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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郑永年看中国”，让我们看郑永年。
　　 极端化的左派或者右派的声音，都只能给中国带来毁灭性的破坏。中国的发展迫切理性的声音，需要这种切实能够解释中国现实、改造中国现实的建设性思想！
　　 经济改革行进的三十多年里，我们听到了林林总总的经济学家的声音，现在，是到了该认真倾听政治学家声音的时候了！

内容简介

　　 “郑永年看中国系列”收录了作者多年来主要发表在香港《信报》和新加坡《联合早报》上的有关中国政治、社会、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的专栏文章，依照不同主题分为《保卫社会》、《改革及其敌人》、《未竟的变革》、《中国国际命运》、《为中国辩护》五册。
　　 《保卫社会》是本系列的第一册，主要涵盖了作者有关社会问题和社会改革的评论文章，内容涉及从经济到社会的改革思路转型、房地产领域的社会改革、中产阶级与社会改革、社会冲突、社会暴力、思想与道德危机、收入分配与社会公正以及教育改革等八个方面。
　　 社会为什么需要被保护？道理很简单，弱的社会，一旦失去了生存权，就会暴力化。在人类历史上，暴力永远是社会自我保护的重要手段。在作者看来，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固然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经济主义的国家战略导致了社会的严重分化甚至解体，群体之间关系高度紧张。种种危机如果再不由以“社会均衡”为取向的社会改革加以纠正，社会必将暴力化，国家将难以长治久安，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也会面临极大挑战。为此，作者高声呼吁“保卫社会”， 呼吁国家建立公正的社会基本制度，以保护人民的基本社会权利，让社会成员共享改革的成果，并对涉及社会改革的各个重要、紧迫的问题提出了睿智、冷静、独到的建设性思想。

作者简介

郑永年，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 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先后出版专著18部，主编学术著作18部。此外，经常在报刊及其他媒体发表评论，是香港《信报》1997年至2006年的专栏作家，2004年始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写专栏。 多年来，其独立而深入的中国研究以及视角独到的专栏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广泛的影响。 2010年1月在国内出版《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一书，被中共中央党校指定为教材，并入选“深圳读书2010年度三十本好书”。

精彩书评

　　 郑永年数年来呼唤“保卫社会”，分明感到“中国崛起”背后的隐忧——社会不存，任何发展焉有所得之理？ 我相信，他们是在为我们这个社会所忧，为我们的家园泣血呐喊。愿读者听到他们的声音。  

目录

第一部分 从发展第一到保护社会
经济主义的局限性
问题不仅仅在于“弱势群体”
为什么要提建设“和谐社会”？
“发展”不一定就是硬道理
中国和谐社会有待于进一步制度创新
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和谐社会
小康社会、和谐社会与中国的发展难题
中国必须进行一场社会改革的攻坚战
中国要平衡国家发展权和社会民生权
第二部分 房地产和社会改革
中国住房政策的症结在哪里？
中国“圈房运动”弱化执政党社会基础
中国需要实现房地产的彻底转型
房地产改革当是中国社会建设大工程
中国建设内需社会需要做什么
中国的“房地产病”
第三部分 中产阶级与社会改革
“小康社会”和中共的“中产阶级”观
新社会阶层的崛起对于中国的政治意义
资本权力挑战中国和谐社
中国中产阶级的厄运和社会的不稳定化
市场进入、豁免、退出和中国的改革困境
中产阶级和中国社会的命运
中国改革政策的困局
第四部分 冲突、抗议和改革动力
为什么要“麻烦制造”来争取利益？
中国社会稳定吗？
如何认识目前中国的社会抗议运动？
对中国的社会冲突要有清醒的认识
罢工潮与中国的转型动力
第五部分 社会矛盾与社会暴力
中国群体性事件的崛起说明了什么
中国解决权、钱、民冲突刻不容缓
“中国墙”
中国社会暴力蔓延及其结果
中国社会暴力蔓延的根源
第六部分 社会思想与道德危机
是什么阻碍了中国文化软力量的崛起？
中国当进行人本主义教育运动
中国的思想危机
中国社会信任的解体及其结果
中国面临三大宗教困境
第七部分 收入分配和社会正义
中国的公平经济学
为什么中国的收入分配得不到有效改善？
中国收入分配的制度缺陷
中国社会的利益博弈要求社会正义
民生经济是中国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
分配公平需要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
第八部分 中国教育改革
中国教育改革的三大败笔
中国教育改制面临制度制约
中国教育面临深层危机
中国教育体制的官僚化及其后果
高校巨债折射出中国决策体制的弊端
中国当改变“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的局面
中国官僚化教育评审制度的恶果
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泡沫
中国国际知识链上的低附加值问题
中国教改要直面政治和教育自治问题

精彩书摘

第一部分 经济主义的局限性
中共十六大提“小康社会”的概念，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今后二十年领导人的努力方向，就是说到20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要在2000年的基础上翻四番。无独有偶，很多年以前，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提出了一个称之为“2020宏愿”（2020 vision）的经济发展计划，要在 2020年把马来西亚提升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我们可以把小康社会称为中国的2020年计划。
中共为什么要这样提，笔者曾在早些时候的文章中分析过。这里再来分析一下这种国家发展战略的局限性。在学术界，人们一般把这种国家发展战略称之为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这种类型的国家也被称为发展主义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
笔者认为把这样的国家战略称之为经济主义更为合适，因为这种战略的目的是要利用经济因素来解决问题。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相信，很多问题都是能够通过经济发展得到解决的，发展不仅可以解决经济水平的问题、就业问题，而且也可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所以，走经济主义路线的国家往往只强调经济发展，而不作政治改革。政权的合法性来自其发展经济的能力，而非人民的选票。
这种发展战略有其优势。很多问题的确可以在经济发展中得到解决。实际上，邓小平很早以前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就是经济主义的形象说法。但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各国的变化似乎已经打破了经济主义的神话。很多人现在把亚洲各国所产生的诸多问题归之于这种经济主义。尽管经济主义是否继续有效有讨论的余地，但经济主义的确存在着很多局限性。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经济主义往往造就人们的金钱主义，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金钱意识。金钱意识的形成有它的好处，人们变得比较实在，长于理性计算，而少激进行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不见得对政治感兴趣，就是说，只要政府有能力改善人们的经济生活，人们就不太会挑战政府。但是从长远来看，金钱意识会对政治产生巨大的压力，就是说，任何经济问题都有可能转变成为政治问题。一旦经济形势不好，老百姓就会把矛头对准政府。一旦人们认为政府已经无力提升经济生活，政府的合法性就会很快失去。这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尤其如此，因为一国的经济早就超出该国政府的控制能力了。这一点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已经表露得淋漓尽致。金融危机触发了政治危机。很难说，印尼的苏哈托是被本国人民推翻的还是被资本的流动所推翻的。
第二，经济主义下社会各阶层的参政机会是不公平和不对称的。在经济主义下，经济实力是主要的，参政的程度取决于经济资源的多少。所以，资产者的参政机会就要比工人、农民的多，更不用说社会上其他的弱势群体了。不客气地说，所有奉行经济主义的国家和地区，政治权力从本质上说都是由资产者，或者资产者和政治人物的联盟来控制的。政治不对人民开放本身就意味着经济主义所包含的政治风险。
第三，经济主义下是不可能做到收入的公正分配的。这很简单，一是因为经济主义强调的是发展，而非分配；二是因为上述所说的政治权力分配的不公和不对称。所谓的收入分配是由国家政权来进行的，谁能影响国家的政策，谁就能在收入分配中占有优势。一个资产者掌握国家政权的地方是很难讨论收入的合理分配的。收入分配不公中所包含的政治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现代社会的很多动乱都是由巨大的收入差异造成的。
第四，经济主义经常造成一种虚假的合法性。经济的成功往往使得领导人骄傲，总是相信既然“给了”老百姓那么多的经济好处，他们总应该服服帖帖。再者，经验地说，所有奉行经济主义的地方，腐败总是很严重的。但是经济上的成功也使得领导人忽视腐败的严重性，甚至认为腐败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这种虚假的合法性经常给政权带来致命的威胁。印度尼西亚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设想，苏哈托当时怎么也不会从那么好的经济数据中看出日后导致他下台的政治危机来的。近年来，马来西亚所面临的情况也在说明这个问题。
把上面这些问题提出来，不仅是因为经济主义已经被确立为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十六大过于强调经济主义，而对像政治改革那样的重大问题没有新的讨论；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这些问题已经在中国出现，如政治参与的绝对不对称、收入分配的不公和党政官员的严重腐败等等。而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并非经济主义所能胜任的。把人们引向经济主义可能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但不可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全部。
原刊于《信报》2002年12月17日
“发展”不一定就是硬道理
前不久，总理温家宝在接见北京《财富论坛》与会代表时说了一句明白易懂但又具有发展哲学味道的话。他说，不仅世界五百强大型企业的发展问题要得到关注，占世界一半人口的贫穷问题也要被关注。并且还说，这句话是他想了一个晚上才想出来的。温家宝的这句话是有感而发。这个感觉恐怕就来自于他本人对中国发展问题严峻性的认识。
好的发展是一种参与性发展
发展，发展，再发展，这大概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唯一永恒不变的政策主题。当邓小平当年强调“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时候，发展就注定成为中国领导层的主调子。邓小平所设想的当然是一种好的发展。他强调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为了打破当时计划经济下的平均主义体制，为中国的发展谋求一条出路。但先富还不够，好的发展还要求“共同致富”。如果把邓小平的话转换成现代学术语言，那么可以说，好的发展就是一种参与型发展。尽管发展要求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并且市场经济也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财富分配的不均衡，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必须能够参与发展的过程并且分享发展的成果。这也就是邓小平一方面强调要利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等生产手段来谋求发展，另一方面又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因为社会主义的价值就在于建立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
但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中国的发展经历了那么多年后，早已经不知不觉地走上了坏的发展道路。在崇尚市场经济的神圣性数十年之后，人们突然发现原来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好的市场经济能够带来富裕和公平，而坏的市场经济则造就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在高速发展和繁华富裕的表象下面隐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
之所以走上坏的发展道路，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发展已经不是一种参与型的发展，而是一种排他性的或者垄断性的发展。不过，这里的主要根源恐怕不在市场经济本身，政府的政策要负起一大部分责任。换句话说，市场经济的好坏取决于政府政策的好坏。为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政府从政策、资源等各个方面向一些人和一些地区倾斜。没有人会怀疑政府政策的有效性。在短短的时期里，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改变了贫穷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政策导致了一大批企业家的产生，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莫大的动力。
本来，人们希望这些先富者能够充当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从而克服旧体制的弊端，造就一个新的公平体制，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共同富裕”的局面。但一旦当这些人和地区先富起来之后，他们本身很快就成为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仅没有能够克服旧的既得利益者，反而和旧的既得利益者一起变成了进一步改革的阻力。他们垄断了重要的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使得经济的发展具有了排他性和垄断性。
政府该承担的责任
政府在这里做了些什么？政府本来应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遏制发展走上排他性的方向。如果发展成了排他性的，政府就要通过各种立法和政策来纠正这种现象，努力造就参与型发展。但政府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对排他性经济推波助澜。这不仅是因为政府一直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主体，而且也是因为官僚体系有能力参与发展过程，分享发展成果。也就是说，政府本身就是发展的既得利益者。
与社会少部分人和政府系统相比较，占中国社会大多数的人被排除在发展过程之外。这不是说，这些社会群体没有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而是说，他们分享不到发展所带来的成果，或者说他们在发展中所得到的好处远远少于他们所作的贡献。这些社会群体从一开始就贡献于国家的发展。很难想象没有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参与，国家会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廉价劳动力迄今为止一直是发展的主要因素。
但作为劳动者，他们并没有能力分享发展的成果。政府本来是要协调劳资关系的，但现实的情况是，政府要么本身就是资方，要么就是和资方站在一起。这些年来，保护资方利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出台了不少，像私有财产合法化和私营企业家入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而，政府迟迟没有把劳动保护提到议事日程。尽管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但中国劳工工作状况的很多方面还是停留在十八、十九世纪马克思和狄更斯所描写的阶段。可以相信，不管中国经济如何发展，如果没有好的政府政策，这种情况很难得到改变。
坏的发展也正在导致社会道德的全面衰败。最近几年官方也承认中国的贫富分化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但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对这种状况越来越不能忍受。少部分人在短时间内或者是依靠不当的方式，或者是利用不当的政府政策，积聚了大量的财富。很显然，那些不能分享发展成果的社会群体是不能接受这种状况的。这些社会阶层在不能得到政府的有效帮助，或者对政府产生失望情绪的情况下，就要用各种方式来争取得到他们认为应当得到的利益。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
如此看来，建立一个和谐公平的社会乃是当务之急。政府已经显现如此意愿，但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众多的既得利益面前，政府能容易达到这个目标。
原刊于《信报》2005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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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在线试读

第一部分

很多年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仅已经成了中国民众、政府和发展商的永恒话题，而且也是国际投资者和投机者的深切关注对象。最近随着迪拜世界债务事件的爆发和中国电视剧《蜗居》的播出，不同的人群对中国房地产市场表现出不同的情绪来，或者忧虑，或者恐慌，或者愤怒。感到忧虑甚至恐慌的是政府，因为房地产市场存在的巨大泡沫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隐忧；而感到愤怒的是民众，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被变相地剥夺了住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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