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1.陈丹青作序推荐。1978年，陈丹青在中央美院仓库参观了三十余件19世纪欧洲油画的原典。这些油画开拓了陈丹青的视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陈丹青后来的绘画，而这批画的收藏者，就是本书的主人公孙佩苍。本书中所讲故事，如陈丹青所说，“实在是民国的传奇，是画界的美谈，是一份迄未明了的家族疑案，更是中国近代史屡见不鲜的糊涂账”。
　　2.独门史料揭秘被遮蔽的历史。孙佩苍是民国第1大收藏家，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2年在成都举办画展期间离奇猝死，从此在历史中消失，大量藏品也不知下落。六十余年后，孙佩苍的后代孙元开始寻找祖父的历史，远赴台湾、日本找到了大量第一手历史资料，这些首次公开的资料对于美术史，甚至对于民国史，都是重要的补充。

内容简介

　　孙佩苍曾任东北大学教授、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民国第1收藏家。旅欧期间凭一己之力搜购了包括库尔贝、德拉克洛瓦、苏里科夫作品在内的大师原典，徐悲鸿是其至交好友，吕斯百王临乙以师相称，于1942年在成都举办画展期间离奇猝死，从此在历史中消失，大量藏品也不知下落。六十余年后，孙佩苍的孙子孙元开始寻找祖父的踪迹，写成此书，这是湮灭的家族史，也是美术史上一段终见天日的传奇。

作者简介

　　孙元，1946年生，籍贯辽宁，退休工程师，现居北京。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这故事，实在是民国的传奇，是画界的美谈，是一份迄未明了的家族疑案，更是中国近代史屡见不鲜的糊涂账。今世，中国民间已有若干心存抱负的买家，出手惊人，藏购二十世纪欧美著名艺术家作品，若论这辈藏家的先驱，无疑，是孙佩苍；若论目下中国人藏有十九世纪大师作品者，则唯孙佩苍一人而已。所幸孙佩苍留有这批珍藏，而他的孙子，正以手中撰写的这本书，走在找寻父祖的路途中。我在三十多年前得缘亲见那批真迹，三十多年后，得识孙元先生，在我心中，二者于是合一，成为传奇。
　　——陈丹青

目录

代序：只有一位孙佩苍 陈丹青
自序
一、立志寻找
二、东北大学
三、中法大学
四、大海捞针
五、两个画展
六、台湾之旅
七、明尼苏达文件
八、留学和从政
九、国民参政会
十、离奇猝死
十一、遗失的珍藏
十二、褫夺后的封杀
后记
历史在耐心等待忠实的读者
附录

前言/序言

　　◎ 陈丹青序
　　代序：只有一位孙佩苍
　　陈丹青
　　美院两年学业期间，有一项经历至关重要：1978年秋，某日，全班同学被领进陈列馆仓库，观看三十余件19世纪欧洲油画的原典，除了欧美常见的沙龙作品，其中竟有一件早期的库尔贝—“文革”十年，所有国外来华展览中止。运动甫歇，罗马尼亚画展、加拿大画展、法国乡村画展，相继来华，是为“文革”一代画家首次得见欧洲油画真迹，而能在美院居然亲见中国收藏的欧洲绘画，委实大出意料：此前，我们从未听说国内哪家美术馆或学院藏有欧洲油画真迹。
　　真迹从哪儿来呢？不记得哪位老师告诉我们：并非老院长徐悲鸿留法期间所购，而是一位军阀时代出使法国的官员在巴黎自费买下，携来中国。此后的故事不难推想：1949年之后，洋画不得展示，到了1969年秋，即进入“文革”动乱的第三年，形势更其无情，那位官员的遗属被迫将私藏移交中央美院，封尘九年，延至1978年底政治管制解除，方始见光，我们正是头一批得以亲见的幸运者。
　　那年代，我们对油画的购藏、民国的历史，统统无知。十年荒废，众人只顾凑近画幅仔细探看色调、笔触、肌理，谁也不曾介意画的来路。以惯有的政治概念，既是“军阀时代”的财物，理该归属国家，存在中央美院，更是天经地义。我记得那天没人追问这些画的来历，更未起念询问藏家的名姓。
　　真迹可贵，这是谁都知道的；中国全境没有西画真迹，这也是谁都知道的，亦且不以为怪。中央美院享誉国中，这份收藏却是罕有人知，岂不可怪？然而我们确凿看见了，不但看见，每幅画依次靠墙放着，容我们亲手拿起，捧着，好生端详。我不禁想：做一个中央美院的学生，到底不同啊。
　　那天，众生还有幸目睹五十年代第一批留苏学生临摹的欧洲与俄罗斯经典。
　　然而奇怪：此后各届教学，就我所知，不再循例安排学生入库观看真迹，知晓美院有此收藏的学生，也很少，便是知情者，大致淡然说起—名校的师生，大抵是不肯错过可资炫耀的一切的—正式讲课、私下闲聊，鲜少有人谈及这批包括库尔贝早期作品的珍藏。尤可怪者，当年“文革”甫过，条件寒碜，日后，美院与国家眼看一年年发达富裕，百业更新，既有这等宝藏，早该专辟一馆，长期陈列，给历届学子匡正眼界，提升教养，便是仅仅为了显示“中央”的优越，也拟定期挂出来，以便观瞻，毕竟，全国还有哪家美术院校亮得出这么一份西画的原典？！
　　三十六年过去了，没有这回事。其间，中央美院被迫两易其址，怨声不断，而也不听人说起那批收藏的下落。当我八十年代初远去纽约，目击域外美术馆无边无际的典藏，常会念及母校那可怜的、从未展示的独一份。偶或问起院内来人，十九漠然，年深月久，我也淡忘了。
　　但我从未忘记那位“军阀时代的官员”：旧社会，战乱中，居然有过这么一位爱绘画而好兴致的中国人，亲自收购洋画！上百年了，哪位国共大员做过这风雅而积德的事？出洋艺术家，自是不一样的，早年留欧画家带回不少宝贝：刘海粟、颜文樑，买了欧洲雕刻的翻制石膏像和精美画册，供在上海美专和苏州艺专，“文革”间砸了、毁了、流散了。徐悲鸿买过不少中国古典真迹，但未闻藏购欧洲油画。民国年间私人收藏欧洲绘画的个案，另有一例，是经美院老校友万青力先生撰文披露：上世纪二十年代，蔡元培先生游学德国期间，值立体派盛行，他曾购藏十余件立体派版画，当然，如多数民国遗事中的遗物，早已不知所终，无从追觅：那是我十多年前读到的文章，就中详细，记忆不确了。
　　总之，近百年，中国境内，我所闻知而亲见的欧洲油画真迹收藏，便是在美院陈列馆仓库内的那几十件。
　　三年前，2010年冬，杨飞云主掌的中国油画院美术馆举办大展“面对原典”，搜拢民国留欧一代、共和国留苏一代，及我辈出洋面对欧陆经典的临摹品，凡百十余件，允为近百年来是类作品的首次展示。其中最可珍贵者，当然是徐悲鸿、吴作人、颜文樑的手笔，虽说是临摹，因临者的资望，距今也近九十年了，望之形同古籍，直可视为“原典”吧。吴先生的几份临摹早先见过，而徐悲鸿临摹伦勃朗的名篇《参孙与大莉拉》，却是初识，全篇画艺工整，气息端凝，保存状况亦极良好。我问飞云如何得到这宝贝，他便介绍站在画侧的孙元先生，说，此画就是孙先生家里慷慨出借的。
　　我上前握手，才几句话，竟恍然得知：原来孙先生的祖父孙佩苍，正是那位“军阀时代的官员”，而当年在美院库藏亲见的三十余件真迹，全部是孙家的私产。
　　是夜倾谈，我粗粗得知了这批藏品的由来，又两年，孙先生苦心写成此书，我一字字阅读，总算得知了这份收藏背后的故事—这故事，实在是民国的传奇，是画界的美谈，是一份迄未明了的家族疑案，更是中国近代史屡见不鲜的糊涂账。为什么呢？请诸位读孙先生的书。而这迹近湮灭的故事，我的感慨，却是好不难说，今受孙先生之托，试着说说看—
　　说是历史的糊涂账，单看孙先生书名便知。序言头一句：
　　孙佩苍是我去世七十一年的祖父，寻找他的历史痕迹始于2007年，那年我已经六十一岁。
　　一个孙儿，逾花甲之年，犹不清楚祖父是为何人，做了何事：这是无数民国隔代晚辈的普遍真实。而祖孙之间的那位父亲，如千千万万“解放后”的父母，为避祸端，不敢、也不愿向下一代告知祖辈的身世：
　　他们讳莫如深的做法还是有效的……父亲生前单位办我与爷爷的亲属证明时，发现他档案的履历表没有写上爷爷。
　　刻意抹去上一代，刻意隐瞒下一代：六十多年来，无数家庭三代之间的关系，便是如此。然而，“血浓于水”，孙元先生在这部书中详细交代了自己往来两岸档案馆及东京、京都国立国会图书馆苦苦追寻祖父的漫长旅程。祖父的收藏，孙元先生倒是在三十九岁那年，豁然见到了：
　　随着拨乱反正形势的发展，经数年周折，在尊敬的习仲勋先生的批示下，这批画终于在1986年得以落实政策。在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归还藏品现场，一件件美术品包括油画、国画、铜器、石膏像、瓷雕梦幻般地展现在我眼前。
　　其时距我在美院目击真迹，已过七年。换言之：当时孙元先生也在北京，却是既不知详细，更未亲见。即便孙元先生同在现场，他也和我们一样，完全不了解这位神秘的藏家，更别说藏品的由来与命运—中国收藏传统讲究“流传有序”，欧美收藏家族的谱系则如军事档案般，保有精密准确的产权与记录，可是现代中国唯一拥有洋画真迹的收藏家族，其孙辈晚年的志业，竟是寻找祖父：这不是一笔不折不扣的糊涂账么？
　　为什么糊涂？谁使之糊涂？这是孙家迄今难安的疑案。在追寻过程中，经反复求证，孙先生逐渐拼凑了祖父的生平：原来这位“官员”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类横霸四方的“军阀”，而是：
　　北洋师范优级博物科毕业生、东北某段铁路局秘书、公派赴法考察教育六年、毕业于巴黎美术学校、与徐悲鸿林风眠等是为挚友，曾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曾接待旅法访问的程砚秋，归国后曾任东北大学教授、抗战时期东北党务办事处主委、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联（联合国前身）宗旨教育青年委员会中国委员、教育青年专家委员会的东方委员。1942年，在陪都公开展示这份收藏，而在展示期间，这位收藏家竟离奇猝死……
　　在艰难寻获的历史碎片中，仍有重要的空白，其中，或以下面两点最令后辈疑惑：其一，祖父的死因。其二，藏品散佚。其间，一次经孙佩苍生前至友过手，若干藏品下落不明，一次，是经两次程序暧昧的交公，归还后，又遗失若干，包括我们那天尚未见到的名家作品—普桑、德拉克洛瓦、列宾，以及一幅库尔贝的风景画。
　　孙佩苍的名字，在民国史早已消失；五十年代，他在四川的墓园因建设之名，夷为平地。
　　以上疑点、盲点，凭孙元先生一己之力而能水落石出，意恐渺茫。说句残忍的话：相较六十年来无可计数的冤案，南北各省更其曲折惨淡，以至渺无人知的例，委实太多太多。历史无情，人于是变得无情，无知于历史，则人也无知：当年外人看画，如我辈，不过听进“军阀时代出洋官员所购”这一句，便再不追诘，可在孙家后代，此书每一问，非仅是讨还血肉至亲的家族史，也是为捡回起码的真相与自尊。可告慰者，是孙家葆有的这份遗产，虽经掠劫缺失而安然俱在，也算中国现代收藏史足可骄傲的一份孤本。
　　念及此，我曾信告一位研究国学的长者牛陇菲先生。陇菲先生回信中写道：
　　一九四九年以来，私有财产一直不得保护，公私档案要么篡改，要么损毁殆尽，历史成了残片断环，几乎无可补缀。中国向来有历史书记传统，正史、野史、方志、家谱、传说、演义，成一完整系统，可相互参照，证实证伪。就连周边国家、民族历史，也要靠中国史书恢复。如此有典有册的中国，到了现在，则只有谎言和遗忘，只有匆忙与速朽。当代中国人，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仅仅苟活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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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迹从哪儿来呢？不记得哪位老师告诉我们：并非老院长徐悲鸿留法期间所购，而是一位军阀时代出使法国的官员在巴黎自费买下，携来中国。此后的故事不难推想：1949年之后，洋画不得展示，到了1969年秋，即进入“文革”动乱的第三年，形势更其无情，那位官员的遗属被迫将私藏移交中央美院，封尘九年，延至1978年底政治管制解除，方始见光，我们正是头一批得以亲见的幸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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