝酿

第十四 章重庆辛亥革命

第十五章 旧民主主义革命在重庆的最后斗争

第十六章 重庆传统文化的近代变迁

第十七章 近代重庆文化的新因素

第二册
第三卷 近代史（下）　
（1919年至1952年）

第一章 “五四”时期重庆的社会变化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酝酿　
第三章中共重庆地委与国民党（左派）四川省党部的合作
第四章 四川大革命的高潮及失败　
第五章 军阀割据及川政统一　
第六章 重庆城市发展的新起点　

第七章 中国的战时首都　

第八章 中共代表团在重庆
第九章 抗日民主力量的大汇聚
第十章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历程

第十一章 重庆城市的第二产业（一）——工业概况
第十二章 重庆城市的第二产业（二）——工业结构
第十三章 重庆城市的第三产业（一）——金融业　

第十四章 重庆城市的第三产业（二）——交通业
第十五章 重庆城市的第三产业（三）——商业　

第十六章 时重庆城市建设　

第十七章 时城市经济社会组织
第十八章 时重庆城市经济体制与经济政策

第十九章 行政区划与人口变迁　

第二十章 庆经济中心的完全形成与城市近代化

二十一章 后方文化中心的形成与演变　

第二十二章 战时期重庆文化的繁荣
第二十三章 重庆工业中心的萎缩与社会经济的衰败

第二十四章 国民党统治在重庆的衰落和崩溃
第二十五章 重庆解放
第二十六章 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第二十七章 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的建立
附：《重庆通史》评论（摘要）
再版后记

精彩书摘

　　重庆的地理环境重庆市位于四川盆地东部，地处长江上游；城区位于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全市范围介于北纬28°22′至32°13′，东经105°17′至110°11′之间；东西相距470公里，南北相距450公里。全市面积82400平方公里，人口1996年为3022万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67人。重庆地区具有复杂多样的地形，热量丰富，降水充沛，属中亚热带湿润气候。纵贯全境的长江、嘉陵江、乌江及支流，丰富的煤、天然气等非金属矿产资源，为区域开发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重庆地处川东平行岭谷区，其西部处川中方山丘陵、川东平行岭谷和川南边缘山地的交接地带，地貌特征很有特点。地形大势从南北向长江河谷倾斜，逐级降低。南部有七曜山、武陵山、金佛山、黑山、石壕山等山脉，海拔高度为800米到2200米，沿江一带则降至海拔120米到300米。东北部地区以中山为主，其山脉有大巴山、巫山等，海拔高度为1000米到2600米，由北向南逐渐降低，与中北部的低山相接。中北部地区以背斜构造低山为主，多呈东北—南北向，并向西突出成弧状的平行排列，从东至西有方斗山、黄草山、南华山、明月山、铜锣山、华蓥山、中梁山、缙云山、云雾山、巴岳山和箕山，这些山脉大都呈“一山一岭”或“一山一槽两岭”的地貌组合形态，海拔高度由北向南逐级降低。这种南北高、中间低的地形不但影响着重庆地区的气候特征，产生河谷气候效应，而且影响着江河的流向，有利于东西之间的水上交通，不利于南北间的陆上联系。重庆地区地貌复杂多样，以丘陵、低山为主，平坝较少。丘陵多分布在西部和中部，平坝主要分布在长江和嘉陵江两岸及其支流交汇处，山地多分布在南部和北部。这种地貌使得重庆地区的区域开发呈阶段性，沿河流溯源而上，先中部，再西部和北端，最后是南北部山区。同时重庆地区的区域差异很大，西部为川中方山丘陵地带的一部分，中部和东部为川东平行岭谷区，南部则为贵州高原的边缘地带。重庆境内长江支流众多，除嘉陵江、乌江外，尚有涪江、渠江、綦江、濑溪河、磨滩河、五步河、鸭江、渠溪河、郁江、阿蓬江、酉水、小江、梅溪河、大宁河等。长江及其支流构成了中国西部最大的内河运输网，重庆为这个水网的枢纽。重庆通过长江大动脉将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及沿海地区紧密联系起来。同时，通过嘉陵江联系盆地北部，通过渠江联系盆地东北，通过涪江联系盆地西北，通过乌江联系盆地东南。沿长江而上，经泸州可到沱江流域，经宜宾可到岷江流域，经乌江和赤水河可到贵州。因此，横贯全境的长江干流及其支流使重庆成为四川盆地内部各地联系的枢纽，也成为四川盆地与陕南、甘南、黔北、滇北和长江中下游经济联系的枢纽。重庆的气候特征和四川盆地一致，雨热同季，热量丰富，降水充沛而季节分配不均，冬暖春早，夏热秋雨，适合农作物生长，但日照少，阴天多，湿度大，瘴气重，冬季多云雾，夏季高温炎热，常出现伏旱。重庆的现代森林植被比例不大，仅占12％左右。植被类型有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亚热带针叶林、亚热带针阔混交林、竹林和灌木丛。天然植被主要分布在大巴山、巫山、七曜山、武陵山、南华山、华蓥山、缙云山、黑山、黄草山等山脉两侧。根据考古发掘和地方志资料记载，古代重庆的植被茂密，大巴山、巫山、武陵山、缙云山、黄草山、华蓥山、歌乐山、巴岳山及江津、綦江、南川、丰都、彭水、黔江、石柱、酉阳一带森林茂密，百里林海，为人称道，其植被类型主要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这种状况一方面为人类提供了较好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也使得这些山区的开发较为困难，经济发展缓慢。第二节古人类的活动重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原始时代。重庆地区最古远的原始人类，是1986年在巫山县发现的更新世早期的人类化石。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远的人类化石，在我国人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人民日报》1988年11月19日。。“巫山人”被发现于巫山县大庙区庙宇镇龙坪村的龙骨坡，经过20世纪80年代末的数年发掘，在这里发现了人类化石2件、巨猿牙齿化石12枚、动物化石120种和一批经人类加工过的石器，共4000余件。大量的脊椎动物化石具有典型的华南动物群面貌，也反映了因为气候的变化，西南地区、华北地区动物群的迁徙。长期以来国内发现的巨猿（人类的近亲）化石均集中于华南地区，巫山龙骨坡发现的巨猿化石将其分布范围扩大到了三峡地区。在龙骨坡发现的直立人的左侧下颌骨、上恒门齿化石已经显示了黄种人的特点，被命名为直立人巫山亚种。通过对地层、化石、孢子花粉的分析，古地磁、氨基酸的年代测定，“巫山人”距今204万年至201万年。在今天重庆市境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原始遗址，以早期的丰都县烟墩堡遗址、桂花村遗址和晚期的铜梁文化遗址最具代表性。烟墩堡旧石器遗址位于丰都县长江南岸的丰都新城开发区内的一个叫烟墩堡的山梁上，发现于1994年3月。经过先后3次发掘，到1996年共出土石制品1215件，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石制品中既有大型的，也有中小型的。从石核和石片上的打击痕迹来看，打片主要用锤击法，偶尔也使用锐棱砸击法。石器类型多是烟墩堡遗址的一个突出特点，主要有石核刮削器、凹缺器、石锥、钝背刀、端刮器、大尖状器、小尖状器、砍砸器、刮削器、似盘状器和复合工具等。其中以石片石器为主，与中国南方早期旧石器中以砾石石器为主的文化不同。遗址的年代推测为更新世晚期《中国文物报》1996年2月2日。。桂花村遗址位于丰都县高家镇桂花村长江岸边，面积约2000平方米，时代属距今10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埋藏在距地表5米以下。经过试掘，其文化堆积层厚约1米以上，石器分布密集。仅揭露遗址面积50多平方米，即清理出砾石石器2200多件，主要有砍砸器、尖状器、石锤、刮削器及石核等，其中以砍砸器数量最多，刮削器数量较少，石核以单台面石核为主；制作方式以锤击法为主，仅少量石片用碰砧法生产。该处为三峡地区先民的一处石器制造场，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由于其下部文化堆积尚未清理，要得出明确结论尚有待进一步的发掘《中国文物报》1996年1月28日。。铜梁县城西郭张二塘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发掘于1978年。出土的300余件旧石器和多种动、植物化石大多位于地表以下8米的沼泽相地层中，并出土有人类肱骨化石一段。通过碳14测定的年代为距今24450±850年。铜梁文化的工具以石片工具为主，石核工具次之。石片和石核的形制都相当原始，粗大而厚重，以刮削器为主，次为砍砸器。石器工具中以凸刃形制为主，切割和砍砸为其工具的主要功能。铜梁文化居民的主要经济活动应该是以食物采集为主，从事狩猎活动次之。从出土的植物和哺乳动物化石来看，哺乳动物化石共计4目10种，均为华南广义的大熊猫——剑齿象群中的常见成员，只是未见大熊猫而已。对植物化石的鉴定和对孢粉组合的分析结果表明，那时重庆地区气候温暖而湿润，属于亚热带或暖亚热带气候，比重庆地区现代气候稍热，植被茂密，果实丰富，大量动物活动其间，适宜于古人类的生存。当时，人类使用以天然石块略加修打而成的打制石器，从事食物采集和狩猎活动。为了获得必要的食物和抵御猛兽的侵袭，现代人们普遍认为，他们结合成群、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在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镇的大堰村和与之接壤的大渡口区相邻地区（旧时合称马王场）于1983年5月也发现了大量的旧石器，经过多次的调查和收集，共获得石器369件。石器多分布于2.5米以下地层，土质为黄褐色砂质亚黏土，其颜色与基层砂岩风化一致，尚未胶结，局部有铁锈。石器原料为砾石，由变质石英砂岩、火成岩、石英岩、变质板岩等构成，在形制上有石核80件、石器219件（其中砍砸器171件、刮削器43件、尖状器5件）、石锤13件、石钻2件、石片55件参见《重庆市大渡口区志》之《文化科技篇》；《重庆市九龙坡区志》第24篇《文化》。。这些石器与铜梁文化中石器基本相似，但也有两点差异：一是砍砸器在石器中的比例较铜梁文化中石器更大，如前所述，铜梁文化中的石器以刮削器为主；二是已经出现了一定数量的锐棱砸击石片及这类石片加工而成的石器，这是铜梁文化中石器所没有的。就其整个文化性质来判断，马王场出土的旧石器应与铜梁县出土的旧石器为一个文化系统，是铜梁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年代来分析，似乎比铜梁县出土的年代更晚，估计其绝对年代不会超过2万年前。除此之外，在合川区铜溪乡桥角村、小河乡小河村，江津区城区江巴滩等地区也发现了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成为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远古重庆的历史的重要资料。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进步，磨制石器开始广泛应用，陶器得以发明和推广，人类逐步从渔猎和采集走向锄耕农业和畜牧业，氏族公社日益繁荣。人类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遗址在重庆市和四川东部地区分布很广，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发现了近100处。东起巫山、巫溪，北至广元、通江、巴中，南到长宁，都有发现，其中主要的有绵阳边堆山，巴中月亮岩，通江擂鼓台，阆中蓝家坝，南部报本寺，南充淄佛寺，合川沙梁子，江津王爷庙和燕坝，渝北朝阳河嘴，南岸干溪沟，忠县井沟、瓦渣地、哨棚嘴，奉节老关庙，巫山大溪、江东嘴、大昌西坝、双堰塘、琵琶洲和魏家梁子等。从中可以推测，当时的居民分布范围是颇为广阔的，尤以在长江、嘉陵江沿岸一带分布较密集，仅在重庆市域内的沿江两岸就有数十处。但在这些新石器时代遗址或出土点中，进行过正式的发掘或试掘并发表了发掘简报的只有巫山县大溪、魏家梁子，忠县井沟和江津区王爷庙四处而已。巫山大溪遗址位于巫山县夔峡（瞿塘峡）东口、长江南岸的三阶台地上，距离巫山县城约45公里。在1959年、1975年曾先后进行过3次发掘，共发掘遗址约500平方米，墓葬208座，出土文物1700余件，其中有大量的生产工具。出土物为石、骨、陶、蚌四类质料。石器大都磨制精美，其器型主要有斧、石锛、锄、凿等。出土的大量锥形骨镞、石镞、牙制鱼钩和石网坠等渔猎工具，表明大溪居民虽然已经从事农业，但渔猎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出土的生活器具均为陶器，大多数为红陶，以手制的为主，也有少量晚期的轮制品，同时也有黑陶、灰陶和黑朱相间的彩陶，夹砂陶器占有一定的数量。器形主要有釜、盂、豆、簋、碗、盘、杯、瓶、罐等，尤以曲腹杯、筒形瓶最具典型。装饰品有玉制、骨制、象牙和其他兽牙制作，以玉制为多，商周时期常见的璧、璜、珩、环、玦等礼器器形都在大溪遗址中发现，而且形制规整，琢磨较为精细。大溪遗址已经发掘的墓葬中，其葬俗颇有特色，都是竖穴土坑小墓，无葬具，大都为单人葬，仅有少数母子合葬墓，葬式多样而以屈肢葬所占的比例为大，多达40％，其中又以仰身屈肢葬最多，有胎式、跪式、蹲式等不同葬式。大多数墓里都有多少不等的随葬品，女性墓中的随葬品较男性墓中为多。儿童的葬式与成人相同，而且大多靠近女性墓，其随葬品也较多。在已经发掘的墓葬中随葬品最多的为一老年女性。根据大溪遗址的这些特点，大溪的居民可能正处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之中。在随葬品中，用鱼来随葬十分普遍，这表明鱼和他们的生活习俗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一部分学者认为和他们的图腾也有一定的关系四川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四川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记略》，载《文物》1961年第11期；四川省博物馆：《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载《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大溪遗址和墓葬以其文化面貌的独特性而被考古学界命名为“大溪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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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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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重庆，一座山城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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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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