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其一貫提倡的大曆史觀點用長時間、遠距離、寬視界的條件重新檢討曆史使得過去許多看似不閤理的事跡，獲得前因後果連貫的閤理性。由於作者齣身戎馬，早年四處遷徙的軍旅生涯使其能夠深入瞭解中國的情況；其後赴美求學除瞭知識上的增長。還實際體驗瞭西方社會生活形態這些都有助於拓展視野。所以作者自稱其曆史觀與眾不同，所恃者不是纔華而是視界。有瞭寬廣的視界，其文章每能察人所未察，獨具慧眼，發人深省。
本書是黃仁宇先生七十年代以來的多篇論述加上兩篇新稿，重新編印發行的[新世紀增訂版]。作者以其一貫提倡的大曆史觀點，用長時間、遠距離、寬視界的條件重新檢討曆史，使得過去許多看似不閤理的事跡，獲得前因後果連貫的閤理性。

黃仁宇先生，英文名為Fay Huang,亦曾用筆名（李尉昂）發錶小說著作。1918年齣生於湖南長沙，2000年1月6日逝世於美國紐約，享年82歲。黃仁宇之父為黃震白，號種蘇，早年為中國革命初期同盟會會員。黃仁宇於湖南長沙長大，自十四、五歲起就開始嚮當地報紙投稿，寫作熱忱自此從未間斷。1936年考上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係，不久對日抗戰開始，遂放棄讀瞭一年半的大學畢業。欲從軍報國，報考軍校。在尚未進入軍校就讀的空檔五個月中，他在長沙《抗戰日報》覓得記者一職，但任編輯采訪工作。
1938年黃仁宇考入成都中央軍校，1940年於十六期第一總隊畢業。軍校畢業後任陸軍十四師排長和代理排長，1943年受派由重慶飛往印度，參加中國駐印度遠徵軍，任新一軍上尉參謀，為孫立人的部下。在緬甸服沒期間，亦曾受頒陸軍空軍一等奬章。抗戰結束，任第三方麵及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司令部少校參謀。1946年他參加全國考試，獲選保送美國堪薩斯州雷溫烏茲要塞陸軍參謀大學進修，為期九個月，被分發至人事科研習，研習內容大都是動員問題，對其日後研究曆史有很大的助益。畢業後曾任國防部參謀。1950年以中國颱灣駐日代錶團少校團員的身份退伍。
其後赴美攻讀曆史，獲學士（1954）、碩士（1957）、博士（1964）學位。曾任哥倫比亞訪問副教授（1967）及東亞研究所研究員（1970）。參與《明代名人》及《劍橋中國史》的集體研究工作。

《放寬曆史的視界》這本書是作者的曆史寫作之中提齣引用參考資料頻繁的一種。《明實錄》內《太宗實錄》年終統計一文又整個重寫，加入英國之參考資料多種。
本書是黃仁宇先生七十年代以來的多篇論述加上兩篇新稿，重新編印發行的增訂版，具體收錄瞭：《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中國近五百年曆史為一元論》、《裏昂車站的會晤點》、《上海》、《中國曆史與西洋文化的匯閤》等文章。新世紀版序

新世紀版序
從《三言》看晚明商人
明《太宗實錄》中的年終統計——李約瑟博士所稱中國官僚主義的一個例證
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給我們的新認識我
對“資本主義”的認識
中國曆史與西洋文化的匯閤——五百年無此奇遇
中國近五百年曆史為一元論
附錄各專著提及20世紀中期以前中國土地占有的情形
裏昂車站的會晤點
捲尾瑣語
明《太宗實錄》年終統計的再檢討（新增）
上海（新增） 

從《三言》看晚明商人
中國傳統社會，因采取中央集權製，事無大小，悉聽朝廷號令。所有法律辭章，必須劃一。此在工業革命之前，交通通訊諸技術未曾發達之際，實有多數不閤實際之處。因此皇室威權，雖廣泛無涯，但其行政技術低劣。政治之安定，並非經常在法律及經濟上求改革；而有賴於支持儒傢思想，由傢族社會之安定性所促成。此種措施，實與西洋諸國近世紀保障人權、支持私人財産、允許市民自治種種措施大相徑庭。因此“重農抑商”縱非中國朝廷能夠經常維持之政策，亦必為社會發展之必然趨勢。西洋諸國資本主義之發展，有賴於尊重私人財産之絕對性，並認為此絕對性高於皇權，甚至高於傳統之道德觀念。其司法權之獨立，即由法庭保障此絕對性。凡此措施，隻能在西歐諸小國經始。中國之地方政府，始終未由私人結會之形式構成；而係由中央政府規劃；其行政精神又偏重於中央政府之便宜。其間差異之處，無待詳述。
明代統治中國凡二百七十六年，跨14世紀至17世紀，此為西歐諸國近代國傢社會形成及資本主義發展之際。中國政府則在此時期鞏固其中央集權。因中央集權之結果，政府之經濟政策，不能以經濟高度發展地區之情形為基礎，而係以經濟低度發展地區之情形為基礎。例如洪武之稅收政策，全以榖物為基乾，各衙門所用人役，在宋代王安石變法時，即收代役錢，在明初又全部改為現身服役。永樂雖派遣鄭和下西洋，但對民間海舶，則極力取締。1404年則令民間海船，悉改為平頭船，以防止泛海。《明律例》亦定民間私造二桅以上大船，私自泛海者處斬。凡此多端，其重點在保持全國經濟之平衡，以維持政治之統一。大凡地區間經濟發展差異過大時，其政治必受影響。例如美國在19世紀即因其經濟發展不平衡，乃有南北戰爭。此在傳統中國社會，自當竭力防避。防製地區間經濟超度發展，以與低度及落後之經濟基礎看齊，為適應中國傳統政治之需要。此在長期經濟發展過程中，至為不利。此可以在中國實行者，因為中國經濟，在19世紀之前，為“非競爭性”者，未有如西歐諸國，甚至有如日本之“大名”政權，其經濟為“競爭性”者。亦即其國傢或諸侯間經濟之差異，立即影響其武備之盛衰，而可能決定其存亡。中國傳統政權，以廣泛動員農村經濟為其實力之基礎。兵員為農民，軍費無大異於食糧，兩者均重量不重質。經濟雖落後，但全國情形均一，徵發仍輕而易舉。反之，其工商業及經濟方麵前進之部門，則恰為政府統治徵發不及之處。中國曆史上，凡朝代以落後之農村經濟為骨乾，其經濟基礎為“單元”者，通常能號召大量兵員，戰勝以“多元”經濟，甚至較前進經濟為基礎之政權。是以明代經濟政策，符閤當日政治需要，在曆史上則為背道而馳。
中國金融經濟，在曆史上最低限度有三次突然猛進。此即西周至兩漢，唐宋之間，及明清之際。但曾無一次其突齣使中國經濟史改觀，有如近世西歐之資本主義。有時傑齣之商人能以其私人財力影響權要，但此純係私人非法活動，在曆史上未曾改變法製，既不能全部提高商人之社會地位，尤不能促使商業為超官僚歧視之獨立經濟部門。然今日仍有不少學者，過度誇張各時期比較高度之金融活動，如若乾日本學者稱宋代“商業革命”，其社會影響有如歐洲“文藝復興”。若乾中國學者則稱明末清初為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期。此在中國經濟史上言，闡述其比較性則可，盛稱其為質量上之改變則不符閤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