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為了在我們通常的參考框架中精確描述班雅明的作品和他本人,人們也許會使用一連串的否定性陳述,諸如:他的學識是淵博的,但他不是學者;他研究的主題包括文本及其解釋,但他不是語言學家;他曾被神學和宗教文本釋義的神學原型而不是宗教深深吸引,但他不是神學家,而且對《聖經》沒什麼興趣;他天生是個作家,但他最大的野心是寫一本完全由引文組成的著作;他是第一個翻譯普魯斯特(和佛朗茲·黑塞一道)和聖·瓊·珀斯的德國人,而且在他翻譯波特萊爾的《惡之華》之前,但他不是翻譯家;他寫書評,還寫了大量關於在世或不在世作家的文章,但他不是文學批評家;他寫過一本關於德國巴洛克的書,並留下數量龐大的關於十九世紀法國的未完成研究,但他不是歷史學者,也不是文學家或其他的什麼家,我們也許可以試著展示他那詩意的思考,但他既不是詩人,也不是思想家。
作者简介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德國籍猶太人,生於柏林。1912年進入弗萊堡大學哲學系就讀,此後兩年全心投入德國的「青年運動」。1914年班雅明逐漸脫離政治社會運動,專心於文學與哲學研究,1919年完成博士論文。1925年他的教授資格論文《德國悲劇的起源》被法蘭克福大學拒絕,直到1928年才出版。1925年起他開始定期為《法蘭克福日報》和《文學雜誌》撰寫評論,他曾在書信中向朋友表示希望能晉升為德國數一數二的評論家。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班雅明離開德國,流亡到法國,1940年德軍攻陷巴黎,在納粹追捕下,他於法、西邊界服毒自殺,時年四十八歲。班雅明在世時鮮為人知,他的文字在當年也因政治立場與行文風格而被阿多諾與霍克海默大量刪改、要求重寫,甚至不容許出版。他與法蘭克福學派走得很近,可是他從來不願意加入共產黨。阿多諾等人從1950年代中期起編纂出版班雅明的文集與書信集,使他聲名大噪,甚至在西方形成所謂的「班雅明復興」。1990年班雅明逝世五十週年時,以及1992年的百歲冥誕,都舉行過大型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彰顯其學術地位。他被人譽為「歐洲真正的知識分子」、「二十世紀最後的精神貴族」以及「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文學心靈之一」。班雅明時常被稱為「左翼馬克思主義文人」,其實他的複雜性絕非他早期馬克思思想濃厚時代的文字可以涵蓋。再加上他複雜的文體風格與思想脈絡,以及他的猶太神祕主義色彩,以致他很難輕易被系統化歸類。其重要作品有〈論語言自身與人類的語言〉、〈德國浪漫派的藝術批評概念〉、〈論歌德的《親和力》〉、〈翻譯者的任務〉、《德國悲劇的起源》、《莫斯科日記》、《單向道》、〈攝影小史〉、〈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說故事的人〉、《德國人民》、《瞭解布萊希特》、〈波特萊爾筆下第二帝國的巴黎〉、〈論波特萊爾的幾個主題〉、〈歷史哲學命題〉等,譯作有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與波特萊爾的《巴黎風光》等。
精彩书评
這部《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班雅明面向巴黎和波特萊爾,寫於一九三七、三八年他思想最成熟的高原之時,是他最綿密最詩意也最言志的作品,更是人類思維長河中一個獨特無倫的奇蹟。
──唐諾
班雅明的思想源於她的時代,但又無法歸之於同時代任何一種思想主潮;他的思想具有某種獨特的色彩,這種顏色又不存在於當代思想的光譜之中。
──阿多諾
目录
選書說明
【伴讀】唯物者班雅明──唐諾
【譯者序】班雅明的意義──張旭東
第一部 波特萊爾筆下第二帝國的巴黎
二 遊手好閒者
三 現代主義
第二部 論波特萊爾的幾個主題
第三部 巴黎,十九世紀的都城
一 傅立葉或拱廊街
二 達蓋爾或西洋景
三 格蘭維爾或世界博覽會
四 路易︱菲力普或內在世界
五 波特萊爾或巴黎街道
六 豪斯曼或街壘
人名索引
精彩书摘
一 波希米亞人
「波希米亞人」是在馬克思文章中的一段揭露性文字裡出現的。他在文章裡把職業密謀家也包括進來,一八五○年刊登在《新萊茵報》(Neue Rheinische Zeitung)上的關於警方密探德.拉.渥德(De la Hodde)回憶錄的詳細評註中,馬克思十分關心這類人。要回想起波特萊爾的面孔,就得說出他所顯露的與這種政治類型的相似處。馬克思這樣勾勒出這種類型:「隨著無產階級密謀家組織的建立,產生了分工的必要。密謀家分為兩類:一類是臨時密謀家,即參與密謀,同時兼做其他工作的工人,他們僅僅參加集會,並時刻準備聽候領導人的命令到達集合地點;一類是職業密謀家,他們把全部精力都花在密謀活動上,並以此為生??這一類人的生活狀況已經預先決定了他們的性格??他們的生活動盪不定,與其說取決於他們的活動,不如說時常取決於偶然事件;他們的生活毫無規律,只有小酒館—密謀家的見面處—才是他們經常歇腳的地方;他們結識的人必然是各種可疑的人,因此,這就使他們列入了巴黎人所說的那種流浪漢(la bohème)之流的人。」
順便請大家注意,拿破崙三世本人也是從與此相關的境況中發跡的。他執政時期的政府爪牙之一便是「十二月十日會」,在馬克思看來,它是由「隨著時勢浮沉變動而被法國人稱為浪蕩遊民的分崩離析的、人數不固定的人群」組成的。拿破崙在位期間繼續保持他的密謀習慣。驚人的布告、神祕的流言、突然包圍和令人捉摸不透的反語是第二帝國「國家理性」的一部分。在波特萊爾的文章裡也可以發現同樣的特點。他表述自己的觀點時往往不容置辯,討論不是他的風格;即使論題有明顯的矛盾以致討論顯得必不可少,他也盡量迴避。他把他的〈一八四六年沙龍〉題獻給「布爾喬亞」;他以其辯護士的形象出現,但他的方式卻不像一個魔鬼的訴師(advocatus diaboli)。之後,例如他大罵道德學校,他以最激烈的波希米亞方式3攻擊有教養的資產階級(honete bourgeoise)和公證人這類被婦人所尊敬的人。一八五○年左右,他宣稱藝術不能和功利分開;幾年後他又鼓吹為藝術而藝術,這一切並不比拿破崙三世在議會大廈後面一夜之間把保護關稅變為自由貿易更讓公眾猝不及防。這些線索多少能讓人理解為何官方批評家,尤其是勒美特(Jules Lemaître)對波特萊爾散文中的理論能量所知甚少。
馬克思接下來繼續描繪職業密謀家:「在他們看來,革命的唯一條件就是讓他們充分地組織密謀活動??他們醉心於發明能創造革命奇蹟的東西:如燃燒彈、具有魔力的破壞性器械,以及愈缺乏合理根據就愈神奇驚人的騷亂等,他們搞這些計畫,只有一個即刻的目標,就是推翻目前的政府。他們極端輕視對工人進行關於階級利益的教育,進行更多理論性質的教育,這說明他們對黑色燕尾服(habitsnoirs),即代表運動這一方面、多少有些教養的人的憎惡並不是無產階級的,而是純粹平民的。由於這些人是黨派的正式代表,所有密謀家們始終無法完全不依賴他們。」波特萊爾的政治洞察力並沒有從根本上超出這些職業密謀家。無論他同情宗教反動還是同情一八四八年革命,他們的表現方式都是粗暴的,他們的基礎都是脆弱的。他在二月革命的那些日子裡所呈現的形象—在巴黎的街角上揮舞著步槍高喊「打倒奧皮克(Aupick)將軍!」(他的繼父)—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不管怎樣,他能奉行福樓拜的宣言:「政治的一切我只懂反抗。」在與他的比利時隨筆一道保存下來的筆記的最後一頁,我們可以領會他的意思:「我說『革命萬歲』一如我說『毀滅萬歲、苦行萬歲、懲罰萬歲、死亡萬歲』。我不僅樂於當個犧牲品,當個吊死鬼我也挺稱心—為了從兩方面來感受革命!我們所有人的血液裡都有共和精神,就像我們所有人骨子裡都有梅毒一樣;我們都有一種民主的傳染病和一種梅毒的傳染病。」
波特萊爾所表達的不如叫作煽動的形而上學。他在寫下這段話的比利時,曾有一度被視為法國警方的間諜。事實上,這類待遇對波特萊爾來說沒有什麼好奇怪的。在一八五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波特萊爾給他母親的信中提到警方的文學津貼:「我的名字永遠也不會出現在他們那可恥的登記簿上。」6在比利時為波特萊爾贏得這個聲譽的恐怕並不是他對雨果顯露出的敵意。雨果在法國被剝奪了公民權,但在比利時卻受到熱烈歡迎。波特萊爾破壞性的冷嘲熱諷助長了這種謠言的源起;而他自己正樂於傳播它們。大話崇拜(de la blagur)的種子在索列爾(George Sorel)身上再現為法西斯主義宣傳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它首次在波特萊爾這裡出現。塞利納(Céline)寫作《屠殺瑣聞》(Bagatelles pour un massacre)的精神及書名本身可以直接從波特萊爾的日記中找到:「以滅絕猶太人為目的就可以組織一次極佳的密謀。」布朗基主義者里戈(Rigault)是在巴黎公社警察頭子的位置上結束其密謀者的生涯的,他似乎也有那種人們在波特萊爾身上常提到的氣質。在普羅萊(Charles Prolès)《一八七一年的革命者》(Hommes de la révolution de 1871)一書中我們可以讀到這樣的話:「里戈儘管冷酷無情,但他是一個道道地地的瘋狂的小丑。那是他不可或缺的部分,完全出自他的狂熱。」甚至馬克思在密謀者身上遇到的恐怖主義的白日夢也能在波特萊爾身上找到相似之處。在一八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寫給母親的信裡,他寫道:「一旦我重獲那種在特殊時機曾有過的朝氣和力量,我將在駭人的書中發洩我的憤怒,我要使整個人類起來與我作對,其中的快樂能給我無限的安慰。」這種壓抑著的暴怒—la rogne —是半個世紀的街壘戰在巴黎的職業密謀者身上培育出的激情。
繁华背后的低语:现代都市的迷失与救赎 本书聚焦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剧烈转型的时代。 蒸汽机轰鸣,钢铁洪流滚滚向前,资本的力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人类社会的面貌。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期:物质的极大丰富与精神的极度匮乏并存;城市空间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张,个体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异化和边缘化。 本书并非一部纯粹的历史编年史,而是一系列深入个体经验的田野考察与思想剖析。我们试图穿透宏大叙事的外衣,聚焦那些在历史洪流中被遮蔽的声音——那些试图在快速工业化和商品化浪潮中,为人类情感、审美和精神空间寻找立足之地的思想者、艺术家和普通市民。 第一章:钢铁巨兽与“新拜伦式”的城市景观 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城市不再仅仅是人群的聚集地,它演变成了一个复杂的、自我吞噬的有机体。我们将详细考察巴黎、伦敦和柏林这三大现代都市的地理与社会结构变化。 空间的垂直化与水平扩张: 摩天大楼的初现形态如何改变了人们对天空和地平线的感知?街道、林荫大道(如奥斯曼改造后的巴黎)如何被设计成一个表演的舞台,同时也是一个监控和流动的陷阱? “人群”的诞生与隔离: 德语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关于大都会心理的论述将作为核心参照。人群如何既是解放的象征,又是压力的来源?商品化如何将一切体验——从艺术到爱情——转化为可交换的符号?我们将探讨“冷漠”(Indifference)作为一种生存策略,如何在拥挤的环境中被发展出来。 技术崇拜与异化: 探讨早期电影、电力照明和有轨电车等新兴技术,如何在提升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制造出一种新的、持续的感官超载。艺术评论家如何应对这种机械复制时代带来的审美冲击? 第二章:颓废与现代性焦虑:边缘群体的精神肖像 现代资本主义的效率逻辑,必然会催生出对“无用之物”和“非生产性体验”的排斥。本书的第二部分,聚焦于那些拒绝或无法完全融入主流“进步”叙事的人群。 “颓废主义”(Décadence)的遗产: 颓废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流派,它更是一种对过度理性和资产阶级道德的系统性抵抗。我们将分析那些在巴黎沙龙、伦敦俱乐部中出现的艺术家群体,他们如何通过精心的颓废行为、对异国情调的迷恋和对死亡、疾病的反复描摹,来表达对僵化现代性的反叛。 女性在现代空间中的角色: 探讨“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的女性形象——从沙龙女主人到“飞特族”(Flâneur/Flâneuse)的游荡,以及新兴的都市女性(如商店店员、咖啡馆女侍者)所面临的身份危机。她们在公共空间中的可见性与隐形性之间的张力如何体现了时代的矛盾? “多余人”的文学回响: 分析乔伊斯、普鲁斯特等先驱作家如何通过对内心时间流、潜意识和记忆的挖掘,逃离线性、功利主义的时间观。这种对“内在景观”的深入探索,是对外部世界过度物化的一种反制。 第三章:时间的商品化与精神的滞后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对时间的精确计量和最大化利用。本书将剖析这种对时间的“压缩”和“加速”如何对人类的心灵结构产生深刻影响。 效率至上与“闲暇”的消亡: 工业生产线的节奏如何被内化为个体的生理节奏?我们考察了关于“休息”和“娱乐”概念的演变。当休闲本身也被组织化、商品化(如度假套餐、体育竞技的兴起),真正的“闲暇”——那种无目的、纯粹沉思的时间——是如何被挤压殆尽的? 感官的麻木与渴求: 面对日常经验的平庸化,人们开始寻求强烈的、人为制造的刺激。我们将探讨早期大众娱乐(如歌舞杂耍、博览会)的心理机制。这是一种对资本主义单调性的补偿,还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感官贫瘠的体现? 对“永恒”的追寻: 在一个一切都在快速更新换代的时代,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如何重新定义“不朽”?他们试图通过艺术作品、建筑或哲学体系,为流动的现代世界留下一个凝固的锚点。这种对永恒的渴望,是进步神话破灭后的最后精神庇护所。 第四章:现代性的救赎路径:审美化生存的可能性 即便在最黑暗的资本主义阴影下,总有声音试图在日常的碎片中提炼出纯粹的美。 “瞬间”的价值: 分析如何将日常生活中的偶然相遇、街角的一瞥、一次短暂的休憩,提升为具有哲学或美学意义的事件。这种对“瞬间即永恒”的捕捉,是对长期规划和目标导向思维的挑战。 艺术的“去实用化”尝试: 探讨艺术运动(如象征主义、早期现代主义)如何努力保持其独立于市场的地位。虽然这种努力往往是徒劳的,但其姿态本身构成了对“一切皆可交易”原则的有力反抗。 城市的重建与记忆的抵抗: 研究一些早期的城市规划者和文化批评家,他们试图通过保护历史街区、强调场所精神(Genius Loci),来抵抗资本为追求最大效率而对城市肌理进行的粗暴改造。这不仅是对物理空间的保护,更是对集体记忆的坚守。 本书旨在提供一个多维度的视角,审视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如何与人类最基本的情感需求、审美追求发生碰撞与纠缠。它关注的不是资本如何运作,而是资本如何“感觉”——以及个体如何在被它塑造和碾压的同时,努力维持其复杂、矛盾且不可简化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