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书简直是文人墨客的“考古现场”!我刚翻开目录,就被那种扑面而来的旧时光气息给镇住了。周作人先生的文字,仿佛是陈年的老酒,初尝时或许觉得平淡无奇,细品之下,那股子淡雅、内敛的韵味才缓缓渗出来。他不像鲁迅那样笔锋犀利、直指人心,周作人的笔下更多的是对日常琐碎的细腻捕捉,对市井百态的温和观察。读他的文章,总有一种坐在老式木椅上,透过泛黄的玻璃窗,看外面雨丝纷飞的宁静感。那种对生活细节的敏感度,对于一个生活在信息爆炸时代的读者来说,简直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他谈论的那些寻常事物——无论是雨声、菜蔬还是孩子的游戏——都被他赋予了一种哲学上的重量,但又处理得轻描淡写,不着痕迹。这本书集合的这些“过去的工作”,无疑是了解他思想脉络和文风形成的关键钥匙。它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无数个精巧的侧面,勾勒出一个完整而复杂的文学灵魂。每一次阅读,都像是在跟一位学识渊博的老者促膝长谈,他会不经意间抛出一个你从未想过的角度,让你对生活生出新的敬意。
评分这本书给我的最深感受,是一种“失落的优雅感”。在今天这个充斥着焦虑和效率至上观念的社会,周作人的文字提供了一个完美的避风港。他谈论的“生活美学”,不是那种物质堆砌出来的奢靡,而是一种从精神深处散发出来的从容与雅致。比如他如何对待器物,如何看待一顿简单的餐食,都体现了一种“活在当下”的专注力,一种对“小确幸”的深刻体悟。这种优雅,是建立在强大的学识基础之上的,但表现出来却异常克制。它不是张扬的,而是内化的,像深海的宝藏,需要潜得足够深才能触及。这套自编集,就像是一份精心准备的下午茶,茶具考究,茶水清冽,虽然过程缓慢,但回味悠长。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文化修养,不是学会多少新潮的词汇,而是如何将最朴素的生活过出诗意和格调。对于希望提升自己精神气质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是极佳的参照系。
评分坦率地说,这本书的选篇结构,初看之下似乎有些散漫,缺乏那种传统意义上“连贯的叙事线索”。但正是在这种看似随性的排列中,我看到了周作人先生独特的“时间观”。他似乎并不在意作品之间是否有明确的主题递进,而是将它们视为一个个独立的“瞬间切片”,共同构成了他精神世界的版图。这种编排方式,反而更贴近人真实的记忆模式——记忆本身就是碎片化的,是感官刺激与情感残留的随机组合。我尤其欣赏其中几篇关于“闲适”和“趣味”的论述,它们避开了当时文学界热衷的宏大政治口号,转而深入探究个体精神的自洽与安宁。这是一种极具个人色彩的抵抗方式,以一种近乎“无用之用”的姿态,守护住了知识分子的内心疆域。对于那些习惯了快餐式阅读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可能需要耐心去“磨”,去适应那种不紧不慢的节奏,但一旦沉浸进去,就会发现这种慢,恰恰是通往深刻理解的必经之路。它教会我们如何从日常的重复中,提炼出不朽的意义。
评分说实话,初读时我带着一种审视的眼光去“挖掘”其中的时代局限性。毕竟,周作人先生的经历和立场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是伴随着复杂的争议。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当真正沉下心来阅读这些“过去的工作”,那些沉重的历史包袱似乎被神奇地稀释了。剩下的,是纯粹的、文本层面的魅力。他笔下那些关于“苦涩中寻求一丝甜蜜”的描摹,那种对人性复杂面的洞察,超越了具体的政治背景,具有了某种永恒的普适性。这套选集,巧妙地避开了那些最容易引起争论的“时评”,而是侧重于他内心世界的营造。读完后,我得出的结论是:评价一个作家,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绕开他所处的时代,但通过精选的作品,我们至少可以先抵达他思想的内核,那里是相对纯净、不受外界喧嚣干扰的“象牙塔”。这并非是粉饰太平,而是尊重文本本身的独立价值,允许我们在艺术的层面上,与作者进行一次纯粹的、不带预设的对话。
评分这套“自编集”最大的价值,或许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观察“语感”演变的时空隧道。周作人的文字,早期的稚嫩与后期的圆融,其间的过渡是极其微妙的。作为读者,我们得以近距离考察他是如何一步步搭建起自己那套标志性的“周氏语汇”的。那种夹杂着日文的特有语法结构,那种对古籍的信手拈来,以及对白话文潜能的精准拿捏,都不是一朝一夕能练就的。我注意到书中有些篇目,其语言密度极高,每一个词语的选择都像是经过了反复的称量,既要保持典雅,又不能显得晦涩。这种精炼到了极致的文字,读起来需要“慢放”,需要反刍。它不像某些当代散文那样追求一泻千里,而是像精雕细琢的微雕作品,每一个微小的笔触都蕴含着深意。对于文学专业的学习者而言,这套书简直就是一本活生生的、关于“如何写出属于自己的声音”的教科书。它展现了,真正的“文体建立”,是基于深厚的学养和不懈的自我校正。
评分他以学“造房子”(土木工程)的名目出国,抵日后先读法政大学预科,后入东京立教大学修希腊文,研读《远征记》(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的著作)等文学经典,课后也到神学院学福音书的希腊原文,
评分整体而言,周作人的散文继承了诗经、六朝和晚明文学的内蕴,充满着平淡如水、自然如风的语言色彩。其冲淡平和的散文风格展现出空灵的人生境界,可说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高峰。
评分如果以季节来形容“五四”时期的中国文艺界,春天恰如其分。那个春天百花齐放,其间最惹人注目的,莫过于生于浙江绍兴的一枝并蒂花,这即是周氏兄弟。在新文化运动中,周氏兄弟以其杰出的创作成绩,占据了文坛的半壁江山,名重一时。然而,几十年之后,这枝并蒂花凭空折断了一朵:人们只认识鲁迅,不知道周作人了。
评分墙上疏疏落落的挂着几个镜框子,大多数的倒都是我们太太自己的画像和照片。无疑的,我们的太太是当时社交界的一朵名花,十六七岁时候尤其嫩艳!相片中就有几张是青春时代的留痕。有一张正对着沙发,客人一坐下就会对着凝睇的,活人一般大小,几乎盖满半壁,是我们的太太,斜坐在层阶之上,回眸含笑,阶旁横伸出一大枝桃花,鬓云,眼波,巾痕,衣褶,无一处不表现出处女的娇情。我们的太太说,这是由一张六寸的小影放大的,那时她还是个中学生。书架子上立着一个法国雕刻家替我们的太太刻的半身小石像,斜着身子,微侧着头。对面一个椭圆形的镜框,正嵌着一个椭圆形的脸,横波入鬓,眉尖若蹙,使人一看到,就会想起“长眉满镜愁”的诗句。书架旁边还有我们的太太同她小女儿的一张画像,四只大小的玉臂互相抱着颈项,一样的笑靥,一样的眼神,也会使人想起一幅欧洲名画。此外还有戏装的,新娘装的种种照片,都是太太一个人的——我们的太太是很少同先生一块儿照相,至少是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的先生自然不能同太太摆在一起,他在客人的眼中,至少是猥琐,是市俗。谁能看见我们的太太不叹一口惊慕的气,谁又能看见我们的先生,不抽一口厌烦的气?
评分正对着客厅的门,是一个半圆式的廊庑,上半截满嵌着玻璃,挂着淡黄色的软纱帘子。窗外正开着深紫色的一树丁香,窗内挂着一只铜丝笼子,关着一只玲珑跳唱的金丝雀。阳光从紫云中穿着淡黄纱浪进来,清脆的鸟声在中间流啭,屋子的一切,便好似蒙在鲛觚之中的那般波动,软艳!窗下放着一个小小书桌,桌前一张转椅,桌上一大片厚玻璃,罩着一张我们太太自己画的花鸟。此外桌上就是一只大墨碗,白磁笔筒插着几管笔,旁边放着几卷白纸。
评分说到陶渊明与酒,便不能不提到陶渊明的曾祖陶侃。陶侃是一位有趣的人物。《晋书》本传说他“性聪敏,勤于吏职”“终日敛膝危坐,阃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雍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可以算做“工作狂”那种类型。不仅对军国要务,就是日常琐细的小事,陶侃也要事事经心。当时造船,他命人把剩下来的木屑和竹头都留着。属下们不明白他什么意思。等到下雪的时候,才晓得他要用木屑来铺地防滑。后来桓温伐蜀的时候,又用竹头做船钉。《晋书》评论说陶侃“综理微密,皆此类也”。实在是“闲不住”的典范了。当然最著名的无过于“搬砖”一事。封柴桑侯之后,陶侃在家无所事事,便找来一百块砖,早晨搬到院外,晚上再搬回来。别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用这样的方式来防止自己在优越的生活中沉沦下去,真是有些不可理喻。但陶侃正是这样一个精力极度旺盛的人。无怪他后嗣众多,光儿子便有十七个。可惜过多的子女反而将父亲的优秀传统分散掉了。陶渊明的祖父陶茂尚且有名,官至武昌太守,已经不及其父。陶渊明的父亲更是连名字都不载于史册。陶渊明虽然在当今名气胜过陶侃,但是以诗赋人格,而不是以功名。他的仕途实又逊于他的父亲。至于陶渊明的五个儿子,从陶的《责子》中也可以略知,五子都没有成器。陶家在仕途上可谓一代不如一代。陶渊明和其曾祖陶侃的性情迥异。陶侃精力旺盛、积极用世的优秀传统到陶渊明这里基本上已经所剩无几。不同的气质便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人格。由陶侃的精力极度充沛,至陶渊明则走向消极、避世的一端。精力充沛者喜欢管别人的闲事,自然对自己也不会放纵。《晋书》言陶侃对游戏娱乐深恶痛绝。他说:“摴蒱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属下若有聊天娱乐,不认真工作者,陶侃就命他把酒器蒱博等娱乐之物取来,都扔到江里。如果是吏将,还要受鞭扑之刑。陶侃对饮酒也十分节制。《世说新语》载陶侃饮酒必自制其量。旁人问其故,陶侃解释说是年轻时酒后犯过过失,母亲命他约束自己,故而不敢多饮。当然陶侃的话不一定全信。为官之人不愿饮酒,往往要找个托词出来。然而可以看出陶侃在饮酒上的自我约束能力。与之相反,消极、颓废者则往往放任纵情。陶渊明对于饮酒的狂热便是和其曾祖背道而驰的极端。
评分近来买几种天津的总集,得到郭师泰编《津门古文所见录》四卷,亦颇可喜。卷一有董梧侯著《重修天津文昌庙碑记》,中有云,世所传《帝君阴骘文》,大者皆六经之渣滓,微者如老妇之行仁,报应多端,义利所不能析也。编者注曰,吾见败德之人,妄希福泽,曰吾能诵《阴骘文》数百遍矣,曰吾能施《阴骘文》几百本矣,此记正为吾辈当头棒喝。案《轩语》卷一有戒讲学误入迷途一条,云有一士以所著书来上,将《阴骘文》《感应篇》世俗道流所谓《九皇经》《觉世经》,与《大学》《中庸》杂糅牵引,此大为人心风俗之害,当即痛诃而麾去之。此诸人意见皆明白难得,读书人志切科名,往往迷惑,所尊奉者在世俗所谓四书五经外,又有《感应》《阴骘》《明圣》三书,如惠定宇且不免,他可知矣,董君以为文昌可祀,而文不必诵,其有识盖不亚于张香涛也。唯鄙人重读《太上感应篇》一过,却亦不无恕词,觉得其乌烟瘴气处尚不甚多。篇中列举众善,能行者是为善人,其利益中只有福禄随之一句稍足动俗人歆羡,而归结于神仙可冀,即说欲求天仙或地仙者立若干善,为恶的罚则是夺算。由是可知此文的中心思想,本是长生,盖是道士的正宗,并不十分错,其后经士人歪曲,以行善为弋取科名之手段,而其事又限于诵经戒牛肉惜字纸等琐屑行为,于是遂益鄙陋不足道矣。鄙人素无求仙的兴趣,但从人情上说,见人拜北斗,求延年,此正可谅解,若或以此希冀升官,自不免看不入眼,至于照原来说法北斗本不管铨叙事务,那还是别一件事也。
评分周作人一直是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当年日军入侵中原,作为留平教授,文化界倾力劝其南迁,有“城可失,池可破,周作人不能投降”的口号,可见其文化地位。然而,周作人还是呆在沦陷区,并担任伪职,令文化界一片哗然。于是,冠上了“附逆”“汉奸”的头衔。关于这一段历史,历来争论不一,解放后,周作人也曾亲自致信周恩来总理,作过诸多解释,却难以抹去留在人们心中的污点。而其兄鲁迅,一直以来作为民族英雄,流传不朽,真是奇怪的事啊!兄弟俩念私塾,读古书,进洋学堂,后东渡留学,几乎一样的经历,而命运如此不同,实在是性格不同所致,也无怪乎后来兄弟反目成仇了。周作人向来不是一个积极的人,性情温和,头脑冷静,眼光敏捷。他在新文化运动之初,最早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为新诗铺路,探索现代白话文的源头,翻译国外小说及思想著作,关注妇女儿童问题,扩宽了几种文章的领域,不愧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代大师。
评分周作人幼年在家乡的私塾书屋(三味书屋)里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后来在国内新学的风潮中,于1901年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民国后改海军军官学校),在管轮班(轮机专业;轮机科)读了6年,当时专业科目都用英文书,他因此有了相当的英文基础,后来考取官费生,和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季茀)等人留学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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