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 “文人原本是怪胎”——“公知”为何坍塌?“斯文”如何扫地?易中天系列文章,厘清中国文人的品格和品类,清算古往今来中国文人的“红”与“黑”。易中天说:无意招谁惹谁,只是想说就说。杯具啊杯具……
◆ “改革是没有任期的”——反对票不该是奇迹,正义是不是一座很远的桥,该以人为本的,不拿人当人……谈教育、论时事、辩儒学,针针见血。
◆ “那时我们唱红歌”——畅谈红色年代离奇荒诞的红歌往事,以及黄歌、蓝歌、白歌、黑歌、灰歌、绿歌……睡觉还早,一起聊聊。
内容简介
《斯文:帮忙、帮闲、帮腔、帮凶及其他》为易中天教授谈文化嘴脸的诸文结集。
“文化人的分野”系列文章,从孔子时代追溯文人的源头,探求文化人的品格和品类的分野,在对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类型的区分中,考量风骨、气节、担当、性情、学养和理想,穿透皮相,排列出文化人的精神光谱,烛照中国文人在历史和当下社会中扮演的帮忙、帮闲、帮腔、帮凶及其他角色。在人格光谱的比对中,分明映现出中国古今文人的红与黑。
另有长篇访谈《那时我们唱红歌》,畅谈红色年代的“红歌”往事,透视“红歌”岁月的荒诞和离奇。此外,又有系列专文,就儒家的遗产,与秋风论道;从药家鑫的悲剧,反观中国教育的缺失及教育官僚的职责与担当,伸张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精神;以“方韩之争”,辨析公民的权利与言论的自由。
在《我的父亲易庭源》一文中,易中天深情追忆父亲那样一位老派共产党员的点滴往事。
作者简介
易中天,1947年生,湖南省长沙市人,1965—1975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生活,1975—1978年在新疆乌鲁木齐钢铁公司子弟中学任教。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名誉教授。著有《品三国》、《帝国的终结》、《费城风云》、《我山之石》、《书生傻气》、《公民心事》、《斯文》等。
目录
【第一辑】——文化人的分野
文人原本是怪胎 ——“文化人的分野”之一
诗人与文人——“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学人与文人——“文化人的分野”之三
士人的风骨——“文化人的分野”之四
文人真面目——“文化人的分野”之五
文化气质与文化血型——“文化人的分野”之六
谁都可能是文人——“文化人的分野”之七
做人要做怎样的人——“文化人的分野”之八
【第二辑】——新新儒家
我们从儒家那里继承什么,又该怎样继承
这样的“孔子”不离奇吗——与秋风先生商榷
儒家的限政只能是徒劳——再与秋风先生商榷
独尊儒术:革命还是参股——兼答秋风先生
【第三辑】——再谈教育
“后药家鑫时代”之某校
药家鑫案:啥教训,咋整改
谁把药家鑫变成了凶手
儿童节:何妨也是“亲子节”
改革是没有任期的
最该以人为本的,最不拿人当人
【第四辑】——愤不顾身
反对票不该是奇迹
正义是不是一座很远的桥——由音乐剧《时光当铺》所想到的
“擦桌子的主义”之排列组合
惟其独立,方能妥协
美德本是天良
文化是个慢活——答《人民日报》记者潘衍习
放水养鱼——答《南方都市报》记者王晶
传统文化不是道德缺失的解药——答《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马芸菲
“文化入世”与“文化航母”
国骂?汉骂?非非骂——答《楚天都市报》记者陈倩
我看方韩之争
兔子怎样证明自己不是骆驼
决不能再设“道德祭坛”——从“方韩之争”说开去
【第五辑】——我和我爸
我的父亲易庭源
那时我们唱红歌
精彩书摘
【易中天论“文人”】
汉魏以后的“文人”,俗称“笔杆子”。他们是为皇权或当局服务,帮闲、帮腔甚至帮凶的读书人。歌功颂德,是帮腔;吟风弄月,是帮闲;为文字狱提供“证据”,深文周纳,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则是帮凶。没有文人,单靠皇帝,根本就实现不了“文化专制”。《韩诗外传》说,君子要“避文士之笔端”,并非没有道理。……
帮腔和帮闲,也有等级或品级。高级的舞文弄墨,中级的插科打诨,低级的溜须拍马。
士人则可以挑肥拣瘦,朝秦暮楚,爱理不理,爱来不来,端足了架子摆足了谱。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于是,他们不但是中国最早的“文化工作者”,也是中国最早的“自由职业者”。
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或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文人不讲“气节”,只讲“节气”。到什么季节,就开什么花;刮什么风,就使什么舵。名为“与时俱进”,实为“与势俱进”。哪边得势,或可能得势,就往哪边靠。
所以,文人的“风骨”,极其靠不住。就算有,也一定是“做”出来,不是“长”出来的。就连他们的“反骨”,也不过“另一副嘴脸”……
士人有真风骨,学人有真学问,诗人有真性情。文人呢?只有花腔,没有学养;只有欲望,没有理想;只有风向,没有信仰。所以,他们也“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尽管那姿态,往往会秀得“绚丽多彩”,能够“颠倒众生”,甚至“惊世骇俗”。
这也并不奇怪。前面说过,文人的“本职工作”和“历史使命”,就是帮闲和帮腔,偶尔帮凶。只不过,有帮得上和帮不上、受重用和被排挤、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别。但,无论当班还是待业、在岗还是编外,甚至不过“闲杂人等”,其实“自作多情”,也都要走台、献艺、开屏,而且是秀给别人看的。需要什么学养、理想、信仰,也不需要自己独立的立场,“风姿绰约”即可。
故,文人也可能有学问,但那是用来卖弄的;可能有性情,但那是用来表演的;还多半会有聪明才智,但那是用来舔痔疮的。
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演者”。他们的表演,就是我们的表演,是我们的“集体表情”。……文人必须实际上是“皇权的传声筒”,表面上却是“民意的代言人”。
文人则“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只讲表情,不讲实情”。需要“歌功颂德”,就“满脸灿烂”;需要“排忧解难”,就“眼泪汪汪”;“群情激奋”之时,也能“仗义执言”一把。文人的清高和侠义未必可靠,未免可疑,原因即在于此。总之,没有恒定价值观的文人就像烟花:光彩夺目,一地纸屑。
◎ 精彩选读
【士人的风骨——“文化人的分野”之四】
一 士与知识分子
认真说来,士或士人,作为概念或称呼,已经是历史了。今天没有“士”,只有“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又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指“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狭义的特指“社会的良心与良知”。这两种,都与“士”有关。
广义的知识分子,是士人身份的现代化。古代的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分工”和“职业身份”。所谓“士农工商”,即意味着农是庄稼人,工是手艺人,商是生意人,士是读书人。要求最严的时候,士人除了读书,以及因为读书而做官,不能从事别的行业。当然,躬耕于垅亩,是可以的。但,耕是副业,读是主业。耕读为本,是因为国家重农;诗书传家,才是命脉所系。亲自到地里干活,带有“体验生活”的性质。
所以,士人可以不耕,不能不读。开作坊,做生意,就更不行。刘备卖履,嵇康打铁,当时便都算“出格”。读书做官,则理所当然。做官以后,也还要读书,有的还写写诗,做做学问。这就叫“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
可见,古代的士,就是读书人,而且是“职业读书人”。或者说,是在读书与做官之间游刃有余的人。因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优”,是优裕的意思。也就是说,做官轻松自如,就做点学问;治学精力过剩,就当当官员。这是古代士人的最佳状态。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典型的士大夫。
这样的人,今天恐怕不多。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即广义的知识分子,其实未必都读书。教科书当然是要读的,但那叫“学习”或“上课”,不叫“读书”。毕业以后,也未必都要做官,更很少有人再去务农。他们可以当白领,做律师,办企业,搞艺术,成为科学家,都正大光明,自由平等。读书,则只是业余爱好。因此,我们很难从职业身份,来认定谁是士,谁不是。甚至读不读书,也不足为凭。要知道,就连文人,也读书的。
不看职业,也不看读书,那看什么?看精神。实际上,士或士人在古代,既是一种“职业身份”,又是一种“文化精神”。狭义的知识分子,则是士人精神的再传承。因此,本系列文章所说的士人,也包括其他,都是指某种精神类型、气质类型或人格类型,甚至只是一种“文化符号”。比如梅兰芳,职业虽是艺人,却不但成就极高,更在抗战时期,表现出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因此,文化界普遍视他为士人,要尊称“梅先生”的。
那么,士人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是什么?
二 担当与担待
我认为,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是有风骨;“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可杀不可辱”(《孔子家语?儒行解》),是有气节;“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论语?泰伯》),是有担当。
担当是广义的,包括“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有此一条,即可无愧为“士”。但严格意义上的“士”,还得有“天下之担当”。这种担当,古之士人,一般都有。后之士人,也“可以有”。但如果是“国士”,则“必须有”。刘备寄居刘表之下时,就曾当面痛斥一个名叫许汜的人,说他明知天下大乱国难当头,却居然“求田问舍,言无可采”,真是徒有国士之名,当为士林不齿(《三国志?陈登传》)。
可见古人心目中的国士,必须像《毕业歌》所云,能够“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至于“无双国士”,则恐怕只有像诸葛亮那样才行。可惜这样一位难得的士人,却被《三国演义》歪曲为自命清高忸怩作态的酸腐文人,作够了秀才出山,实在让人忍无可忍。
诗人和学人,则可以不必有此担当。真正的诗人,当然也都是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他们的作品,也一定是人民的心声。但这是“反映”,不是“担当”。同样,学人也可以撰写时评,发表政见,以天下为己任。但这时,他已经是士人了。或者说,是具有士人精神的学人。纯粹的学人,完全可以“两耳不闻天下事”。正如纯粹的诗人,完全可以“每有闲情娱小我”。天下和国家,是可以管,也可以不管的。只要为社会和人类,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就是真正的学人和诗人。
至于文人,则是没有担当的,也别指望他们有。帮闲和帮腔,要什么担当呢?有“眼色”,能“揣摩圣意”即可。至多,有点儿“担待”。比方说,皇帝或上级犯了错误,便挖空心思替他们擦屁股,打补丁。2007年,陈水扁夸人时误用“罄竹难书”一词,舆论哗然。历史学家出身的“教育部长”杜正胜,便硬说这成语没有贬义,用在哪儿都行。看来,替主子文过饰非,也是古今如一,两岸皆同,而且“驾轻就熟”的。
如果实在打不了圆场,主子又不想认账,文人便或自愿或被迫,或半自愿半被迫地去当替罪羊。还有,揣摩失误,站错了队,表错了情,得自认倒霉。赖得一干二净的也有。哪怕白纸黑字写着,众目睽睽看着,当事人都还活着,也不承认。但,你可以不认错,不能不认账。账都不认,哪有担当?连担待都没有!
这就是士人与文人的区别之一。士人有担当,文人得担待。担当是对天下的,担待是对领导的;担当是自觉的,担待是无奈的;担当是对自己负责,担待是帮别人赖账。所以,士人,也包括诗人和学人,都能文责自负。文人,则只要有可能,一定推到别人头上。而且那“别人”,也一定不是皇帝或上级。除非那上级,是上上级正好要收拾的人。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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