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偏好严谨逻辑的读者,常常对那些过于浪漫化或抒情化的哲学论述感到不适。然而,这部作品在保持其学术严谨性的同时,却展现出了一种惊人的文学质感。作者对于语气的拿捏非常到位,在介绍柏拉图的理想国时,那种古典的庄严感油然而生;而在探讨休谟的因果律挑战时,又带着一种冷静甚至略显尖刻的理性批判。这种风格上的张弛有度,极大地降低了阅读的疲劳感。我发现自己能够在完全沉浸于思想的交锋中时,还能欣赏到文字本身的美感。它成功地证明了,最深刻的哲学探讨,同样可以拥有优雅而引人入胜的表达方式,这在同类著作中是相当罕见的成就。
评分这本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其对文本细节的挖掘深度,它不像一些通俗哲学读物那样浮光掠影,而是扎根于文本的肌理之中,却又丝毫不显得晦涩难懂。我特别欣赏作者在解读维特根斯坦晚期思想时所采用的那种“去中心化”的处理方式,似乎将我们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执念一一剥离。阅读的体验是渐进式的:起初你以为你只是在回顾经典的知识点,但随着深入,你会发现作者在不动声色间重新构建了理解这些思想的框架。那些原本以为自己已经掌握的观点,在作者的重新组织下,焕发出新的光芒。这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场对既有知识体系的温柔而彻底的“重塑”工程,读完之后,看待世界和语言的方式都微妙地发生了一些转变,非常耐人寻味。
评分初读这本书时,我有一种被拉入某种智力迷宫的感觉,但这种迷宫并非令人沮丧,反而充满了探索的乐趣。作者的叙事节奏掌控得极其出色,时而如同散文般流畅地铺陈背景,时而又骤然收紧,聚焦于某个关键的概念冲突点。我原以为阅读涉及休谟的怀疑论和柏拉图的理念论对比会是一件枯燥的事情,但作者巧妙地引入了大量的类比和现代生活的参照,使得这些抽象的思辨拥有了鲜活的生命力。特别是关于知识的确定性这一核心议题上,作者没有急于给出结论,而是让读者自己去权衡不同立场的重量。这种引导式的阅读体验,远比那些直接给出“标准答案”的哲学读物更有价值。它教会我的不是“该相信什么”,而是“如何更审慎地去相信”。
评分这本书的结构真是精巧,作者似乎带着一种近乎“导游”的耐心,引导我们穿梭于古希腊的雅典和近现代的英国思想迷宫之中。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跨越千年哲学家观点冲突时所展现出的克制与洞察力。它不是那种生硬地把三位巨匠的语录堆砌起来的教科书,更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剧本,让柏拉图的理性主义幽灵、休谟的经验主义怀疑论低语,以及维特根斯坦对语言边界的审视,在同一舞台上进行一场无声的辩论。阅读的过程中,我时常感到一种智识上的兴奋,仿佛自己也在参与到那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中去质疑和构建意义。那种将宏大的哲学命题,通过具体的、可感的论证脉络呈现出来的能力,实在令人称道。它成功地避免了将复杂思想庸俗化的陷阱,反而提升了读者的思维层次,让人在合上书本后,依然能感受到那些深刻的疑问在脑海中回荡,久久不散。
评分坦白说,我带着一些保留的态度开始阅读的,因为将这三位跨度如此之大的思想家放在一起比较,很容易显得牵强或流于表面。然而,这本书在处理这种跨越时代的汇流时,展现出一种令人信服的内在逻辑和结构上的完整性。作者似乎非常清楚地知道,在什么地方必须强调差异的不可调和性,又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某种微妙的共鸣点,比如对人类认知局限性的共同关注。这种平衡的艺术,使得全书的论述显得既宏大又细致入微。它不是简单地罗列他们说了什么,而是深刻地探讨了“为什么”他们会那样说,以及这些不同“为什么”如何共同塑造了我们今天的思考困境。这是一部能够真正激发批判性思维,而非仅仅是知识灌输的作品。
评分很多最伟大的哲学家都曾用对话形式阐述他们的论证,但是,对话形式本身却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哲学对话:柏拉图、休谟和维特根斯坦》中的三篇论文分别考察了柏拉图、休谟和维特根斯坦采用对话形式写作的理由,并探讨了哲学内容与其文学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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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在十八岁时休谟的哲学研究获得了重大突破,使他得以让自己彻底面对这个“全新的思考领域”,也使他下定决心“抛弃其他所有快乐和事业,完全奉献在这个领域上。”休谟并没有说明这个重大突破为何,但一般推测很可能是他在因果上的理论—亦即我们对于世上因果关系的认知是取决于我们的情绪、习俗、和习惯,而不是取决于理性、也不是取决于抽象、永恒的自然定律。
评分而对于如何做一篇研究性论文,这篇文章给了我很大的启迪。首先,在做一篇论文之前,如果想完备的表达自己的意思,“得知道自己要说些什么,否则的话一定会说的不着边际”,这也就是要求我们在做一篇研究性论文之前,要最先弄清楚自己在想什么,自己想表达的是什么,否则,连你自己都不明白,如何能作出一篇条理清晰的文章去说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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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在这一系列的四个讲座中,我将从一般所说的“现象学”(phe—nomenology)和“技术哲学”(philosophy of technology)出发,看一下它们在当代的发展。我使用了“后现象学”(postphenomenolo—gy)和“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这两个更特殊和更特定的术语,以便反映下述两个事实:首先,尽管“后现象学”明显来源于现象学,但是后现象学是对现象学的有意识地修正或改变,以便反映任何带有现象学风格的哲学在当代处境中的历史性变化;其次,出于同样的原因,“技术科学”也反映了对当代科学技术学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做出响应的历史性变化。我深信,哲学、科学和技术在20世纪都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对这三种现象的解释同样也发生了激烈的变化。
评分大卫·休姆(后来改名为休谟)在1711年4月26日(儒略历)生于苏格兰爱丁堡的一座公寓里,父亲是在宁威尔区(Ninewells)担任律师的约瑟夫·休姆、母亲是法尔科内夫人。休谟在长大后偶尔也会回到宁威尔区的老家居住,他在1734年将名字从休姆改为休谟,因为英国人很难以苏格兰的方式正确念出休姆这个名字。休谟在年仅12岁时就被家里送到爱丁堡大学就读(当时正常的入学年龄是14岁)。最初休谟打算从事法律职业,但不久后他发现自己有了“一种对于学习哲学和知识以外所有事物的极度厌烦感,当我的家人想象我正在阅读屋埃特和维尼阿斯(两位当时著名的法学家)时,我实际上却是在阅读西塞罗和维吉尔的著作。
评分其次是关于下定义的准则。苏格拉底认为,“现在大多数人都不明白自己并不知道事物的本质,因此在讨论时,他们把人们一致赞同的关于某个事物的定义搁在一边,还以为自己知道这个事物,而在耗费精力进行讨论之后,他们最终当然就会发现自己的看法既相互矛盾,又自相矛盾。因此,你和我一定要避免再犯这种我们指责别人的错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一个人是更应该陪伴有爱情的人还是没有爱情的人?我们必须先对爱情的定义取得一致看法,这个定义要显示爱情的本质及其效果,这样我们才能进一步讨论爱情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这一段话中,苏格拉底是在告诉我们,在对一个事物进行讨论之前,首先要对这件事物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且这个定义要能显示事物的本质及其效果,才是最完备的定义,才会有接下来进一步的讨论。只有建立在明确、完善的定义之上,讨论才能有根基的得以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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