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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创造学》原为作者的一份课堂讲稿，1987年首次出版，先后以书名《艺术创造工程》《艺术创造论》在大陆和台湾一版再版，此次作者在*近版本的基础上更新、完善，形成当前版本。

　　《艺术创造学》是真正的＂内行秘本＂。它的副标题为：历来一切伟大作品的隐秘结构。余秋雨戏剧学著作全新修订版，历来一切伟大作品的隐秘结构。

内容简介

　　《艺术创造学》原名为《艺术创造工程》，本是作者的一份课堂讲稿，是余秋雨先生多年前在艺术教育的第一线进行了探索的成果之一，篇幅不大，却把古今中外对艺术的至高认知溶于一炉，既有奥义，又有实例，既是入门性文本，又是归结性文本，极有重量却又十分好读，足以切实指导艺术创作，也足以细致引导审美。因此自旧版出版至今，不管是大陆版还是台湾版都一直广受欢迎。这次新版，作者亲自删改过于冗长的表述，重新琢磨全书行文，使之更加干净、简明，全书搭配精彩图片30余幅，以求适合艺术领域之外的更多读者。余秋雨编写这部教材的主旨在于：为艺术表现寻找观众的心理依据。这个主旨的衍生成果，必然是为艺术表现找到美学自觉。

　　在写作《余秋雨学术六卷：艺术创造学》之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作者曾经参与审核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统一教材《艺术概论》。在审核过程中深深感受到，如果一直陷落在一个陈旧的“左”倾思想体系里，能向学生讲述的“艺术理论”是多么的“非艺术”“非创造”“非国际”“非美学”。因此，《余秋雨学术六卷：艺术创造学》处处反其道而行之，建立了一种完全相反的学术体系。这就是可爱的八十年代，老教材还统治着课堂，却又允许老教材的审核者作出“否定的审核”，用自己叛逆性的著作。

作者简介

　　余秋雨，一九四六年八月生，浙江人。当时以戏剧为起点的文化极端主义专制，勇敢地建立了《世界戏剧学》的宏大构架，出版至今三十余年仍是这一领域的重要教材，获“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同时，又以文化人类学的高度完成了全新的《中国戏剧史》，以接受美学的高度完成了首部《观众心理学》，并创建了自成体系的《艺术创造学》，皆获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被推举为当时中国大陆颇年轻的高校校长，并出任上海市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曾获“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中国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荣誉称号。
　　二十多年前毅然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和高位任命，孤身一人寻访中华文明被埋没的重要遗址。所写作品，既大力推动了文物保护，又开创了“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体，摹仿者众多。
　　二十世纪末，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越数万公里，考察了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希伯来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等一系列很重要的文化遗迹，对当代世界文明作出了全新思考和紧迫提醒，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他所写的书籍，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仅在台湾一地，就囊括了“白金作家奖”“桂冠文学家奖”“读书人＊佳书奖”“金石堂＊有影响力书奖”等一系列重大奖项。
　　近十年来，他凭借着考察和研究的宏大资源，投入对中国文脉、中国美学、中国人格的系统著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杂志等机构一再为他颁奖，表彰他“把深入研究、亲临考察、有效传播三方面合于一体”，是“文采、学问、哲思、演讲皆臻高位的当代巨匠”。
　　自二○○二年起，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联合国中国书会讲授“中华宏观文化史”“世界坐标下的中国文化”等课题，每次都掀起极大反响。二○○八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颁授成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秋雨书院”院长、香港凤凰卫视首席文化顾问、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

内页插图

目录

总序
引论 伟大作品的隐秘结构
一 无结论的两难结构
二 半透明的双层结构
本论 艺术创造论

第一章 艺术本性
一 培根的定义
二 一种纯粹而孤立的创造
三 创造的说服力

第二章 艺术眼光
一 不是历史眼光
二 不是政治眼光
三 不是道德眼光

第三章 人生意识
一 人生况味
二 人生命题

第四章 哲理品格
一 从整体到哲理
二 传统名作的现代困境
三 艺术哲理示范

第五章 未知和两难
一 平庸作品验证常识，伟大作品探索未知
二 两难结构解析

第六章 集体深层心理
一 深层潜意识
二 “集体无意识”

第七章 直觉
一 直觉也能深刻
二 直觉是灵感的“黑箱”
三 发现式直觉和顿悟式直觉

第八章 造型
一 直觉需要变成艺术形式
二 情感的直觉造型
三 让哲理直观
四 “佛像效应”
五 内容不是问题，形式才是

第九章 象征
一 符号象征
二 寓言象征

精彩书摘

　　只要出现了一种类似于结论的意见，立即就会遭来同样力度的反驳。显然，布莱希特自己也没有结论，甚至连偏向都没有，他让广大观众与自己一起卷入苦恼，而且坚信这种苦恼必将传之后代，没有出头之日。但对艺术而言，真正震撼人心的地方正在这里，它让人们因苦恼而高贵。
　　第二个例子，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
　　这部小说的内容很简单，一个独身的老渔民桑提阿果那天在茫茫大海中与浪、与鱼、与自己的体力进行了一场最残酷的搏斗，他终于捕获了一条平生罕见的大鱼，把它拖在船尾拉回岸边。但是没有想到，一路上其他鱼群却被这条大鱼的血腥所吸引，一口口把它啃完了，老人拉到岸上的，只是一个空骨架。老人沮丧而踉跄地走回自己的小木屋，很快就睡着了，与平常一样，又梦见了狮子。
　　在这个简单的情节中，作者对老人与海的搏斗展开了很有力度的描写，但这并不是这部不长的作品走向伟大的理由。走向伟大的理由只有一个：从海明威到读者，谁也说不清老人究竟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
　　“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他，却不能打败他。”海明威写下的这句话已经成为现代格言，而作品本身却精细地表现了这位老人的彻底失败。然而，老人在返港的小船上刚刚承认自己被打败，却发觉大鱼的被吃，使船轻快自如。“我以前不知道失败会带来这么多的轻快”，他想。于是他又想自己失败的原因，答案只是“出海太远了一点”。这时，其他鱼群又来袭击大鱼的残骸，但这些“胜利者”现在又能得到什么呢？老人回港后疲惫地上岸，回头又看了看大鱼的残骸，这，毕竟是被自己打败的对手……
　　如果有一个读者凭着这一些信息说老人是胜利者，那么，就一定会有另一个人拿出充分的理由说老人是失败者。彼此相反的理由可以是四条、五条、六条，乃至无穷，条条都有驳难者。于是，人们不能不想起，人类历史上的胜利和失败几乎都是如此，永久的两难，永久的转换，永久的互融，永久的无解。
　　总有读者会好心地从中“挖掘”出主题，海明威彻底拒绝，他只是用沉郁的目光打量着茫茫海雾，一切都是未知，所剩的只是男子汉气息。但是，他的男子汉气息是可靠的吗？也不，因此他扣枪自杀。
　　第三个例子，瑞士作家迪伦马特的作品《罗慕洛大帝》。
　　迪伦马特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欧洲作家之一。1999年他去世时，我曾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我心中一个最常去的大港湾冰封了。”
　　《罗慕洛大帝》（又译《罗慕路斯》）是迪伦马特的代表作。这部作品我曾在中央电视台和北京大学的课堂上详细分析过，今天放在这里讲，是因为它在一个艺术关节上与《老人与海》有所呼应。这里的主角不是一个独身老渔民，而是处于人类历史转折点上的重要人物——西罗马帝国的皇帝罗慕洛。在他之前，欧洲有过辉煌的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在他之后，欧洲陷入了漫长的中世纪。因此，他在当时的“蛮族”日耳曼人入侵时的战败，属于千秋之罪。但奇怪的是，他在兵临城下、群臣逃散、朝野崩溃的危局下一点儿也不负责任，只是在一家乡间别墅埋头养鸡，被周围所有的人鄙视。
　　城破之日，入侵者首领日耳曼人鄂多亚克与他一见如故，待到彼此了解身份后才让我们知道两人各自的动机。原来罗慕洛是一位大智者，知道国势已经无救，便顺应历史自然走向；而入侵者首领因在寻找继承者的事情上遇到了大麻烦，才用人侵的方式来“投奔”罗慕洛。结果出现了与《老人与海》相近似的困惑：胜利和失败如何分割？
　　……

前言/序言

　　什么是“学术”？我想，这个问题一定会让很多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张口结舌。如果问到的是外国人，他很可能结结巴巴说出一大串不同的词语：Scholarism？ Academic Research？Learning？ Theory？ Teaching？ Science？……断断续续，没完没了，却更不知道怎么定义了。
　　我只能说，学术，这是一群奇怪的人所做的奇怪的事，做得专注、沉闷、漫长。远离身边实利，远离流行热点，远离通俗话语，既缺少表情，又缺少色彩，更缺少社会关注。但他们相信，自己是在寻找种种事物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高低美丑。如果找出，就有可能贯通时空，推进文明，教育后代。
　　对此，我还要作一个特别的补充。
　　我认为，学术研究的最大意义，是研究者本人的自身建设。学术，只有学术，才有可能使我们的人生更理性、更宏观、更周密、更深入、更清晰。
　　其实，除了研究者之外，对学术著作的阅读者来说，也是这样。
　　因此，不管周边的世界多么诱人，自己的生命多么强劲，都应该静下心来接触一点学术，哪怕是一段时间也好。否则，我们很可能在潇洒喜乐间，失去重量，失去根基，失去制衡。
　　学术，是人生长途中的“必要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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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东买书要有些书籍的基本知识，现在的书与古书不同路。书籍的历史和文字、语言、文学、艺术、技术和科学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最早可追溯于石、木、陶器、青铜、棕榈树叶、骨、白桦树皮等物上的铭刻。将纸莎草用于写字，对书籍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约在公元前30世纪，埃及纸草书卷的出现，是最早的埃及书籍雏形。纸草书卷比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和赫梯人的泥版书更接近于现代书籍的概念。 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约在公元前 8世纪前后出现的简策。西晋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说：“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这种用竹木做书写材料的“简策”(或“简牍)，在纸发明以前，是中国书籍的主要形式。将竹木削制成狭长的竹片或木片，统称为简，稍宽长方形木片叫“ 方”。若干简编缀在一起叫“策”(册)又称为“简策”，编缀用的皮条或绳子叫“编”。 中国古代典籍，如《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以及西晋时期出土的《竹书纪年》、近年在山东临沂出土的《孙子兵法》等书，都是用竹木书写而成。后来，人们用缣帛来书写，称之为帛书。《墨子》有“书于帛，镂于金石”的记载。帛书是用特制的丝织品，叫“缯”或“缣”，故“帛书”又称“缣书”。 公元前 2世纪，中国已出现用植物纤维制成的纸，如1957年在西安出土的灞桥纸。东汉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加以改进制成蔡侯纸(公元105)之后，纸张便成为书籍的主要材料，纸的卷轴逐渐代替了竹木书、帛书(缣书)。中国最早发明并实际运用木刻印刷术。公元 7世纪初期，中国已经使用雕刻木版来印刷书籍。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中国书籍的形式主要是卷轴。公元10世纪，中国出现册叶形式的书籍 ，并且逐步代替卷轴，成为世界各国书籍的共同形式。 公元11世纪40年代，中国在世界上最早产生活字印刷术，并逐渐向世界各国传播。东到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各国，西经中近东到欧洲各国，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和人类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公元14世纪，中国发明套版彩印。15世纪中叶，德国人J.谷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术加快了书籍的生产进程，为欧洲国家所普遍采用。15～16世纪，制造了一种经济、美观、便于携带的书籍；荷兰的埃尔塞维尔公司印制了袖珍本的书籍。从15～18世纪初，中国编纂、缮写和出版了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性质和丛书性质的出版物── 《永乐大典》、 《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 18世纪末，由于造纸机器的发明，推动了纸的生产，并为印刷技术的机械化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印制插图的平版印刷的出现，为胶版印刷打下基础。19世纪初，快速圆筒平台印刷机的出现，以及其他印刷机器的发明，大大提高印刷能力，适应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书籍生产的不断增长的要求。 历史进程 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书是在5000年前古埃及人用纸莎草纸所制的书。到公元1世纪时希腊和罗马用动物的皮来记录国家的法律、历史等重要内容，和中国商朝时期的甲骨文一样都是古代书籍的重要形式。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的拷贝都是由手工完成，其成本与人工都相当高。在中世纪时期只有少数的教会、大学、贵族和政府有著书籍的应用。直到15世纪谷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书籍才作为普通老百姓能承受的物品，从而得以广泛的传播。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随著网络的普及书已经摆脱了纸张的局限，电子书又以空间小、便于传播、便于保存等优势，成为未来书的发展趋向。 今天，人们能够了解中国三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状况，知道二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情形，读到优美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这一切，都有赖于古代的书籍。 中国最早的书籍，出现于商代，是用竹子和木头做的。竹子和木头是常见并容易得到的东西，在造纸和印刷术发明之前，缺少合适的书写材料，人们就把竹子和木头削成狭长的小片，用毛笔在上面写字。用竹子削成的狭长小片叫“竹简”，用木头削成的叫“木简”，它们统称为“简”。简上通常只写一行字，如果写错了，就用小刀刮去重写，所以古代把删改文章叫“删削”，这个词一直沿用至今。书籍开本有大有小，古代的简也有长有短，最长的三尺，最短的只有五寸。写一部书要用很多简，把这些简编连起来就成为“册”。编册多用麻绳，也用丝绳（称“丝编”）或皮条（称“韦编”）。古书中提到的“韦编三绝”，说的就是著名思想家孔子，因为经常阅读《易经》，把编简的皮条都磨断了三次。一册书根据简的长短决定用几道编，一般用二、三道编，多的用四、五道编。表示书的数量的“册”字，便是一个象形字，很像绳子把一根根简编连起来的样子。 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人们已经普遍用竹木简做书籍。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过写在丝织上的书－－“帛书”，帛书比竹木简书轻便，而且易于书写，不过丝织品价格昂贵 ，所以帛书的数量远比竹木简书为少。东汉又出现了纸书，纸书轻便、易于书写，价格比较便宜，深受人们欢迎。以后纸书便逐渐流传开来，到了晋朝，纸书完全取代了竹木简书和帛书。

在京东买书要有些书籍的基本知识，现在的书与古书不同路。书籍的历史和文字、语言、文学、艺术、技术和科学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最早可追溯于石、木、陶器、青铜、棕榈树叶、骨、白桦树皮等物上的铭刻。将纸莎草用于写字，对书籍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约在公元前30世纪，埃及纸草书卷的出现，是最早的埃及书籍雏形。纸草书卷比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和赫梯人的泥版书更接近于现代书籍的概念。 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约在公元前 8世纪前后出现的简策。西晋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说：“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这种用竹木做书写材料的“简策”(或“简牍)，在纸发明以前，是中国书籍的主要形式。将竹木削制成狭长的竹片或木片，统称为简，稍宽长方形木片叫“ 方”。若干简编缀在一起叫“策”(册)又称为“简策”，编缀用的皮条或绳子叫“编”。 中国古代典籍，如《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以及西晋时期出土的《竹书纪年》、近年在山东临沂出土的《孙子兵法》等书，都是用竹木书写而成。后来，人们用缣帛来书写，称之为帛书。《墨子》有“书于帛，镂于金石”的记载。帛书是用特制的丝织品，叫“缯”或“缣”，故“帛书”又称“缣书”。 公元前 2世纪，中国已出现用植物纤维制成的纸，如1957年在西安出土的灞桥纸。东汉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加以改进制成蔡侯纸(公元105)之后，纸张便成为书籍的主要材料，纸的卷轴逐渐代替了竹木书、帛书(缣书)。中国最早发明并实际运用木刻印刷术。公元 7世纪初期，中国已经使用雕刻木版来印刷书籍。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中国书籍的形式主要是卷轴。公元10世纪，中国出现册叶形式的书籍 ，并且逐步代替卷轴，成为世界各国书籍的共同形式。 公元11世纪40年代，中国在世界上最早产生活字印刷术，并逐渐向世界各国传播。东到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各国，西经中近东到欧洲各国，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和人类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公元14世纪，中国发明套版彩印。15世纪中叶，德国人J.谷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术加快了书籍的生产进程，为欧洲国家所普遍采用。15～16世纪，制造了一种经济、美观、便于携带的书籍；荷兰的埃尔塞维尔公司印制了袖珍本的书籍。从15～18世纪初，中国编纂、缮写和出版了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性质和丛书性质的出版物── 《永乐大典》、 《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 18世纪末，由于造纸机器的发明，推动了纸的生产，并为印刷技术的机械化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印制插图的平版印刷的出现，为胶版印刷打下基础。19世纪初，快速圆筒平台印刷机的出现，以及其他印刷机器的发明，大大提高印刷能力，适应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书籍生产的不断增长的要求。 历史进程 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书是在5000年前古埃及人用纸莎草纸所制的书。到公元1世纪时希腊和罗马用动物的皮来记录国家的法律、历史等重要内容，和中国商朝时期的甲骨文一样都是古代书籍的重要形式。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的拷贝都是由手工完成，其成本与人工都相当高。在中世纪时期只有少数的教会、大学、贵族和政府有著书籍的应用。直到15世纪谷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书籍才作为普通老百姓能承受的物品，从而得以广泛的传播。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随著网络的普及书已经摆脱了纸张的局限，电子书又以空间小、便于传播、便于保存等优势，成为未来书的发展趋向。 今天，人们能够了解中国三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状况，知道二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情形，读到优美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这一切，都有赖于古代的书籍。 中国最早的书籍，出现于商代，是用竹子和木头做的。竹子和木头是常见并容易得到的东西，在造纸和印刷术发明之前，缺少合适的书写材料，人们就把竹子和木头削成狭长的小片，用毛笔在上面写字。用竹子削成的狭长小片叫“竹简”，用木头削成的叫“木简”，它们统称为“简”。简上通常只写一行字，如果写错了，就用小刀刮去重写，所以古代把删改文章叫“删削”，这个词一直沿用至今。书籍开本有大有小，古代的简也有长有短，最长的三尺，最短的只有五寸。写一部书要用很多简，把这些简编连起来就成为“册”。编册多用麻绳，也用丝绳（称“丝编”）或皮条（称“韦编”）。古书中提到的“韦编三绝”，说的就是著名思想家孔子，因为经常阅读《易经》，把编简的皮条都磨断了三次。一册书根据简的长短决定用几道编，一般用二、三道编，多的用四、五道编。表示书的数量的“册”字，便是一个象形字，很像绳子把一根根简编连起来的样子。 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人们已经普遍用竹木简做书籍。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过写在丝织上的书－－“帛书”，帛书比竹木简书轻便，而且易于书写，不过丝织品价格昂贵 ，所以帛书的数量远比竹木简书为少。东汉又出现了纸书，纸书轻便、易于书写，价格比较便宜，深受人们欢迎。以后纸书便逐渐流传开来，到了晋朝，纸书完全取代了竹木简书和帛书。

好虽然看着书本看着相对简单，但也不遑多让，塑封也都很完整封面和封底的设计、

你变得更加聪明，你就可以勇敢地面对困难和挑战。 让你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个

越做越好。

给老爸买的，老爸喜欢

余秋雨早年的学术著作，可以看看。开本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