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其一贯提倡的大历史观点用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的条件重新检讨历史使得过去许多看似不合理的事迹，获得前因后果连贯的合理性。由于作者出身戎马，早年四处迁徙的军旅生涯使其能够深入了解中国的情况；其后赴美求学除了知识上的增长。还实际体验了西方社会生活形态这些都有助于拓展视野。所以作者自称其历史观与众不同，所恃者不是才华而是视界。有了宽广的视界，其文章每能察人所未察，独具慧眼，发人深省。
本书是黄仁宇先生七十年代以来的多篇论述加上两篇新稿，重新编印发行的[新世纪增订版]。作者以其一贯提倡的大历史观点，用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的条件重新检讨历史，使得过去许多看似不合理的事迹，获得前因后果连贯的合理性。

黄仁宇先生，英文名为Fay Huang,亦曾用笔名（李尉昂）发表小说著作。191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2000年1月6日逝世于美国纽约，享年82岁。黄仁宇之父为黄震白，号种苏，早年为中国革命初期同盟会会员。黄仁宇于湖南长沙长大，自十四、五岁起就开始向当地报纸投稿，写作热忱自此从未间断。1936年考上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不久对日抗战开始，遂放弃读了一年半的大学毕业。欲从军报国，报考军校。在尚未进入军校就读的空档五个月中，他在长沙《抗战日报》觅得记者一职，但任编辑采访工作。
1938年黄仁宇考入成都中央军校，1940年于十六期第一总队毕业。军校毕业后任陆军十四师排长和代理排长，1943年受派由重庆飞往印度，参加中国驻印度远征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为孙立人的部下。在缅甸服没期间，亦曾受颁陆军空军一等奖章。抗战结束，任第三方面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少校参谋。1946年他参加全国考试，获选保送美国堪萨斯州雷温乌兹要塞陆军参谋大学进修，为期九个月，被分发至人事科研习，研习内容大都是动员问题，对其日后研究历史有很大的助益。毕业后曾任国防部参谋。1950年以中国台湾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的身份退伍。
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访问副教授（1967）及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参与《明代名人》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放宽历史的视界》这本书是作者的历史写作之中提出引用参考资料频繁的一种。《明实录》内《太宗实录》年终统计一文又整个重写，加入英国之参考资料多种。
本书是黄仁宇先生七十年代以来的多篇论述加上两篇新稿，重新编印发行的增订版，具体收录了：《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中国近五百年历史为一元论》、《里昂车站的会晤点》、《上海》、《中国历史与西洋文化的汇合》等文章。新世纪版序

新世纪版序
从《三言》看晚明商人
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李约瑟博士所称中国官僚主义的一个例证
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给我们的新认识我
对“资本主义”的认识
中国历史与西洋文化的汇合——五百年无此奇遇
中国近五百年历史为一元论
附录各专著提及20世纪中期以前中国土地占有的情形
里昂车站的会晤点
卷尾琐语
明《太宗实录》年终统计的再检讨（新增）
上海（新增） 

从《三言》看晚明商人
中国传统社会，因采取中央集权制，事无大小，悉听朝廷号令。所有法律辞章，必须划一。此在工业革命之前，交通通讯诸技术未曾发达之际，实有多数不合实际之处。因此皇室威权，虽广泛无涯，但其行政技术低劣。政治之安定，并非经常在法律及经济上求改革；而有赖于支持儒家思想，由家族社会之安定性所促成。此种措施，实与西洋诸国近世纪保障人权、支持私人财产、允许市民自治种种措施大相径庭。因此“重农抑商”纵非中国朝廷能够经常维持之政策，亦必为社会发展之必然趋势。西洋诸国资本主义之发展，有赖于尊重私人财产之绝对性，并认为此绝对性高于皇权，甚至高于传统之道德观念。其司法权之独立，即由法庭保障此绝对性。凡此措施，只能在西欧诸小国经始。中国之地方政府，始终未由私人结会之形式构成；而系由中央政府规划；其行政精神又偏重于中央政府之便宜。其间差异之处，无待详述。
明代统治中国凡二百七十六年，跨14世纪至17世纪，此为西欧诸国近代国家社会形成及资本主义发展之际。中国政府则在此时期巩固其中央集权。因中央集权之结果，政府之经济政策，不能以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之情形为基础，而系以经济低度发展地区之情形为基础。例如洪武之税收政策，全以谷物为基干，各衙门所用人役，在宋代王安石变法时，即收代役钱，在明初又全部改为现身服役。永乐虽派遣郑和下西洋，但对民间海舶，则极力取缔。1404年则令民间海船，悉改为平头船，以防止泛海。《明律例》亦定民间私造二桅以上大船，私自泛海者处斩。凡此多端，其重点在保持全国经济之平衡，以维持政治之统一。大凡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过大时，其政治必受影响。例如美国在19世纪即因其经济发展不平衡，乃有南北战争。此在传统中国社会，自当竭力防避。防制地区间经济超度发展，以与低度及落后之经济基础看齐，为适应中国传统政治之需要。此在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至为不利。此可以在中国实行者，因为中国经济，在19世纪之前，为“非竞争性”者，未有如西欧诸国，甚至有如日本之“大名”政权，其经济为“竞争性”者。亦即其国家或诸侯间经济之差异，立即影响其武备之盛衰，而可能决定其存亡。中国传统政权，以广泛动员农村经济为其实力之基础。兵员为农民，军费无大异于食粮，两者均重量不重质。经济虽落后，但全国情形均一，征发仍轻而易举。反之，其工商业及经济方面前进之部门，则恰为政府统治征发不及之处。中国历史上，凡朝代以落后之农村经济为骨干，其经济基础为“单元”者，通常能号召大量兵员，战胜以“多元”经济，甚至较前进经济为基础之政权。是以明代经济政策，符合当日政治需要，在历史上则为背道而驰。
中国金融经济，在历史上最低限度有三次突然猛进。此即西周至两汉，唐宋之间，及明清之际。但曾无一次其突出使中国经济史改观，有如近世西欧之资本主义。有时杰出之商人能以其私人财力影响权要，但此纯系私人非法活动，在历史上未曾改变法制，既不能全部提高商人之社会地位，尤不能促使商业为超官僚歧视之独立经济部门。然今日仍有不少学者，过度夸张各时期比较高度之金融活动，如若干日本学者称宋代“商业革命”，其社会影响有如欧洲“文艺复兴”。若干中国学者则称明末清初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此在中国经济史上言，阐述其比较性则可，盛称其为质量上之改变则不符合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