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目錄

前言/序言

錢穆早年從子學入手，研究先秦諸子思想及諸子事跡考辨，最終完成瞭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兩部名作《劉嚮歆父子年譜》、《先秦諸子係年》。至今仍為上古史研究之必讀著作。陳寅恪稱《先秦諸子係年》“極精湛”，“自王靜安後未見此等著作”。 　　這一時期錢穆學術特點頗重考據實證之說，因此受鬍適、傅斯年等人賞識，以“善誌乾嘉”著稱。但錢穆從來不掩飾他對於傳統文化的尊重，也不諱言他的考證是為瞭一個更高的目的服務——從曆史上去尋找中國文化的精神。（餘英時語）他把經學、考據學中義理、辭章同中國文化精神結閤起來，以人文精神為核心，首先肯定的人的價值及意義並注重曆史精神，重新定義“六經皆史”，以史學通貫諸子之說，是為錢穆學術研究的“實證主義新史學”時期。 　　而後初遭國變，值國土淪喪之際愈發思考文化對於民族之意義。堅定認為國雖破亂但中華文化之魂斷不可消亡。如同餘英時紀念文章之言“錢先生自能獨立思考以來，便為一個最大的問題所睏擾，即中國究竟會不會亡國”？因此錢穆在強調史學研究之外更加重視文化對於史學的意義，其研究方法亦與“史料學派”相形漸遠，分道揚鑣。1939年《國史大綱》書成，標誌著錢穆由一史學考據學者最終嚮新儒傢靠攏。錢穆自言“本好宋明理學傢言，而不喜清代乾嘉諸儒之為學”，“學問之事不盡於訓詁考釋，則所謂漢學方法者亦惟治學之一端，不足以盡學問之全體也”。 　　《國史大綱》與其說是一部中國通史，不如說是錢穆所作一中華文化史。在這部書中他始終強調文化精神對於國傢的意義，指陳“吾國傢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即對民族、文化的重新審視，告知世人世界有一漢族，我等皆是漢人。曆史必然是關乎整個民族文化之進程，而於其中每個人皆為切身之體會與當下的承擔。這種民族本位觀點雖屢遭後世學人批駁，但無疑在那個民族自然生命不復存在的年代，這是一種文化強心劑，從民族精神層麵挽救亡國之痛背後的文化淪喪，斷不至中華文化消亡。 　　錢穆一生鍾情於中國文化，視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閤一”精神為最高人生境界，因此《國史大綱》前言中所謂“對本國已往曆史所持溫情與敬意”亦是錢穆先生思想的另一典型特徵，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曆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曆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曆史最高之頂點，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也正是憑著此種信念，在亂世，在失去國格人格的動亂年代，始終保持著知識分子的文化人格以及中華民族永不消亡的精神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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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先有偉大的學業，纔能有偉大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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