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地說,這本書的選篇結構,初看之下似乎有些散漫,缺乏那種傳統意義上“連貫的敘事綫索”。但正是在這種看似隨性的排列中,我看到瞭周作人先生獨特的“時間觀”。他似乎並不在意作品之間是否有明確的主題遞進,而是將它們視為一個個獨立的“瞬間切片”,共同構成瞭他精神世界的版圖。這種編排方式,反而更貼近人真實的記憶模式——記憶本身就是碎片化的,是感官刺激與情感殘留的隨機組閤。我尤其欣賞其中幾篇關於“閑適”和“趣味”的論述,它們避開瞭當時文學界熱衷的宏大政治口號,轉而深入探究個體精神的自洽與安寜。這是一種極具個人色彩的抵抗方式,以一種近乎“無用之用”的姿態,守護住瞭知識分子的內心疆域。對於那些習慣瞭快餐式閱讀的讀者來說,這本書可能需要耐心去“磨”,去適應那種不緊不慢的節奏,但一旦沉浸進去,就會發現這種慢,恰恰是通往深刻理解的必經之路。它教會我們如何從日常的重復中,提煉齣不朽的意義。
評分這本書給我的最深感受,是一種“失落的優雅感”。在今天這個充斥著焦慮和效率至上觀念的社會,周作人的文字提供瞭一個完美的避風港。他談論的“生活美學”,不是那種物質堆砌齣來的奢靡,而是一種從精神深處散發齣來的從容與雅緻。比如他如何對待器物,如何看待一頓簡單的餐食,都體現瞭一種“活在當下”的專注力,一種對“小確幸”的深刻體悟。這種優雅,是建立在強大的學識基礎之上的,但錶現齣來卻異常剋製。它不是張揚的,而是內化的,像深海的寶藏,需要潛得足夠深纔能觸及。這套自編集,就像是一份精心準備的下午茶,茶具考究,茶水清冽,雖然過程緩慢,但迴味悠長。它提醒我們,真正的文化修養,不是學會多少新潮的詞匯,而是如何將最樸素的生活過齣詩意和格調。對於希望提升自己精神氣質的讀者來說,這本書是極佳的參照係。
評分說實話,初讀時我帶著一種審視的眼光去“挖掘”其中的時代局限性。畢竟,周作人先生的經曆和立場在曆史的長河中總是伴隨著復雜的爭議。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當真正沉下心來閱讀這些“過去的工作”,那些沉重的曆史包袱似乎被神奇地稀釋瞭。剩下的,是純粹的、文本層麵的魅力。他筆下那些關於“苦澀中尋求一絲甜蜜”的描摹,那種對人性復雜麵的洞察,超越瞭具體的政治背景,具有瞭某種永恒的普適性。這套選集,巧妙地避開瞭那些最容易引起爭論的“時評”,而是側重於他內心世界的營造。讀完後,我得齣的結論是:評價一個作傢,我們或許永遠無法繞開他所處的時代,但通過精選的作品,我們至少可以先抵達他思想的內核,那裏是相對純淨、不受外界喧囂乾擾的“象牙塔”。這並非是粉飾太平,而是尊重文本本身的獨立價值,允許我們在藝術的層麵上,與作者進行一次純粹的、不帶預設的對話。
評分這套“自編集”最大的價值,或許在於它提供瞭一個觀察“語感”演變的時空隧道。周作人的文字,早期的稚嫩與後期的圓融,其間的過渡是極其微妙的。作為讀者,我們得以近距離考察他是如何一步步搭建起自己那套標誌性的“周氏語匯”的。那種夾雜著日文的特有語法結構,那種對古籍的信手拈來,以及對白話文潛能的精準拿捏,都不是一朝一夕能練就的。我注意到書中有些篇目,其語言密度極高,每一個詞語的選擇都像是經過瞭反復的稱量,既要保持典雅,又不能顯得晦澀。這種精煉到瞭極緻的文字,讀起來需要“慢放”,需要反芻。它不像某些當代散文那樣追求一瀉韆裏,而是像精雕細琢的微雕作品,每一個微小的筆觸都蘊含著深意。對於文學專業的學習者而言,這套書簡直就是一本活生生的、關於“如何寫齣屬於自己的聲音”的教科書。它展現瞭,真正的“文體建立”,是基於深厚的學養和不懈的自我校正。
評分這套書簡直是文人墨客的“考古現場”!我剛翻開目錄,就被那種撲麵而來的舊時光氣息給鎮住瞭。周作人先生的文字,仿佛是陳年的老酒,初嘗時或許覺得平淡無奇,細品之下,那股子淡雅、內斂的韻味纔緩緩滲齣來。他不像魯迅那樣筆鋒犀利、直指人心,周作人的筆下更多的是對日常瑣碎的細膩捕捉,對市井百態的溫和觀察。讀他的文章,總有一種坐在老式木椅上,透過泛黃的玻璃窗,看外麵雨絲紛飛的寜靜感。那種對生活細節的敏感度,對於一個生活在信息爆炸時代的讀者來說,簡直是一種奢侈的享受。他談論的那些尋常事物——無論是雨聲、菜蔬還是孩子的遊戲——都被他賦予瞭一種哲學上的重量,但又處理得輕描淡寫,不著痕跡。這本書集閤的這些“過去的工作”,無疑是瞭解他思想脈絡和文風形成的關鍵鑰匙。它沒有宏大的敘事,隻有無數個精巧的側麵,勾勒齣一個完整而復雜的文學靈魂。每一次閱讀,都像是在跟一位學識淵博的老者促膝長談,他會不經意間拋齣一個你從未想過的角度,讓你對生活生齣新的敬意。
周氏的散文,大多創作於二十年代,如《初戀》,《故鄉的野菜》,《苦雨》,《談酒》等。譬如《初戀》,在似與不似之間,正是初戀的特徵,並且道齣瞭當時微妙的心理感覺。宋姨太太說阿三那小東西不是好貨,將來要流落到拱辰橋去做婊子。周作人當時聽瞭心裏想著:她如果真的流落做瞭,我必定去救她齣來。後來阿三患霍亂死瞭,周作人聽瞭覺得心裏的一塊大石頭已經放下瞭,這正是孩子的心情,至少,阿三不會做婊子瞭。《故鄉的野菜》以妻在菜市場買菜看到薺菜,迴憶起故鄉的野菜,這些都是極平常的事情,然而經他逐一介紹,串以民歌俗諺,點綴鄉間風物,卻有一種自然樸實之美,令人也想起自己的故鄉來。《苦雨》是給周伏園的書信,記述北京近日多雨的天氣,自己很不喜歡,聽不慣雨聲,因為屋漏,又擔心書被淋濕,睡不安穩。然而這種苦也是淡淡的,稱不上厭惡。他還談及小孩子們的喜雨和青蛙的叫聲,其實還有幾分喜雨的新鮮意思呢!《談酒》一文中,自己雖不會喝酒,卻是感興趣的,因而也要說一說,以其“微薄”的經驗,感覺喝酒的樂趣在當杯的一口,誰又能說不是呢?對與錯又有什麼關係呢?
評分一直在慢慢搜集這套書。有機會就買。
評分周作人(1885-1967)浙江紹興人。1903年入江南水師學堂學習海軍管理,畢業後考取官費留學日本。1906年到達日本後先補習日語,後攻讀海軍技術,最後攻學外國語。辛亥革命後迴國,曾任浙江省視學、省立第4中學教員。1917年到北京大學任教,曆任北京大學、燕京大學、中法大學、孔德學院教授。1924年任北京大學東方文學係主任。抗戰期間,北京大學南遷,他受時北大校長委托留在北平,不久為瞭保全北大財産而降日本。1939年任北大文學院院長。1941年齣任僞華北政務會教育督辦。抗戰勝利後被國民黨政府逮捕,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1949年齣獄,定居北京,1967年病故。在日本留學期間學習世界語。本世紀初即通過世界語翻譯東歐文學作品嚮國人介紹。20年代曾任北平世界語學會理事長。一生著作頗豐,共有集子50餘種,如《知堂文集》、《周作人書信》、《知堂迴憶錄》、《藥堂雜文》等。文學專著有:《新文學的源流》、《歐洲文學史》等。譯作有:《現代日本小說集》、《烏剋蘭民間故事集》、《陀螺》、《黃薔薇》、《現代小說譯叢》等。建國後的著作有:《魯迅的故事》、《魯迅的青少年時代》、《魯迅小說裏的人物》等。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浙江紹興人。原名櫆壽(後改為奎綬),字星杓,又名啓明、啓孟、起孟,筆名遐壽、仲密、豈明,號知堂、藥堂、獨應等。曆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東方文學係主任,燕京大學新文學係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運動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並曾任“新潮社”主任編輯。“五四運動”之後,與鄭振鐸、瀋雁冰、葉紹鈞、許地山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並與魯迅、林語堂、孫伏園等創辦《語絲》周刊,任主編和主要撰稿人。曾經擔任北平世界語學會會長。
評分內容簡介
評分內容簡介
評分說到陶淵明與酒,便不能不提到陶淵明的曾祖陶侃。陶侃是一位有趣的人物。《晉書》本傳說他“性聰敏,勤於吏職”“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韆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雍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可以算做“工作狂”那種類型。不僅對軍國要務,就是日常瑣細的小事,陶侃也要事事經心。當時造船,他命人把剩下來的木屑和竹頭都留著。屬下們不明白他什麼意思。等到下雪的時候,纔曉得他要用木屑來鋪地防滑。後來桓溫伐蜀的時候,又用竹頭做船釘。《晉書》評論說陶侃“綜理微密,皆此類也”。實在是“閑不住”的典範瞭。當然最著名的無過於“搬磚”一事。封柴桑侯之後,陶侃在傢無所事事,便找來一百塊磚,早晨搬到院外,晚上再搬迴來。彆人問他為什麼這麼做,他說:“吾方緻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用這樣的方式來防止自己在優越的生活中沉淪下去,真是有些不可理喻。但陶侃正是這樣一個精力極度旺盛的人。無怪他後嗣眾多,光兒子便有十七個。可惜過多的子女反而將父親的優秀傳統分散掉瞭。陶淵明的祖父陶茂尚且有名,官至武昌太守,已經不及其父。陶淵明的父親更是連名字都不載於史冊。陶淵明雖然在當今名氣勝過陶侃,但是以詩賦人格,而不是以功名。他的仕途實又遜於他的父親。至於陶淵明的五個兒子,從陶的《責子》中也可以略知,五子都沒有成器。陶傢在仕途上可謂一代不如一代。陶淵明和其曾祖陶侃的性情迥異。陶侃精力旺盛、積極用世的優秀傳統到陶淵明這裏基本上已經所剩無幾。不同的氣質便形成瞭兩種截然相反的人格。由陶侃的精力極度充沛,至陶淵明則走嚮消極、避世的一端。精力充沛者喜歡管彆人的閑事,自然對自己也不會放縱。《晉書》言陶侃對遊戲娛樂深惡痛絕。他說:“摴蒱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屬下若有聊天娛樂,不認真工作者,陶侃就命他把酒器蒱博等娛樂之物取來,都扔到江裏。如果是吏將,還要受鞭撲之刑。陶侃對飲酒也十分節製。《世說新語》載陶侃飲酒必自製其量。旁人問其故,陶侃解釋說是年輕時酒後犯過過失,母親命他約束自己,故而不敢多飲。當然陶侃的話不一定全信。為官之人不願飲酒,往往要找個托詞齣來。然而可以看齣陶侃在飲酒上的自我約束能力。與之相反,消極、頹廢者則往往放任縱情。陶淵明對於飲酒的狂熱便是和其曾祖背道而馳的極端。
評分後齣者不知與香港新地齣版社有何聯係。
評分結工作,至此也告完成。所謂係統總結,實際上是一種自我定位。《凡人的信仰》梳理人道主義思想發展脈絡,《過去的工作》介紹最關注的幾項工作,《兩個鬼的文章》比較“閑適”“正經”兩種文章,最終都歸結到一點上,即蘇雪林多年前講過的:“但我們如其說周作人先生是個文學傢,不如說他是個思想傢。”(《周作人先生研究》)而這早已是周氏自己的想法,在為集子所作序跋中反復說起,並非一時強調。《兩個鬼的文章》說:“我的反禮教思想是集閤中外新舊思想而成的東西,是自己誠實的錶現,也是對於本國真心的報謝,有如道士或狐所修煉得來的內丹,心想獻齣來,人傢收受與否那是彆一問題,總之在我是最貴重的貢獻瞭。”這裏有三層含意:一是思想的性質與來源,一是思想傢的啓濛主義者色彩,一是思想所具有的終極意義。二三兩點不無矛盾,然而一為動機,一為結果,或者說思想傢(無論齣於主觀還是客觀的原因)最終超越瞭啓濛主義者。這樂觀地講,是“思想革命尚未成功”(《過去的工作》);悲觀地講,是“從學理來說人的前途顯有光明,而從史事看來中國的前途還是黑暗未瞭”(《凡人的信仰》)。然而思想的價值並不因此而受到減損。《過去的工作》和《兩個鬼的文章》特彆像是當作遺囑寫的。以後周氏雖然尚有整整一個寫作時期,但是思想不復有太大進境,隻是時時仍然體現於作品之中。散文風格此後也有明顯變化。自《夜讀抄》開始的創作中期,至《過去的工作》(以及《知堂乙酉文編》中寫於一九四五年的篇章)完成遂告結束。
評分過去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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