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论析《红楼梦》艺术的代表作

　　二十年经典重现，领略传统文化的精彩纷呈

内容简介

　　《红楼艺术》是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论析《红楼梦》艺术特点的代表作，以中华传统文学艺术理论深透细腻地解析《红楼梦》的艺术特点，探微抉秘，发前人之所未发，体现了周汝昌先生对我国传统文化艺术所具备的高度修养、广博的文化知识和精深的功力学养，以及先生近半个世纪红学研究的新意和创获。“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奇妙章法、大观园中一花一木的“巨大的象征”、饯花诗社中隐藏的重要情节走向、“吴带曹衣”描摹人物的笔法……《红楼梦》的精彩纷呈，在周汝昌先生的娓娓解析中一一豁然。《红楼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而周汝昌先生的《红楼艺术》运用戏曲、园林、诗词、书法、丹青、禅宗、民俗等传统文化知识揭示《红楼梦》的艺术魅力，是读者朋友欣赏研习《红楼梦》不错伴读。

作者简介

　　周汝昌（1918-2012），天津人。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院毕业。曾任燕京大学外国语文系兼任教员、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书法家和诗人。著述宏富，研究深广。其《红楼梦新证》的出版，确立了他的红学研究的里程碑式的地位，奠定了新红学坚实基础，影响深远。此外，还先后有《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石头记会真》、《红楼夺目红》、《曹雪芹传》等三十余部红学著作问世。在古典文学、文化其他领域，出版有《书法艺术答问》、《范成大诗选》、《杨万里选集》《千秋一寸心》等二十多种著作。

精彩书评

　　既谈《红楼》艺术，必须先懂得雪芹一门的宗风与那时代所谓“艺术”的具体涵量，如此方能将今世的“艺术”概念稍稍恢弘起来，这才有利于真正理会《红楼梦》艺术魅力的性质，它的根源，它的高级，它的宝贵。

　　——周汝昌

目录

序一 / 吴小如

序二 红楼谁宝和氏璧 / 梁归智

自序

解题

第一章 《红楼》文化有“三纲”

第二章 “奇书文体”与《红楼》“三要”

第三章 一架高性能的摄像机

第四章 脱胎·摄神·移生

第五章 一喉两声 一手二牍

第六章 巨大的象征

第七章 伏脉千里 击尾首应

第八章 勾勒·描写·积墨

第九章 “奇书”之“秘法”

第十章 “补遗”与“横云断岭”

第十一章 怡红院的境界

第十二章 “诗化”的要义

第十三章 热中写冷 细处观大

第十四章 冬闺夜景

第十五章 明修暗度

第十六章 众生皆具于我

第十七章 两次饯花盛会

第十八章 鼓音笛韵（上）

第十九章 鼓音笛韵（下）

第二十章 奇特的“即事”诗

第二十一章 海棠·菊花·柳絮

第二十二章 精巧的“构件”

第二十三章 无所不在

第二十四章 吴带曹衣

第二十五章 得空便入

第二十六章 评点家的卓识

第二十七章 特犯不犯

第二十八章 九曲黄河向海门

第二十九章 结构的新义

第三十章 馀音绕梁

附录

《红楼》花品

情在《红楼》

青石板的奥秘

暗线·伏脉·击应

《红楼》脉络见分明

《红楼》之写人

一诗两截

“对称学”

品茶是奇笔

用字之精与奇

《红楼梦》题名揣义

后记

跋语 / 周伦玲

精彩书摘

　　第十七章 两次饯花盛会

　　读《红楼》的人，往往只知道有一次“葬花”，而不知实有两次。又往往只知道有一次“饯花”，也不知实有两次。葬花第一次在第二十三回，是暮春；第二次在第二十七回，是孟夏。首次葬的是桃花，二次葬的是石榴、凤仙等杂花。著名的《葬花吟》是二次的事，但人们（包括讲者、画者、演者……）常常弄混了，以为都是一回事。但这毕竟容易澄清。若讲饯花也有两次，就要费劲儿了。

　　首次饯花，书有明文，检阅自晓：那是四月二十六日正值芒种节，“尚古风俗”，女儿们要举行饯花之礼，因为时序推迁到芒种，乃是百花凋尽，花神退位之期，故此盛会饯行。脂砚对此批云：这个说法不管它典与不典，不过只取其韵致就行了。这其实又是雪芹设下的与“沁芳”相辅而行的另一巨大象征意境：从此与三春长别，纪群芳最末一次的聚会——过此以后，花落水流，家亡人散，“各自干各自的”去了。

　　那一日，真是满园的花团锦簇，盛况非常，第二十七回不难检读，故不必多赘。倒是我所说的二次饯花，须得细讲方明。此刻，我要先表出一点：饯花会的参与者是诸芳群艳，但饯花的“主人”却是宝玉。我们如果回忆雪芹令祖曹寅自号“西堂扫花行者”，那么我就要送给雪芹一个别号，曰“红楼饯花使者”。这个号，加之于

　　他，很觉切当。

　　说到此处，请君重新打开第六十三回吧，那回目是：《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虽说是夜宴为正题主眼，可是大观园里那日从白天就热闹起来了，那盛况恰与第二十七回依稀仿佛，园里众人的聚会，怕是最全的一次了。

　　有人会置疑：这是写给宝玉过生日祝寿，这和饯花会是风马牛之不相及，如何说得上是“一次”“二次”？

　　你忘了，回目是“群芳”，夜宴行酒令，掣的又是花名签，都为什么？老梅、牡丹、芙蓉、海棠、红杏、夭桃……都掣归其人了，最末收局的又偏偏是“开到荼　　花事了”，又为什么？而且签上又特笔注明：“在席者各饮三杯送春。”这又为什么？对此一无所悟，那么读《红楼》也就太没意思了，“絮絮烦烦地太惹厌了”（一种外国人读后的反应语）。

　　这一场夜宴，名为介寿怡红，却正是为了一个“花事了”，百花凋尽，众女儿举杯相送，——也送自己。而这种饯花之会的主人公，则正是宝玉。

　　君不闻秦可卿对熙凤告别之言乎——

　　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

　　饯花葬花，群芳沁芳，象征的，拱卫的一个大中心，就是：宝玉之诞生，不过是为了让他充当一次“饯花使者”而已！

　　不知你可想到过：那四月二十六日的首次饯花之会，暗笔所写，也正是宝玉的生辰寿日。讲《红楼》艺术，不明此义，也就买椟

　　而还珠，得筌而忘鱼了。

　　原来，书中众人的生辰日期，都曾明文点出过，如黛玉是二月十二（花朝所生，故为“花魂”代表）；探春是三月初三上巳日，宝钗是正月廿一日，连贾母、元春、凤姐……都不例外，而惟独不言宝玉实生何日。怪哉！

　　但不管雪芹的笔法如何“狡狯”（脂批之语），我们也能“破译”他设下的迷阵。他运用的又是明修与暗度的另一种交互配合之妙法：在第二十七回，只言日期，不点生辰；在第六十三回，又只言生辰，而不点日期。盖雪芹相信：当时后世，自有慧心人识破奥秘，何愁不遇赏音知味。在雪芹的“脾性”上说，纵使千秋万世并无一人看懂，这也无妨；他绝不为了讨人的好懂，而把一切都摆在浮面上。记住这一点，便获得了他的艺术特点的骊龙颌下之珠。

　　在首次盛会中，有一段特笔，单写那天宝玉足下穿的一双鞋，引起了他与探春兄妹二人避开大家一旁谈心的细节，这双鞋出于探春的超级精工，是特送宝玉的，而其精美引出了两个反响：一是老爷（贾政）见了不悦了，说这么浪费人力物力，不足为训；二是赵姨娘见了，又生妒心——因为探姑娘从来没给她的同胞弟环儿做过这么一双令人惊叹歆羡的好鞋！此皆何意耶？难道又是一大篇“令人生厌”的琐琐絮絮的闲文？盖后人已不能知道生日送幼少年新鞋新袜，是那时候的家庭与近亲的古老风俗。雪芹这一段话，除了兼有别的含义作用，就在于暗写宝玉生日。

　　如果仅有此一段“鞋话”，那还是单文孤证，不足为凭。紧跟着，五月初一那天，清虚观内，张道士就又发出了一篇“奇言”：

　　“……只记挂着哥儿，一向身上好？前儿四月二十六日，

　　我这里做遮天大王的圣诞，人也来的少，东西也很干净，我说请哥儿来逛逛，怎么说不在家？”

　　这话妙极了，单单在这个“四月二十六”，出来了一个什么“名不见经传”的“大王”的圣诞！那“遮天大王”是何神道？让聪明人自己去参悟吧！奥妙就在于：等到第六十三回明写宝玉生辰时，却又出来了这么一段——

　　当下又值宝玉生日已到。……只有张道士送了四样礼，换的寄名符儿。

　　你看奇也不奇？宝玉过生日，头一个送礼的就是“做遮天大王的圣诞”的张道士！他该记不错这个重要的日子。再看——

　　……王子腾那边，仍是一套衣服，一双鞋袜，……其馀家中人，尤氏仍是一双鞋袜。……

　　怪呀！一再凸出这个“仍是”者，年年照例也；年年所照之例者，“一双鞋袜”也！

　　这下子你可恍然大悟了吧？我说前边第二十七回写的，不说生日，实为“圣诞”；后边第六十二、六十三回写的，明言生日，不说月日——让你会心之人自去参互而观，两次“饯花”皆在宝玉生辰四月二十六，昭然若揭矣！

　　雪芹为什么这样喜弄狡狯之笔？难道只图一个新奇和卖个“关子”？非也。那就又太浅薄太俗气了。他不肯昌言明写，是另

　　有缘故。

　　这缘故就是：四月二十六日本来就是他自己的生日。雪芹这些笔墨，是用以曲折表达自己的平生经历，无限的悲欢离合，世态炎凉，正像他之历世是来为这一群不幸女儿（嘉卉名花）来饯行一般，自他降生之这一天，便标志出了一个“三春去后”的可悲可痛的局面：“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王实甫的这一支名曲，使得他眼中流泪，心头沥血，禁不住要牺牲一切而决心传写他所亲见亲闻的、不忍使之泯没的女中俊彦——秦可卿所说的“脂粉队里的英雄”！

　　这就是说，雪芹的艺术特技特色，是由他本人的身世和选题的巨大特点而决定的，而产生的。

　　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得十分清楚：假使雪芹不是一位罕有前例的异才巨匠，那他纵有特殊的人生阅历与选题的特定宗旨，那也是写不出《红楼梦》这样一部奇书的。

　　我在前面和本文就“沁芳”与“饯花”这一巨大象征主题粗陈了我自己读《红楼》的感受，似乎让人觉得是从第十八回“试才题额”才开始的。实则又不可那么拘看。例如已引过的早在第五回中，宝玉一到“幻境”，首先入耳的是一位女子的歌声。她唱的是什么词？

　　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

　　寄言众儿女：何必觅闲愁！

　　众儿女，指的是全书中的所有不幸女子（在原书最末《情榜》上是共列出了一百零八位）。那“闲愁”也就是王实甫让崔莺莺唱出的“闲

　　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这笼罩全部的总纲，而梦随云散，花逐水流，又正是“沁芳”溪上，“香梦沉酣”（寿怡红时，湘云掣得的花名签上的镌题，亦即《醉眠芍药裀》的变幻语式），此一大盛会，终归尽散，因而那歌声唱出的正是“红楼”之“梦”的离合悲欢的巨大主题。在这一点上，雪芹也是“积墨”“三染”，也是重叠勾勒，而每一层次的线条色彩，皆不雷同，无有呆板的重复，惹厌的絮聒；每出一法，各极其妙，使人感到目不暇给，美不胜收。若悟此理，你再去重温一遍《葬花吟》与《桃花诗》，便觉以往的体会，太不完全了，对雪芹的艺术，看得太简单了。

　　……

前言/序言

　　序一

　　吴小如

　　我和周汝昌先生相识近半个世纪，是好朋友。尽管我们对具体问题的观点不尽相同（包括对曹雪芹和《红楼梦》，我们的看法也有分歧），却不妨碍我们深挚的道义之交。他一生心血都倾注于曹雪芹及其《红楼梦》，锲而不舍，研究的深度和力度与年俱增。而我读书却总爱涉猎多方，浅尝辄止，终不免一事无成。最近读完周先生的《红楼艺术》，不禁为他鞭辟入里的创见新解而倾倒折服。他不仅是曹雪芹的知心人，是《红楼梦》的鉴赏家，而且通过此书还证明了一个事实：没有受过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长期熏沐陶冶的人，是不易真正理解“红楼”三昧的。

　　首先这本书的写法便迥异寻常。作者不凭藉任何舶来品的文艺理论（其实周先生毕业于原燕京大学西语系，他的英文好到能翻译陆机《文赋》的程度，因此对西方新旧各派的文艺理论都很熟悉），而全用我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各色理论为武器，来分析阐释《红楼梦》的艺术特点，从微观（生活细节）到宏观（全书结构），从事件

　　的脉络到人物的特征，无不探微抉秘，发前人之所未发。

　　其次，我们与其说曹雪芹是个天才，毋宁承认周汝昌先生对我国传统文化艺术所具备的高度素养。从这本书即可看出，作者诚然是一位红学家，而同时他还是文艺批评家、书画理论家和音乐评论家；他不仅通小说戏曲，而且长于旧诗词与骈体文的写作；大而上自中华文化，小而下至民间底层的风俗习尚，他无不有深广而细致的研究。否则他是不可能把《红楼梦》析解得如此深透细腻的。读者可以不完全同意这本书里的某些意见，却无法不承认此书作者广博的文化知识和精深的功力学养。我说这话并非对老友“阿其所好”，而是有感于当今具有如此功力修养的“红学家”实在太少。

　　与此同时，我还有两点不小的收获。其一，远在我认识周汝昌先生以前，就认为《红楼梦》程高本后续的四十回是伪劣产品，是冒牌货。我曾专门写过一篇小文批评过后四十回，立足点并不全同于周汝昌先生。而这一点，我和周先生是有共同语言的。读了《红楼艺术》，乃愈益坚定自己的看法，当然也更加拥护作者的意见。其二，近人有主张脂砚斋评本是伪造的（脂评本非一，此说一出，当然不仅甲戌本为伪造，所有脂评本都是伪造的了），我根本不同意。从《红楼艺术》中所引的各条脂砚斋评语来看，“伪造说”显然站不住脚。因此我认为这样的看法根本不值一驳。

　　上述两点，看似与论《红楼艺术》无关。这倒不是我买椟还珠，把话题扯远；恰恰相反，这两点正是读这本《红楼艺术》的两大前提。

　　后记

　　周汝昌

　　本书目标是试论《红楼》艺术的诸般特色，因此不涉内容思想等事，对于雪芹喜用的艺术手法，如人名各有谐音寓意之类，并非全不重要，但一般常讲，为人熟知，我也是有意地避俗，不列为书中的一个项目，——除了避俗，还为了预防穿凿附会，那也会成为“猜谜索隐”，滋生弊窦。但事情确是极其复杂的，比如开卷的几个人名，无一不含谐音寓意，大家公认的就有甄士隐—真事隐，贾雨村—假语存，封肃—风俗，霍启—祸起，娇杏—侥幸，没有人说此皆附会强解。那么，更值得注意的就落到了冯渊—逢冤、英莲—应怜二人的身上。全书开卷即是一对不幸男女，就是世间万众应当相怜的被冤的人——如曰这无寓意，皆可不论，那又谁能同意呢？

　　这么一说，已可略悟讲艺术还是为了理解内涵。本书虽说既定原则不涉内容，则希望读者自己多作参会。

　　在这一点上，我不妨“画蛇添足”：在我的领会中，所谓“金陵十二钗”的“钗”，表面让人只向“裙钗—女流”一义上去寻求了，其实这和“裙钗”“金钗十二行”等等并无干涉—这“钗”即“差”的谐音寓意。盖雪芹之旨，原在为脂粉英才痛惜，这一群女子，每一个都蒙受了这样那样的冤诬屈枉，又各有自身的小弱点小差失而招致了

　　最不幸的冤情结果！在这个曲折涵义上，才缔结建构了《石头记》原著的极其崇伟壮烈的大悲剧意义①。

　　这一层，说起来是很费力的，它也是中华文化发展到清朝中叶的一个最巨大的思想课题，须有高明者用学术专著来论述之，本人势难兼及。然在此书的卷尾，应该略申鄙见，以供学术界读者界共同参考指正。

　　本书三十章正文中，没有一章是讲到语言艺术的，责任编辑同志对此曾提出过询问和建议。他的意见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文学的“载体”就是语言，如何反置而不论？我想了一下，作稿时所以没列入语言艺术，大概原由有几点：一、这首先要涉及《红楼梦》的版本问题，异文情况之复杂万状，非一言可了，论析起来势必非常麻烦而冗长，一加上它，则专章的篇幅比例将与全体大失平衡，不易处置。二、我们中国文苑是个最讲究手笔高下的高级传统，一字之推敲，都成佳话，遑论整体品格的悬殊。在这种识别高下优劣上，最易发生“仁智”之异见，这又系于高层文化素养，亦非口舌所能争论明白。比如自从四十年代我就与胡适先生争论：我认为程、高之篡笔大抵点金成铁，伪续四十回更是拙劣难读，而他不谓然，始终喜欢那部“程乙本”，说它“更白话化了，描写也更细腻了”云云。二人之间便发生了根本而无法调和的分歧。二人如此，何况天下万众？又比如，古今众多的续书、伪作，都自称是依仿雪芹笔墨，自以

　　为“很像”，实则没有一个是略似雪芹手笔的，倒时时接近高鹗的笔调。由此可见，谈语言艺术，特别是雪芹的文字风格特色，实在是件大难事。再三考虑，都阑入本书，必难容纳协恰，不如暂付阙如，俟异日机缘，另为专著（我与家兄祜昌合著的《石头记鉴真》，略可备参）。在此我只想指出三点：一是雪芹的叙事部分，并不真“白”，“文”的成分更浓；二是即使对话，也不是今日人们想象的，就照“口语”直录；三是雪芹的文字也是“诗化”了的艺术品，并不同于胡适所谓的那种“白话文”。对此三点，胡先生却很钝觉，——或者是缺乏认识赏会，一味标榜“白话”，结果把汉字语文本身的“文”性扫地反对掉了。拿那种眼光标准来讲《红楼》语言艺术，就毫厘千里了。

　　时在癸酉、甲戌饯岁迎春之际

　　写讫于燕京东皋红庙

　　卷首曾言，艺术的高境与思想的高境原是不可分的。是故，讲论艺术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深切领悟雪芹的著书旨义。雪芹之书，终极目的是关怀“人”，因而关怀“人”的才、情、善、慧、韵，更因此而关怀“人”的遭逢、命运。

　　卷中讲“诗化”。其实这不仅是把人物角色的言词、行止、生活、哀乐等等加以“诗化”的事情，也是曹雪芹将人的才性、德性、情操、精神活动都予以“诗化”的事情。《红楼梦》的巨大魅力，悉在于此。

　　既然人的德性也予以“诗化”，所以雪芹对于“孔孟之道”并非“叛逆”和背弃、破坏，这是一种误会，出于不善读书求解，以致错会了作书人的心境——他是反对假的，而崇尚一个“真”字，中华传统道德精华不容“叛逆”；打着“道德仁义”的口头幌子去肆行——损

　　人利己的卑鄙之行为，他是要“叛逆”的。这个分际与原则容易粗疏而致误。

　　雪芹的《红楼梦》是“唯人主义”的经典，应让全人类了解这部经典诞生中华，是民族的骄傲。她应当得到“人类心灵最高奖”——此奖应与诺贝尔奖同设于人类文明之中。如用现代的易解的“表格”显示，那么可如下方所列：

　　文—史—哲

　　才—情—德

　　智—慧—灵

　　真—善—美

　　这些都涵蕴在他的书中，如能作一串“锁链”来表示便于记忆、领悟，未始不是一个可取的“方便法门”——至此，回顾雪芹自云“著书大旨谈情”，这样显示“人”的“情”为著书“大旨”就更明晰了。

　　如今再将前面所列“三格四行”十二宗略略调整次序，即如下图：

　　这十二宗，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血肉命脉之所在，却尽数被涵融在《红楼梦》一部书里！

　　因此，我说“红学”者，不是别的，即是中华的“新国学”——过

　　去的研《红》而看不清这一要义的人，总以小说文艺学的眼光和态度去对待雪芹的这一伟著，现在应该漫漫求索之后，东方即白了。

　　乙酉腊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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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散文大家的俞平伯先生，写起考证文章来也是流畅自然，丝毫没有枯燥乏味之感，甚至有几分俏皮可爱。引用豆瓣网友印象派莫奈的读后感：“民国学人那一份独有的钻牛角尖劲儿的认真和真名士自风流的气息，读来如见雪后春日。”尽管平伯先生后来对此书观点有所修订，但此次再版仍据1923年亚东图书馆初版排印，保留原初的文字和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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