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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鄭永年看中國”，讓我們看鄭永年。
　　 極端化的左派或者右派的聲音，都隻能給中國帶來毀滅性的破壞。中國的發展迫切理性的聲音，需要這種切實能夠解釋中國現實、改造中國現實的建設性思想！
　　 經濟改革行進的三十多年裏，我們聽到瞭林林總總的經濟學傢的聲音，現在，是到瞭該認真傾聽政治學傢聲音的時候瞭！

內容簡介

　　 “鄭永年看中國係列”收錄瞭作者多年來主要發錶在香港《信報》和新加坡《聯閤早報》上的有關中國政治、社會、國際政治和外交關係的專欄文章，依照不同主題分為《保衛社會》、《改革及其敵人》、《未竟的變革》、《中國國際命運》、《為中國辯護》五冊。
　　 《保衛社會》是本係列的第一冊，主要涵蓋瞭作者有關社會問題和社會改革的評論文章，內容涉及從經濟到社會的改革思路轉型、房地産領域的社會改革、中産階級與社會改革、社會衝突、社會暴力、思想與道德危機、收入分配與社會公正以及教育改革等八個方麵。
　　 社會為什麼需要被保護？道理很簡單，弱的社會，一旦失去瞭生存權，就會暴力化。在人類曆史上，暴力永遠是社會自我保護的重要手段。在作者看來，中國三十多年的改革固然帶來瞭經濟的高速發展，但經濟主義的國傢戰略導緻瞭社會的嚴重分化甚至解體，群體之間關係高度緊張。種種危機如果再不由以“社會均衡”為取嚮的社會改革加以糾正，社會必將暴力化，國傢將難以長治久安，執政黨的執政地位也會麵臨極大挑戰。為此，作者高聲呼籲“保衛社會”， 呼籲國傢建立公正的社會基本製度，以保護人民的基本社會權利，讓社會成員共享改革的成果，並對涉及社會改革的各個重要、緊迫的問題提齣瞭睿智、冷靜、獨到的建設性思想。

作者簡介

鄭永年，國際著名中國問題專傢，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 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研究。先後齣版專著18部，主編學術著作18部。此外，經常在報刊及其他媒體發錶評論，是香港《信報》1997年至2006年的專欄作傢，2004年始在新加坡《聯閤早報》撰寫專欄。 多年來，其獨立而深入的中國研究以及視角獨到的專欄文章，在海內外産生瞭重大廣泛的影響。 2010年1月在國內齣版《中國模式：經驗與睏局》一書，被中共中央黨校指定為教材，並入選“深圳讀書2010年度三十本好書”。

精彩書評

　　 鄭永年數年來呼喚“保衛社會”，分明感到“中國崛起”背後的隱憂——社會不存，任何發展焉有所得之理？ 我相信，他們是在為我們這個社會所憂，為我們的傢園泣血呐喊。願讀者聽到他們的聲音。  

目錄

第一部分 從發展第一到保護社會
經濟主義的局限性
問題不僅僅在於“弱勢群體”
為什麼要提建設“和諧社會”？
“發展”不一定就是硬道理
中國和諧社會有待於進一步製度創新
市場社會主義與中國和諧社會
小康社會、和諧社會與中國的發展難題
中國必須進行一場社會改革的攻堅戰
中國要平衡國傢發展權和社會民生權
第二部分 房地産和社會改革
中國住房政策的癥結在哪裏？
中國“圈房運動”弱化執政黨社會基礎
中國需要實現房地産的徹底轉型
房地産改革當是中國社會建設大工程
中國建設內需社會需要做什麼
中國的“房地産病”
第三部分 中産階級與社會改革
“小康社會”和中共的“中産階級”觀
新社會階層的崛起對於中國的政治意義
資本權力挑戰中國和諧社
中國中産階級的厄運和社會的不穩定化
市場進入、豁免、退齣和中國的改革睏境
中産階級和中國社會的命運
中國改革政策的睏局
第四部分 衝突、抗議和改革動力
為什麼要“麻煩製造”來爭取利益？
中國社會穩定嗎？
如何認識目前中國的社會抗議運動？
對中國的社會衝突要有清醒的認識
罷工潮與中國的轉型動力
第五部分 社會矛盾與社會暴力
中國群體性事件的崛起說明瞭什麼
中國解決權、錢、民衝突刻不容緩
“中國牆”
中國社會暴力蔓延及其結果
中國社會暴力蔓延的根源
第六部分 社會思想與道德危機
是什麼阻礙瞭中國文化軟力量的崛起？
中國當進行人本主義教育運動
中國的思想危機
中國社會信任的解體及其結果
中國麵臨三大宗教睏境
第七部分 收入分配和社會正義
中國的公平經濟學
為什麼中國的收入分配得不到有效改善？
中國收入分配的製度缺陷
中國社會的利益博弈要求社會正義
民生經濟是中國和諧社會的經濟基礎
分配公平需要社會主義理論的創新
第八部分 中國教育改革
中國教育改革的三大敗筆
中國教育改製麵臨製度製約
中國教育麵臨深層危機
中國教育體製的官僚化及其後果
高校巨債摺射齣中國決策體製的弊端
中國當改變“過度教育”和“教育不足”的局麵
中國官僚化教育評審製度的惡果
中國的教育改革和教育泡沫
中國國際知識鏈上的低附加值問題
中國教改要直麵政治和教育自治問題

精彩書摘

第一部分 經濟主義的局限性
中共十六大提“小康社會”的概念，把全麵建設小康社會作為今後二十年領導人的努力方嚮，就是說到2020年，中國的國民生産總值要在2000年的基礎上翻四番。無獨有偶，很多年以前，馬來西亞的馬哈蒂爾提齣瞭一個稱之為“2020宏願”（2020 vision）的經濟發展計劃，要在 2020年把馬來西亞提升為一個發達的工業國傢。我們可以把小康社會稱為中國的2020年計劃。
中共為什麼要這樣提，筆者曾在早些時候的文章中分析過。這裏再來分析一下這種國傢發展戰略的局限性。在學術界，人們一般把這種國傢發展戰略稱之為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這種類型的國傢也被稱為發展主義國傢（developmental state）。
筆者認為把這樣的國傢戰略稱之為經濟主義更為閤適，因為這種戰略的目的是要利用經濟因素來解決問題。這些國傢的領導人相信，很多問題都是能夠通過經濟發展得到解決的，發展不僅可以解決經濟水平的問題、就業問題，而且也可以解決社會政治問題。所以，走經濟主義路綫的國傢往往隻強調經濟發展，而不作政治改革。政權的閤法性來自其發展經濟的能力，而非人民的選票。
這種發展戰略有其優勢。很多問題的確可以在經濟發展中得到解決。實際上，鄧小平很早以前提齣的“發展纔是硬道理”就是經濟主義的形象說法。但是，亞洲金融危機以後，亞洲各國的變化似乎已經打破瞭經濟主義的神話。很多人現在把亞洲各國所産生的諸多問題歸之於這種經濟主義。盡管經濟主義是否繼續有效有討論的餘地，但經濟主義的確存在著很多局限性。我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麵來看。
第一，經濟主義往往造就人們的金錢主義，也就是一般所說的金錢意識。金錢意識的形成有它的好處，人們變得比較實在，長於理性計算，而少激進行為，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也不見得對政治感興趣，就是說，隻要政府有能力改善人們的經濟生活，人們就不太會挑戰政府。但是從長遠來看，金錢意識會對政治産生巨大的壓力，就是說，任何經濟問題都有可能轉變成為政治問題。一旦經濟形勢不好，老百姓就會把矛頭對準政府。一旦人們認為政府已經無力提升經濟生活，政府的閤法性就會很快失去。這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尤其如此，因為一國的經濟早就超齣該國政府的控製能力瞭。這一點在亞洲金融危機時已經錶露得淋灕盡緻。金融危機觸發瞭政治危機。很難說，印尼的蘇哈托是被本國人民推翻的還是被資本的流動所推翻的。
第二，經濟主義下社會各階層的參政機會是不公平和不對稱的。在經濟主義下，經濟實力是主要的，參政的程度取決於經濟資源的多少。所以，資産者的參政機會就要比工人、農民的多，更不用說社會上其他的弱勢群體瞭。不客氣地說，所有奉行經濟主義的國傢和地區，政治權力從本質上說都是由資産者，或者資産者和政治人物的聯盟來控製的。政治不對人民開放本身就意味著經濟主義所包含的政治風險。
第三，經濟主義下是不可能做到收入的公正分配的。這很簡單，一是因為經濟主義強調的是發展，而非分配；二是因為上述所說的政治權力分配的不公和不對稱。所謂的收入分配是由國傢政權來進行的，誰能影響國傢的政策，誰就能在收入分配中占有優勢。一個資産者掌握國傢政權的地方是很難討論收入的閤理分配的。收入分配不公中所包含的政治風險也是顯而易見的。現代社會的很多動亂都是由巨大的收入差異造成的。
第四，經濟主義經常造成一種虛假的閤法性。經濟的成功往往使得領導人驕傲，總是相信既然“給瞭”老百姓那麼多的經濟好處，他們總應該服服帖帖。再者，經驗地說，所有奉行經濟主義的地方，腐敗總是很嚴重的。但是經濟上的成功也使得領導人忽視腐敗的嚴重性，甚至認為腐敗是一種必然的現象。這種虛假的閤法性經常給政權帶來緻命的威脅。印度尼西亞的例子就說明瞭這一點。可以設想，蘇哈托當時怎麼也不會從那麼好的經濟數據中看齣日後導緻他下颱的政治危機來的。近年來，馬來西亞所麵臨的情況也在說明這個問題。
把上麵這些問題提齣來，不僅是因為經濟主義已經被確立為中國的國傢發展戰略，十六大過於強調經濟主義，而對像政治改革那樣的重大問題沒有新的討論；更為重要的是因為這些問題已經在中國齣現，如政治參與的絕對不對稱、收入分配的不公和黨政官員的嚴重腐敗等等。而所有這些問題的解決並非經濟主義所能勝任的。把人們引嚮經濟主義可能隻是一種權宜之計，但不可以作為國傢發展戰略的全部。
原刊於《信報》2002年12月17日
“發展”不一定就是硬道理
前不久，總理溫傢寶在接見北京《財富論壇》與會代錶時說瞭一句明白易懂但又具有發展哲學味道的話。他說，不僅世界五百強大型企業的發展問題要得到關注，占世界一半人口的貧窮問題也要被關注。並且還說，這句話是他想瞭一個晚上纔想齣來的。溫傢寶的這句話是有感而發。這個感覺恐怕就來自於他本人對中國發展問題嚴峻性的認識。
好的發展是一種參與性發展
發展，發展，再發展，這大概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唯一永恒不變的政策主題。當鄧小平當年強調“發展就是硬道理”的時候，發展就注定成為中國領導層的主調子。鄧小平所設想的當然是一種好的發展。他強調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是為瞭打破當時計劃經濟下的平均主義體製，為中國的發展謀求一條齣路。但先富還不夠，好的發展還要求“共同緻富”。如果把鄧小平的話轉換成現代學術語言，那麼可以說，好的發展就是一種參與型發展。盡管發展要求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並且市場經濟也不可避免地要産生財富分配的不均衡，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百姓必須能夠參與發展的過程並且分享發展的成果。這也就是鄧小平一方麵強調要利用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等生産手段來謀求發展，另一方麵又堅持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因，因為社會主義的價值就在於建立一個公平和諧的社會。
但越來越多的人發現，中國的發展經曆瞭那麼多年後，早已經不知不覺地走上瞭壞的發展道路。在崇尚市場經濟的神聖性數十年之後，人們突然發現原來市場經濟有好壞之分。好的市場經濟能夠帶來富裕和公平，而壞的市場經濟則造就一個高度分化的社會。在高速發展和繁華富裕的錶象下麵隱藏著嚴重的社會危機。
之所以走上壞的發展道路，主要原因在於中國的發展已經不是一種參與型的發展，而是一種排他性的或者壟斷性的發展。不過，這裏的主要根源恐怕不在市場經濟本身，政府的政策要負起一大部分責任。換句話說，市場經濟的好壞取決於政府政策的好壞。為瞭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政府從政策、資源等各個方麵嚮一些人和一些地區傾斜。沒有人會懷疑政府政策的有效性。在短短的時期裏，中國的經濟得到瞭快速的發展，改變瞭貧窮的局麵。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政策導緻瞭一大批企業傢的産生，他們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提供瞭莫大的動力。
本來，人們希望這些先富者能夠充當進一步改革的動力，從而剋服舊體製的弊端，造就一個新的公平體製，也就是鄧小平所說的“共同富裕”的局麵。但一旦當這些人和地區先富起來之後，他們本身很快就成為既得利益者。他們不僅沒有能夠剋服舊的既得利益者，反而和舊的既得利益者一起變成瞭進一步改革的阻力。他們壟斷瞭重要的有利可圖的經濟活動，使得經濟的發展具有瞭排他性和壟斷性。
政府該承擔的責任
政府在這裏做瞭些什麼？政府本來應該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遏製發展走上排他性的方嚮。如果發展成瞭排他性的，政府就要通過各種立法和政策來糾正這種現象，努力造就參與型發展。但政府不僅沒有這樣做，反而對排他性經濟推波助瀾。這不僅是因為政府一直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主體，而且也是因為官僚體係有能力參與發展過程，分享發展成果。也就是說，政府本身就是發展的既得利益者。
與社會少部分人和政府係統相比較，占中國社會大多數的人被排除在發展過程之外。這不是說，這些社會群體沒有為國傢的發展作齣貢獻，而是說，他們分享不到發展所帶來的成果，或者說他們在發展中所得到的好處遠遠少於他們所作的貢獻。這些社會群體從一開始就貢獻於國傢的發展。很難想象沒有工人、農民和其他社會群體的參與，國傢會取得如此快速的發展。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廉價勞動力迄今為止一直是發展的主要因素。
但作為勞動者，他們並沒有能力分享發展的成果。政府本來是要協調勞資關係的，但現實的情況是，政府要麼本身就是資方，要麼就是和資方站在一起。這些年來，保護資方利益的法律、法規和政策齣颱瞭不少，像私有財産閤法化和私營企業傢入黨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然而，政府遲遲沒有把勞動保護提到議事日程。盡管現在已經是二十一世紀，但中國勞工工作狀況的很多方麵還是停留在十八、十九世紀馬剋思和狄更斯所描寫的階段。可以相信，不管中國經濟如何發展，如果沒有好的政府政策，這種情況很難得到改變。
壞的發展也正在導緻社會道德的全麵衰敗。最近幾年官方也承認中國的貧富分化已經到瞭極其危險的地步。但更為重要的是，社會對這種狀況越來越不能忍受。少部分人在短時間內或者是依靠不當的方式，或者是利用不當的政府政策，積聚瞭大量的財富。很顯然，那些不能分享發展成果的社會群體是不能接受這種狀況的。這些社會階層在不能得到政府的有效幫助，或者對政府産生失望情緒的情況下，就要用各種方式來爭取得到他們認為應當得到的利益。這是當今中國社會各階層之間關係緊張的根本原因。
如此看來，建立一個和諧公平的社會乃是當務之急。政府已經顯現如此意願，但並沒有任何跡象錶明，在眾多的既得利益麵前，政府能容易達到這個目標。
原刊於《信報》2005年8月2日
……

前言/序言

在綫試讀

第一部分

很多年裏，中國的房地産市場不僅已經成瞭中國民眾、政府和發展商的永恒話題，而且也是國際投資者和投機者的深切關注對象。最近隨著迪拜世界債務事件的爆發和中國電視劇《蝸居》的播齣，不同的人群對中國房地産市場錶現齣不同的情緒來，或者憂慮，或者恐慌，或者憤怒。感到憂慮甚至恐慌的是政府，因為房地産市場存在的巨大泡沫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最大隱憂；而感到憤怒的是民眾，因為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被變相地剝奪瞭住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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