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传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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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樟华,邱江宁 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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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ISBN:9787542641083
版次:1
商品编码:11214941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3-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61
字数:280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传记是人类记录自身历史经验与行为的直接载体,所谓“传者,传也,纪载事迹以传于后世也”,从人类结绳记事的年代开始,传记就作为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主要表达载体之一产生,并逐渐成熟、繁荣,至今依旧生机勃勃。可以说,传记的发展、繁荣与人类自身经历的丰富、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复杂、思想情感的多元等因素密切相关,与人类文明史上诸如哲学、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历史、文学等所有内容都颇有关联,并受到它们的深刻制约。

目录

前言

清代传记理论概述
一、康熙与《明史》撰修及清初传记理论队伍的建设
二、《明史》修撰体例与清代传记理论的主要特征
三、清代传记理论的发展

钱谦益散传研究
第一章 散传传主的选择
一、忠君爱国的东林党人
二、务实勤孝的循吏、孝子
三、位卑名微的普通平民
四、不忘故国的气节之士
五、显赫清廷的达官贵人
第二章 散传题材的选取及主题的表达
一、非天下所以治乱安危者皆不载
二、论学
三、须眉咳唾,一一如见
四、以寄心曲
第三章 骋“气”肆其力的艺术特色
一、“定公案、征信史”的实录原则
二、叙事必兼抒情、议论
三、明暗互补,一传记二人

黄宗羲传记写作及理论之研究
第一章 黄宗羲传记写作的时代
一、“天崩地解”的时代背景
二、传奇的人生经历
第二章 黄宗羲传记分析
一、品类多样的创作题材
二、承嗣传统、别出新意的艺术手法
三、气象阔大、朴实平易的美学风格
第三章 黄宗羲传记理论研究
一、“文之美恶,视道合离”
二、“宁不喜于今人,毋贻议于后人
三、“一时之性情”和“万古之性情”
四、“传奇人于千秋”

王士稹传记研究
第一章 伫兴而就——王士稹传记的创作成因
一、深厚的史家素养积淀
二、深沉的情感表达需要
三、高远的人格理想寄托
第二章 随其性之所近——王士稹传记的传主选择
一、选择忠孝节义者
二、选择为官廉洁审慎者
三、选择处世自然本真者
第三章 劲而不诡,舒而不俗——王士稹传记的文体风格
一、取材尽意
二、议论尚实
三、语言入神

全祖望碑传文研究
姚鼐传记理论及写作研究
清初女性散传研究

精彩书摘

  另外关于传记写作原则的讨论,还有一个备受学者关注的问题,那就是如何选择恰当的体裁表现不同传主或者满足不同表达需要的问题。传记作为一种文体,它根据不同的区分方式有多种不同的表现体例,比如按传记的作者分,它分自传和他传,在他传方面,还可以分出私人撰述与官方撰写;按传记载记的传主对象分,它分单传与合传,在单传中,从《史记》开始就按传主的身份、历史地位分本纪、世家、列传等,在合传中,又往往会根据传主的职业性质分出五花八门的类别;按传记的写作方式分,传记有墓志铭、行状、回忆录、日记、年谱等;按传记的写作风格分,传记有正传、别传等;按传记的篇幅分,传记有长篇传记、中篇传记和小传等,而针对不同身份、不同表现需要的传主,传记的写作体例也必然要有所区分,而这些问题在清人的传记理论思考颇有辨析,比如黄宗羲《明名臣言行录序》说:“史之为体,有编年,有列传,言行录固列传之体也。列传善善恶恶,而言行录善善之意长,若是乎恕矣。然非皎洁当年,一言一行足为衣冠者,无自而入焉。则比之列传为尤严也。今徐子(即徐开任)之为录也,博采兼取,一善一长必录,无暇窥见至隐。以朱子之严,尚有议其范平章、窦内翰之不应入者,徐子毋乃长于知君子而短于知小人乎?虽然,徐子之意固有在也。”黄宗羲的这段话针对不同传记表达需要较为清晰明确地辨析了传记所具有的意义。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针对方志写作而提出的“详今而略古”、“详后而略前”传记书写原则。章学诚所谓的“详今而略古”,就是“正史未具之人,方志详为之传,是详今也;正史有传,则但存其名于表,是略古也。”所谓“详后而略前”,就是“宋元至明,史传虽具,史外有书可参,故无传者补之,传未尽者或增订之,是详后也;隋唐以前,史无旁书可参,则止有人物表,而无补订诸传,是略前也。”(《湖北通志序论》)如果不加剪裁,没有轻重,那么方志和正史史传就没有什么区别了,章学诚对方志书写原则的订立实际为正史之外的其他类型传记的书写确定了比较普泛的原则,在清代传记写作大繁荣的背景中,大量出现的各类传记,都努力在正史之外寻找自身的存在价值,章学诚作为学者的引领意识非常明显,事实上他所提出的写作原则也的确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
  ……

前言/序言

  传记是人类记录自身历史经验与行为的直接载体,所谓“传者,传也,纪载事迹以传于后世也”,从人类结绳记事的年代开始,传记就作为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主要表达载体之一产生,并逐渐成熟、繁荣,至今依旧生机勃勃。可以说,传记的发展、繁荣与人类自身经历的丰富、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复杂、思想情感的多元等因素密切相关,与人类文明史上诸如哲学、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历史、文学等所有内容都颇有关联,并受到它们的深刻制约。与传记自身的创作繁荣情形相比,从古至今,传记或被人们当做历史载记,人们只看到它的资料价值而忽视它自身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或被人们看做是文学的一种,用文学的视角对它的丰富性加以限制与界定,就像胡适所说的那样,“给史家做史料,给文学开生路”,传记至今没有独立出史学或者文学的范畴而自成一家。实际上,就传记的产生、繁荣而言,不仅是史学、文学无法相比,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体裁的产生时间能比传记出现得更早,也没有什么体裁在创作持续时间和创作数量上能与传记相比。就传记自身家族领域而言,按传记的作者分,它分自传和他传,在他传方面,还可以分出私人撰述与官方撰写;按传记载记的传主对象分,它分单传与合传,在单传中,以中国传统传记为例,它往往还按传主的身份、历史地位分本纪、世家、列传等,在合传中,又往往会根据传主的职业性质分出五花八门的类别;按传记的写作方式分,传记有墓志铭、行状、回忆录、日记、年谱等;按传记的写作风格分,传记有正传、别传等;按传记的篇幅分,传记有长篇传记、中篇传记和小传等。尽管传记的创作是如此的门类繁多、不能胜记,但关于传记的研究却几乎不堪提起。传记没能成为一门学科或者学问,让人作专门、系统的研究,而且由于传记的尴尬定位,人们也缺少使传记研究专业化的信心与愿望,以此,传记研究至今还是一门清冷的、小众化学问。中国传统传记就其创作发展和系统研究来说,也同样没有摆脱传记的发展轨道与尴尬地位。新时期以来,中国传统传记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有一批学者带领子弟筚路蓝缕地对传记进行专门的研究,并屡有成果出现,但必须承认,无论是学界还是研究者自身都没有对这些成果表示应有的兴趣,中国传统传记研究依旧是不引人注意、不被人关注、多少有些自说自话的小众研究。
  抛开有关传记释名的纷纭路数、也跳出有关传记创作纠缠不清的真实性辨析、再不屑于传记如何认祖归宗问题,如果将中国传统传记按年代划分来进行研究的话,清代传记是最值得人们花大力气研究、且一定能得到巨大启发和收获的研究课题。这不仅仅是因为清代距离现在时间近,留下的文献载记多,更因为,与其他朝代相比,清代是传统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最成熟时期,传统思想、文化、学术的发展在这个时代处于全面总结、集大成的时期。与时代特征相副的是,清代传记在创作数量上堪称历朝历代中之最多者.创作质量也堪称各朝各代中之最上乘者,而清代传记创作由于内容的丰富性、多元性、深刻性所表现出来的独特魅力更是其他朝代传记不能比拟的。清代传记创作繁荣以及独特面貌形成的原因,与那个时代的面貌特征密切相关,综合看来,它们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关系:第一,明清易代与清代传记创作繁荣的关系;第二,清代官修传记制度的建立与清代传记创作全面繁荣的关系;第三,女性群体备受关注与清代传记创作独特魅力形成的关系。
  一、明清易代与清代传记创作繁荣的关系
  明清易代对于清代尤其是清中叶以前的士大夫、统治者所产生的影响非常复杂、深刻,而无论哪一方都对纷纭的历史有清醒的表达意识,那个时期的历史人物被师友、同僚、亲属、学生以及对手、敌人等等不同身份的人用不同视角不断地书写,这大大刺激了传记创作的大繁荣。以《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九十种清代传记综合索引》两种书的统计为例,仅为顾炎武作的传记有31篇,黄宗羲的有26篇,王夫之的18篇,钱谦益的有11篇,万斯同的6篇等等,统计当然很不全面,但可以见出明清易代的历史背景对于清代传记创作繁荣的巨大影响。
好的,这是一份针对一本名为《清代传记研究》的图书所撰写的、不涉及该书内容的、详尽的图书简介: --- 《晚明士人圈的社会生态与文化变迁:以江南士绅群体的日常实践为中心》 作者: [此处留空或填入虚构的学者姓名] 出版社: [此处留空或填入虚构的出版社名称] 页数/字数: 约 600 页 / 40 余万字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深度聚焦于明末清初(约 1600 年至 1680 年)特定历史区段——晚明士人社会生态与文化实践的专题研究。它并非采用宏大的政治史叙事,而是选择以江南地区,尤其是苏松常等核心区域的士绅阶层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日常生活的细节、文本交往的模式、物质文化的消费以及跨地域流动的轨迹进行细致梳理,旨在揭示这一特定群体在王朝更迭的剧烈动荡中,如何重塑其社会身份、维护其文化权威,并最终适应新的政治秩序。 全书共分为六个主要部分,每一部分都围绕一个核心的“实践场域”展开深入剖析,力图呈现一个立体、复杂且充满内在张力的晚明士人形象。 --- 第一部分:士绅身份的建构与维系:从科举到地方治理(约 120 页) 本部分探讨了晚明士人身份的“生产线”。我们首先考察了科举制度在晚明时期的制度性疲态与民间解读的张力。重点分析了“新贵”与“旧族”在获取功名和维持社会地位上的差异策略。 核心议题包括: 1. “荐牍”与人情网络: 考察了晚明士人如何通过私人关系网络而非纯粹的学识进入权力视野,分析了请托信函(如“荐牍”)的格式、语境及其背后的社会权力运作机制。 2. 地方治理的“准公共性”: 研究了士绅群体如何介入如水利、赈灾、乡约编制等地方事务。本书认为,这些实践并非简单的“利他行为”,而是士绅阶层将自身学问转化为社会资本和政治合法性的关键场域。我们利用地方志中关于“义举”的记录,重建了他们处理危机时的决策流程。 3. 家族祭祀与宗族重塑: 论述了在中央权力相对虚弱的背景下,宗族组织如何吸收儒家礼教资源,进一步强化了其对基层社会资源的控制力,以及这一过程如何成为士绅身份世袭化的重要途径。 第二部分:物质文化与审美趣味的社会区隔(约 100 页) 这一部分将目光转向士人的物质生活,重点分析了知识分子对物质的介入,如何成为区分“雅”与“俗”、“真”与“伪”的关键标准。 重点研究领域: 1. 园林与隐逸的景观政治: 通过对特定文人园林(如拙政园的局部改建、特定书斋的营造)的考察,分析园林如何从单纯的休憩之所,演变为展示主人学识深度和财富余裕的“人造山水”。园林设计中的“不完美”与“古拙”如何被用作对抗世俗富豪的文化姿态。 2. 书画与古董的流通: 深入探讨了晚明时期艺术品市场的兴起。我们分析了版画技术对知识传播的影响,以及对古代器物(如宋瓷、彝器)的收藏热潮背后的“怀古”情结。这些收藏行为不仅关乎审美,更是一种对历史合法性的追溯。 3. 服饰与仪态的规范: 分析了晚明士人对服饰(如直裰、褶衣)材质、颜色选择的严格要求,以及这些外在规范如何内化为一种自我约束和群体认同的标志。 第三部分:私人文本的公共性:书信、日记与社交礼仪(约 110 页) 本书将晚明士人的日常文字视为社会实践的活化石,尤其关注那些未被纳入“正统”史学的私人文本。 关键分析点: 1. 书信往来的“修辞学”: 收集整理了数百通私人信札,探讨了不同身份(师生、同年、朋友、姻亲)之间通信语气的微妙变化。信件中对疾病的描述、对时局的隐晦评论,构成了理解士人内心焦虑的主要窗口。 2. 日记的功能转换: 研究了晚明日记从简单的起居记录,向道德反思和学术规划工具的转变。重点对比了不同地域、不同政治立场的士人(如留恋故土者与南下避乱者)在记述事件时的视角差异。 3. 宴饮与“酬唱”文化: 分析了宴席上的诗词唱和、对联酬答等互动形式。这些即兴创作并非单纯的文人雅集,而是展示个人反应速度、学问储备和社交情商的“表演性”场合。 第四部分:知识的流动与地域性的冲突(约 90 页) 明清鼎革时期,大量士人因战乱或立场选择而被迫迁徙,知识的传播路径也随之发生剧变。 1. “流亡”知识分子的文本生产: 关注了那些南渡或北返的士人,他们在客地如何重建其知识共同体,以及其作品中流露出的对故土的乡愁与对新政权的复杂情感。 2. 区域性学术传统的碰撞: 分析了以东林学派为代表的特定学派与地方性知识传统(如徽州学派、晚明金石学)之间的交流与摩擦,探讨了知识谱系的“地方化”趋势。 第五部分:对“俗”的界限划定:对民间信仰与异端的反应(约 70 页) 士人阶层在维护其文化霸权时,必须不断界定“非我族类”的界限。 1. 对新教传入的知识回应: 研究了少数开明士人对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知识的接触与选择性吸收,分析了他们如何将其纳入儒学框架内进行消化或批判。 2. 对民间宗教的排斥与利用: 考察了士大夫在地方志中对地方性神祇、异端教派的记载,揭示了他们如何通过文字将这些信仰“降级”为迷信,从而巩固其理性主义的文化主导地位。 结语:秩序重建中的文化适应(约 40 页) 全书最后总结了晚明士人阶层如何在清初的严酷政治环境下,完成了从“参与者”到“谨慎的文化守护者”的角色转换。他们通过精妙地平衡“气节”与“生存”,使得中国传统士人文化得以在断裂中实现重要的结构性延续。 --- 专家推荐评价(虚构) “本书以其惊人的史料挖掘深度和细腻的微观分析,彻底改变了我们对晚明士人‘风流才子’形象的刻板印象。作者成功地将宏大的时代背景‘打碎’,融入到无数张书信、一次宴饮、一处园林的设计细节之中,展现了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断裂点上的生存智慧与文化韧性。它是一部关于‘如何做人’而非‘如何做官’的社会史杰作。” ——[某著名史学期刊主编] --- 适合读者 对明清之际社会史、文化史、知识分子史有浓厚兴趣的学者、研究生,以及对传统士大夫日常生活实践抱有好奇心的历史爱好者。本书的分析方法兼具社会学视角与人类学细节处理,尤其适合希望深入理解中国前现代精英阶层行为逻辑的研究者。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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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翻开《清代传记研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或许会是一本枯燥的学术专著,充斥着晦涩的理论和繁复的考证。毕竟“研究”二字就足以劝退不少普通读者。我设想中的阅读过程,大概是捧着一本厚厚的书,在字里行间寻找关于某个名臣、某个名妓的蛛丝马迹。然而,这本书的出乎意料之处在于,它虽然深入学术,却依然保留了相当的文学性和可读性。作者并非简单地罗列史料,而是以一种引人入胜的方式,将那些分散的、碎片化的信息串联起来,构建出一幅关于清代传记创作的生动画卷。它探讨了传记的“形”与“神”,即传记在形式上的变化,以及在内容上如何捕捉人物的精神特质。读完某个章节,我甚至会觉得,自己仿佛亲身经历了一场关于传记写作的辩论,作者的论点清晰,旁征博引,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被带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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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清代传记研究》,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许多历史人物的面孔,比如那个铁腕治国的雍正,或者才情横溢的曹雪芹,我期待这本书能为我打开一扇窗,让我更深入地了解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生活轨迹。我曾想象着,这本书里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趣闻轶事,那些被正史忽略的细节,那些流传在民间的故事,都会被一一挖掘出来,让我大开眼界。但实际阅读后,我发现它的重点并不在于“讲故事”,而是“研究”故事的讲述方式。它探讨了传记在清代是如何被书写、被阅读、被解读的,以及这些传记在传播历史、塑造人物、影响社会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这种对“传记”这一文体本身的关注,让我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历史,也让我意识到,了解一个人,不仅仅是了解他的生平,更是了解他被如何记载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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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我拿到手里时,心里是怀着一种期待的,希望能从中读到关于康熙、乾隆盛世下的风云人物,或者晚清动荡时期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的故事。我渴望在字里行间,看到那些鲜活的面孔,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学习他们的智慧与胆识。然而,《清代传记研究》并没有直接满足我这种“故事性”的期待。它更多地像是在解剖“故事”本身,剖析传记这种载体在清代的运作机制。它探讨了清代文人在创作传记时,是如何受到当时社会思潮、政治环境,甚至文学风尚的影响。比如,某些传记对特定阶层人物的关注,或是对某些道德规范的强调,都折射出当时社会的价值观。这种“间接”的叙事方式,反而让我产生了一种“抽丝剥茧”般的阅读乐趣,仿佛在透过传记这扇窗,去观察整个清代社会的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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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以为,像《清代传记研究》这样的书名,读起来应该会比较沉闷,充满学术性的词汇和繁琐的论证。我期待的是那种能让我轻松读完,获得一些历史“知识点”的读物,就像看一本历史类的科普读物一样。但是,这本书的写作风格却给我带来了不小的惊喜。虽然它有其学术的深度,但作者的笔触却相当生动,并且善于运用各种生动的例子来阐述观点。它并没有局限于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通过对一些具体传记作品的细致分析,展现了清代社会中不同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风貌。读这本书,与其说是在“学习”知识,不如说是在“体验”历史,仿佛通过一本本传记,窥见了那个时代形形色色的人物,以及他们背后所折射出的社会百态,这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让我对清代历史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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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名字《清代传记研究》确实引人入胜,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些风云人物的历史故事,我本以为会是一本描绘帝王将相、文人墨客一生跌宕起伏的读物,但拿到手后才发现,它的视角更为独特。它没有直接讲述某位名人的生平事迹,而是从一个更宏观、更学术的角度切入,探讨了“传记”这个文体在清代的演变和发展。我原本期待的是一种情感上的共鸣,比如穿越时空与历史人物对话的体验,但这本书更像是一场智力上的探索,让我思考传记作者是如何选择素材、如何构建人物形象、以及他们背后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和价值取向。书中对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传记的分析,比如官方史书中的传记、文人笔记中的人物小传、甚至是家族谱牒中的人物记载,都展现了传记创作的多样性。它引导我去关注传记本身,而非仅仅是传记中的人物,这是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也让我对历史叙事有了更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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