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钱穆先生全集，在台湾经由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整理编辑而成，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九九八年以「钱宾四先生全集」为题出版。作为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筹划引进的重要项目，这次出版，对原版本进行了重排新校，订正文中体例、格式、标号、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误。至于钱穆先生全集的内容以及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的注解说明等，新校本保留原貌。目录
自序刘向歆父子年谱
两汉博士家法考
孔子与春秋
周官著作时代考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初见《钱穆先生全集（繁体版）：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新校本）》的书名，便有一种沉甸甸的学术感扑面而来。我非科班出身，对经学接触不多，但对钱穆先生的治学理念，尤其是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温厚理解，一直非常钦佩。这本书名本身就充满了吸引力：“两汉经学”点出了历史的时代背景，“今古文平议”则直指学术的核心议题，而“新校本”则预示着更精校的阅读体验。我设想，这本书定然是一部梳理和评析两汉时期经学发展脉络的力作。我尤其好奇，在“今文”与“古文”的对峙中，钱穆先生将如何展现各家学说的立场、论证方式以及它们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他是否会揭示出这场争论背后更深层的文化意义和政治影响？我期待的，并非是简单地罗列史实，而是能够通过作者的视角，感受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道统、治道的思考，以及他们如何通过对经典的阐释，来回应时代的呼唤。这本书，在我心中，已然成为一种精神上的期待，一种对中国古代智慧的探寻之旅。
评分最近偶然窥见了《钱穆先生全集（繁体版）：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新校本）》的书影，便被其浓郁的学术氛围所萦绕。我一直对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特别是那些影响深远的经学传统，抱有浓厚的兴趣，而两汉时期无疑是其中一个极为关键的转型期。关于“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争论，我虽有所耳闻，但总觉得碎片化，缺乏一个系统而深入的梳理。钱穆先生的名字，在任何一个对中国思想史有所了解的人心中，都代表着一种严谨、深刻的治学态度，以及一种将传统文化融会贯通的卓越能力。因此，即便我可能还未能力及细读全书，光是知道有这样一本由钱穆先生亲笔撰写，又经过“新校本”修订的关于两汉经学今古文的著作，就已经让我充满了期待。我设想，这本书定会为我揭示出这场学术辩论的深层逻辑，不仅仅是文本上的考据，更是思想上的演变。它或许能帮助我理解，在那个时代，不同学派是如何解读经典，又如何用经学来建构和维系社会秩序的。我期待着，通过这本书，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中国古代思想的根基是如何一步步被奠定的。
评分我购买《钱穆先生全集（繁体版）：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新校本）》的初衷，源于我对钱穆先生“温情与敬意”的治学精神的深深认同。虽未细读，但仅从书名便可知其内容之扎实，主题之重要。两汉经学，尤其是今古文的演变，无疑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段重要篇章，其影响贯穿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我一直对历史上的学术争鸣充满好奇，因为我总觉得，思想的碰撞往往更能激发智慧的火花。钱穆先生的著作，总有一种化繁为简，拨云见日的魔力，他能够将看似晦涩的古籍，解读得既有学术深度，又不失其思想的生命力。我期待这本书能为我打开一扇新的窗户，让我得以窥见两汉时期学者们如何在经典的解读中，寄托家国情怀，如何在学说的辩驳中，确立社会伦理。我并非经学专家，但相信通过钱穆先生的引导，我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以及那些古老智慧的当代价值。这本书，在我看来，与其说是一本学术著作，不如说是一次与中国古代思想灵魂的对话。
评分这套《钱穆先生全集（繁体版）：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新校本）》的书名，即便仅仅是读到，便已勾勒出一种厚重的学术气象。我并非经学领域的专业人士，也鲜少涉足如此深入的古籍研究，但对钱穆先生其人其学，却一直心怀景仰。他的著作，总给人一种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的亲切感，又兼具现代学人的严谨与洞见。翻开这本《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我首先被其繁体字的书写所吸引，仿佛置身于一个更为古朴的学术场域。虽然尚未来得及细读内容，单是“今古文平议”这四个字，便足以激起我的好奇。两汉时期，正是经学流派纷呈，各家学说争鸣的关键时代，而“今文”与“古文”之争，更是贯穿其中的重要线索。钱穆先生究竟如何梳理这一复杂的脉络？他又将以怎样独特的视角，对这些历史悠久的学说进行“平议”？我期待的，不仅仅是对历史事实的陈述，更是对思想渊源的探究，对学术演变的理解，以及对后世影响的评估。这本书，在我心中，已经不仅仅是一本学术著作，更是一扇通往中国古代思想世界的大门，等待我去一一开启，去感受其中蕴含的智慧与力量。
评分《钱穆先生全集（繁体版）：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新校本）》这套书，光是书名就足以让任何一个对中国文化稍有涉猎的人心生敬意。我虽然算不上是严谨的学术研究者，但一直对中国古代的思想史，尤其是那些塑造了我们民族精神根基的经典解读，抱有极大的兴趣。两汉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经学的发展无疑是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思想演变。而“今文”与“古文”的争论，更是其中一个极具看点的话题。钱穆先生的名字，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深厚的人文关怀和宏阔的历史视野。我非常期待，他如何能够以其独到的视角，将两汉时期纷繁复杂的经学流派，尤其是今古文之间的脉络梳理得清晰明了，并且进行“平议”，找出其中的精要与是非。我设想，这本书不仅仅是提供知识，更是引导读者去思考，去理解那些古老的智慧是如何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被传承、被挑战、被演变的。我期待着，通过这本书，能更深入地体会中国文化独有的深度与韧性。
评分文学独韵
评分今古文之争，绵延整个满清，有此书，此惑可解。
评分作者简介
评分这本书是钱穆早年的真正的研究，不同于晚年那些看似宏大的讲稿
评分钱穆先生全集之一，大师之作，值得珍藏，趁活动慢慢收齐。九州出的这套印刷排版都不错，就是二印没有锁线了，有点遗憾。
评分顾先生以为汉代儒生所传的经学，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先秦诸子的学术，从而用伪史来解说经书，形成了汉代儒学的传统。这很显然是受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影响，认为汉代所传虽以经学为名，实际则是伪史。
评分钱穆的书值得慢慢读。
评分钱穆先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算是集齐了吧~朱子新学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还有先秦诸子系年
评分评《刘向歆父子年谱》刘节 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7期，1930年6月钱穆氏所著《刘向歆父子年谱》，载《燕京学报》第七期，以批评南海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为主，仿王静安先生《太史公行年考》之法，缕举向歆父子事迹，及新莽朝政，条别年代，证明刘歆并未篡改群经，《周官》、《左氏传》二书皆先秦旧籍，而今古学之分在东汉以前犹未彰著。列举康氏之说不可通者二十八端，皆甚允当。惟吾人所望于研究此问题者不在消极攻击旧说，而在积极分析事实，说明今古学之源流与底蕴，以为讲论学术史者所取资。惜夫!前贤举未能及此也。兹列举数事与钱氏一商榷之：东汉以后，经学上今古二家之互相攻击，本因学说不同，利害冲突，其相争自有意义。至于晚清以来今古二家入主出奴之见，可谓无甚价值。若以真正历史家眼光观之，两者皆历史上事实，既无所轩轾，更不必偏袒。今文家谓《左氏传》、《周礼》为刘歆伪造，而独抱遗经，自以为得孔氏之真传，殊不知《春秋经》及《公羊传》两者皆非战国以前古籍，以此攻击古文家，亦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古文家识今文家好言五行灾异，而古文家未尝不喜言阴阳谶纬。且今古学之分，即阴阳五行学说之分，其异同具详《五行志》、《刘向传》、《谷永传》、《春秋繁露》、《白虎通》诸书，而一切名物之不同，礼制之各殊，皆原于此。今之论今古学者，如不明阴阳五行家之渊源与派别，及其在当时社会上之潜势力，即不能讨论今古学，何况溺于一家之见，不自振拔哉。钱氏此文似未能离开古文家之立足点而批评康氏，故其言日：“主今文学者率谓六经传自孔氏，历秦火而不残，西汉十四博士皆有师传，道一风同，得圣人之旨，此三者皆无以自坚其说。然治今文学者犹信今文，疑古文，则以古文争立自刘歆，推行自王莽，莽歆为人贱厌，谓歆伪造诸经以媚莽而助篡，人易取信，不复察也。”篇中议论类如此，惜夫!其见解未能超越也。晚清治今文学者以皮锡瑞、廖平、崔适、康有为最有力。如廖平之《今古学考》，崔适之《史记探源》，皆精深宏笃，远在康氏以上。钱氏谓“康氏之说破，则诸家如秋叶矣”，恐未必然。南海之书虽辞采斐然，而立说太易，学者惊为新奇。类如谓刘歆点窜群经，伪造古文字，埋藏古彝器，种种怪论，虽及门弟子梁启超亦未能奉信。钱氏能列举事实以证其谬，自是学术界上大快事。然崔康辈虽胶执今文，语多僻违，而对于《：周官》及《左氏传》之疑难则确有见地。《周官》一书，条理整然，似成于一人之手，如谓实系周公致太平之书，固不可信，即谓出于周秦之间，亦未得确据。至于《左氏传》及《史记》中受后人改窜处更多，虽未能断定尽出刘歆，然改窜之事实俱在，未容否认。崔氏《史记探源》、《春秋复始》二书已条分缕析，不必赘述。《史记》中有同《左氏传》之文，然亦并未标明《左氏传》云云，安知非得之于古本《国语》。凡此皆崔康辈所提出之事实，从事此问题者不能不切实解决者也。今钱氏之文于刘歆未造伪经之证据颇多，而对于《周官》及《左氏传》之著作时代无具体意见，吾人认为其抨击崔康者仍未能中其要害也。康氏之提倡今文，攻击古文，并非其真价值所在，其价值则在于因复古而思想得解放。欧洲文艺复兴之功绩如是，晚清今文学运动之功绩亦如是。当崔康辈立说初意，本在提倡今文，因而不能不攻击古文经典，于是《周官》及《左氏传》之著作时代发生问题矣。后人复以其攻击古文家之法还以检讨今文经典，则《春秋经》《公羊》、《谷梁》二传相继提出不信任案，由是《禹贡》、《洪范》、《尧典》、《金滕》一一证明伪作，而中国上古史顿觉改观矣。迫求康氏执笔为《伪经考》之始，岂料有如是结果耶!世界事往往有成绩超出预定目的以上者，哥伦布因环游地球而发现新大陆为然，康有为因攻击古文经典而得思想解放亦然。善治史学者自能知之。最后尚有一意见贡献于钱君。此文本称《刘向歆父子年谱》，而刘歆生弹《刘向歆父子年潜》年《汉书》无记载，因此钱氏亦未能深考，于是谱中刘向卒后尽以王莽为主，刘歆事反为附庸。歆莽关系甚深，歆谱自不能忽略莽事。然依年谱体例，凡一切年代事迹皆当以谱主为体，有关系者尽为徒属可也。莽虽当国建元，而歆之生卒岁数不能不加以考求，此年谱家之责任也。果若以批评康氏说为主，则不必称《刘向歆父子年谱》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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