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三日天下

001     天王山

007 神流川合战

012 清洲会议

第二章 七枪战贱岳

020 胜家出兵

025 中川濑兵卫之死

029 美浓大返

第三章 战盟之分

039 飞火北之庄

043 遗产

048 信雄其人其事

第四章 小牧长久手之战（上）

057 包围网

062 池田胜入斋的奇策

第五章 小牧长久手之战（下）

076 恒兴战死

084 秀吉的反击

090 “养老金”泡汤

093 末森合战

第六章 四国攻

095 佐佐求援

097 火烧根来寺

102 水攻太田

106 元亲一统四国

111 天正兵阵

第七章 新天下人

115 四国国分

117 摄政关白

125 奉行的崛起

127 家康的军制改革

第八章 隼人烈风（上）

134 岛津的由来

137 三州宏愿

143 大战序章

148 松原伏兵

第九章 隼人烈风（下）

153 耳川恶战

157 肥前之熊

166 红炉之上一点雪

第十章 九州纷乱

173 岩屋城的玉碎

177 立花统虎的反击

180 户次川

184 枭雄国崩

第十一章 祸心

193 岛津的降服

196 九州国分与《伴天连追放令》

202 一揆蜂起

207 父与子

第十二章 奥州“独眼龙”

212 人取桥

215 政宗的反击

222 后北条的雄图

  研究日本战国史的趣味性

                                                     赤 军

  古往今来，世界上产生过数不尽的国家和民族，各自书写着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都值得我们去了解，甚至去研究。只是简单的娱乐也好，作为殷鉴也罢，只要自己喜欢，那都不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

  喜欢的前提当然是有趣，而我就要说，日本的历史确实是非常具有趣味性的。在东亚历史上，日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是一个异类，它局促于小岛之上，而又并不缺乏学习精神，就使得日本文化深受大陆影响，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朝鲜、越南，可以说学自中华的文明多，自身保存的传统文明较少，或许正因如此，近代以来一意脱离中华影响，甚至连文字都彻底改掉了。但日本不同，日本传承了中华之肌皮，同时也保留了自身的筋骨，或许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因曾经的敌对关系，日本是最值得仇视的国度，但也因文字的神似、文化的形似，日本文化是最接近于中华正统的亚文化。正是因仇视和亲近的情感相互交织，才使得日本的历史，在中国人看来确实趣味无穷。

  尤其是15、16世纪的战国时代。有人鄙称，那不过是村长之间的械斗而已。确实，就疆域而论，日本的一州（国），不过中国之一县，一郡不过中国之一乡，一郡之内各称豪雄的豪族、地头们，也不过中国某乡中一个个小小的村长罢了。然而村与村之间的械斗，亦未见得无可观之处，就如同深入研究中国一县之历史，则豪强之间的纷争、村庄之间的械斗，也是梳理发展脉络之重要环节，不可随意忽视。

  更何况若论人口密度，日本也不在中国的中原地区之下，战国时代，村与村之间的械斗固然无日止息，更大规模的战争却也并非绝无仅有。比方说一般认为战国开端的“应仁之乱”，仅京都一地的战斗，东、西两军便各投入十余万众——即便其中武士寥寥，多为亦耕亦战的农兵，亦不可以械斗视之。再比如晚期的丰臣秀吉小田原征伐，总兵力约二十一万，号称三十万；关原之战，东军八万余而西军七万余。

  相比之下，同时期的明朝宁夏之役，动用官军亦不足十万，而较晚一些席卷大半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初始时天主教同盟亦不过出兵两万五千而已。则日本战国时代的战争规模，又何小之有呢？

除战争颇有可观外，当时日本的社会形态、政治、经济，亦皆趣味无穷，值得爱好者去了解，去研究。只是横亘在爱好者和历史真实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那就是战国乱世，群雄并起，千头万绪，很难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来，只究细节，很容易使人堕入五里雾中，莫名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这本中文书的出现，便非常有其价值了。本书从武士的崛起为开篇，简述了镰仓和室町的辉煌以后，便转入乱世的导火索“应仁之乱”，就此以通俗的笔调、简洁的脉络，将这百余年的战乱呈现在读者面前。

战国时代在日本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三大幕府——镰仓、室町、江户——总体而言是皇室的权力越来越小，幕府的权力越来越大，武士成为全社会的领导阶层，而战国长年之动乱，便促成了这一变化的最终完成，其影响力直接使日本迈入近代社会的“明治维新”。我们不得不说，要了解近代日本，必深究古代日本；要了解军国主义的日本，必深究武士时代的日本；要了解昭和时代，须深究明治、大正时代；而要了解明治、大正时代，亦不得不对战国时代有所认识。

从这个角度而言，这套书便更有其不俗的价值了。

知日对中日交流大有裨益

马伯庸

从卑弥呼遣使通魏王以来，中日交流已经两千年。这两千年里，文明呈现出对向流动的态势。先是大陆文明向岛国文明进行输出，以唐宋为高潮；到了明清之际，这种流动趋于静止。近代之后，日本率先开国，进而跻身列强之列，文化传输开始逆向而动，中国反过来成为日本的学生。

遗憾的是，我们虽然一直跟日本有着不解之缘，可对我们这位老邻居始终还是不太了解。相比起日本人对中国不遗余力的研究，中国对日本的了解始终还不够深入。只要走进两国的书店，看看是日本书店里关于中国的书多，还是中国书店里关于日本的书多，就可以知道。

日本是我们的邻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还曾经是我们的敌人。对于卧榻之侧的这个邻居，我们不该表现漠然，应该用开放的眼光去审视，用执着的态度去钻研，用严谨的方式去思考。知此知彼，方能对中日交流中有所裨益。无论你对日本的态度是怎样，知日应该是最起码的一个要求。

日本战国史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历史。且不说它对中国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纯粹从趣味的角度去看，也充满了魅力。我当年最早是通过玩相关题材的电子游戏，对这段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后来觉得玩游戏不过瘾，又想去找相关的资料，结果发现关于日本战国的中文研究著作非常少，偶尔有那么几篇，也是隔靴搔痒，不够详尽。幸亏当时已经有了网络，靠着网上爱好者的翻译和交流，算是有了一知半解。从那个时候起，我意识到，中国对日本的研究态度真的很不够，需要全方位地推进、扩张、深入。

所以这套书的出版，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它用一种相对不那么学术的轻松口吻，把日本的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介绍给读者。说不定其中有些读者就像我一样，被激发起对日史的兴趣，自发地去学习。这样的人多了，就可以形成知日的风潮，推动中国的日本学向前发展。

清洲会议

为什么这么说？本来有清洲会议“门票”的应该是五个军团长，即羽柴秀吉、柴田胜家、泷川一益、池田恒兴和丹羽长秀，其中前三个在信长生前所属军团权势最大，战功也最显赫（还有明智光秀，可惜在山崎“挂了”），后面两位属次等军团。

但山崎之战和神流川之战后，均势发生了激烈的变化，被后北条击败的泷川一益连旁听票都拿不到，而池田和丹羽则混进去给羽柴秀吉摇旗呐喊，所以整个会议上柴田胜家等于是以一对三，难免处处被动。

首先在信长继承人的问题上，柴田和羽柴就发生对立。柴田胜家算是个厚道人，他主张拥立在讨伐明智过程中表现过人（不能说是出色，但起码出力了）的神户信孝为继承人。神户信孝是信长三子，这位年轻人呢，不能说多出众，但也属智商情商中等水准的，而且循规蹈矩，也有一定的威望，反正比他二哥北田信雄要强五个战斗力。但羽柴秀吉不干，他听取了心腹黑田孝高（这家伙绝对是日本乱世后半部的首席导演，不光负责剧情，还负责挑演员）的谋略——神户信孝过继到名门，加上年龄心智成人了，根本不好控制，他若继承信长事业，主公您必然事事被他掣肘——不如，就拥立信长的孙子，那个三岁大的娃娃“三法师”当继承人吧！

结果秀吉的方案是：三法师为继承人，神户信孝当后见人，信长生前打下的领土，我们四个分掉。此言一出，把柴田胜家气得是须发如戟，这明显是要把织田家的基业拆散变卖啊！但胜家又有什么办法？谁叫四国军团被秀吉拐走，谁叫山崎之战是秀吉打的呢？再加上丹羽长秀和池田恒兴的支持，胜家也只能无奈接受了这个方案。

接下来，便真的是“拆散变卖”的节奏了。清洲会议决定：

三法师即刻进入安土城，成为其爷爷的继承人；

信长次子北田信雄恢复“织田”的苗字，获得尾张一国加封；

信长三子神户信孝，获美浓一国加封；

信长四子，也是羽柴秀吉的养子羽柴秀胜，得明智光秀遗留下的丹波一国；

丹羽长秀的若狭国不变，另获近江三郡加封；

池田恒兴获摄津三郡加封；

羽柴秀吉原领地不变，获山城一国加封；

柴田胜家越前国领地不变，秀吉同意将旧领长滨在内的北近江三郡割给柴田胜家；

泷川一益，所有都不变……

还有森长可、毛利长秀之辈，因为没能参加山崎之战，加上丢失了新占的领地，结果也在清洲会议上毫无所得。于是乎，在明智光秀死后，就着这个会议，并围绕着关于织田信长遗产的争夺，织田家内部新的矛盾迸发：羽柴秀吉、织田信雄（因为秀吉帮他加了尾张一国）、丹羽长秀、池田恒兴为一派；柴田胜家、泷川一益、神户信孝（虽参加了山崎合战，但他的继承人资格却被拿下了）等在清洲会议上失意的人为一派。此后的贱岳合战，既是这两派山头争夺遗产的对决，也是决定未来京畿霸权花落谁家的激烈角逐。

七月八日，在处理完长滨等三郡土地交割给柴田胜家事宜后，羽柴秀吉开始委派浅野长政、杉原家次等心腹在丹波（在这点看来，信长四子羽柴秀胜所领的丹波国，其实也等于是秀吉的禁脔）、山城等光秀旧势力范围内进行土地的“指出”工作，即重新整顿审核土地的人力和产出，清查被国众与寺庙隐瞒的收入，继续信长未竟的集权化事业。同时，羽柴秀吉继续在京畿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拉拢中间派势力，他是何等精明的人，自然知晓将来与柴田、泷川免不了一战，现在，山崎之战后占据山城整个政治中心的他，形势远比偏居北陆越前一隅的柴田胜家和窝在伊势长岛的泷川一益要好，必须得利用好此大好局面。

当月十一日，细川幽斋父子就来到京都本国寺，向秀吉献上臣从的起请文；大约同时，筒井顺庆也将嫡子（后来的筒井定次）送给秀吉当了养子。至此，明智光秀原来的领地被秀吉或亲秀吉的军团长（即丹羽长秀）瓜分消化，而光秀本来的下属兼盟友细川与筒井也被秀吉拉到伞下，其势力进一步膨胀，已确立了对柴田胜家的优势位置。

另外，秀吉此时还加大了对丹羽长秀的策动力度，须知此时丹羽长秀的地位也是颇为重要，他占据若狭一国，属下的若狭众自信长时代就是剽悍善战的代名词，况且若狭还自侧翼威胁着越前、北近江连通京都的道路，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当时丹羽长秀因加赠了包括坂本城与安土城在内的近江三郡，加上本人精通土木作业，所以忙乎的事务就是修复在“本能寺之变”与山崎合战里分别被严重损坏的安土城与坂本城。当时三法师已经来到近江，但安土城尚在修复中，故而长秀先把三法师安置在坂本城，但又念及此城原为弑君之人明智光秀的居城，且满目疮痍，便又征发人夫修缮。结果这时，找长秀碴儿的人来了，先是在神流川失势的泷川一益嫉恨长秀，派人散布对方的流言；而后就是同样感到不满的神户信孝，开始公开要求以木曾川为界限，划分美浓与尾张的地盘，等于明目张胆地向信雄索取领地。这表明织田家继承人之争，不但没有随着清洲会议的结束而尘埃落定，反倒愈发白热化。更让人诧异的是，泷川一益甚至还唆使信孝在三法师前往近江途中将其扣留，获取大义名分，重新分配信长的遗产——此话被长秀得知后，他不由得惊惧莫名。

于是丹羽长秀就写了封信，朝秀吉抱怨诉苦，秀吉火速抓住了此机会，他一面回信劝慰长秀，并请他先集中力量修复好安土城，安顿并保护好三法师，另一面居然同意了神户信孝划分地界的请求，以此来拖延与这些人的翻脸时间。以此为契机，秀吉与长秀关系迅速升温，二人于九月中旬在京都地界多次秘密会晤，等于达成了同盟协议。

对秀吉越来越频繁的不寻常举动警觉的柴田胜家，也开始了外交活动，但胜家所做的并不是拉拢中间势力，而是通过三法师的传役堀秀政，直接向秀吉摊牌，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是好。不过柴田胜家的摊牌言论还是温文尔雅的，其大致说了五条内容：

一、对清洲会议已达成的条约绝不会做任何更改要求，即便自己是信长的妹夫（大约胜家还认为这个也算是己方的一层实力），也绝无篡夺信长霸业的非分之想（这等于变相警告秀吉）。

二、对秀吉在会议上私下蒙蔽拉拢其余与会者的行为表示不安与谴责，呼吁大家摈弃私心，团结起来守护好三法师。

三、清洲会议上，我胜家本就应得包含长滨在内的北近江三郡领地，但在交接时却被原先此地的奉行官吏多方阻扰非难（不用说，肯定是秀吉指使），希望秀吉能给出合情合理的解释。

四、关于三法师尽快前往安土城一事，我也完全赞同秀吉的主张，并已书信通知信孝与一益，请他们不要再在其中作梗。

五、主君死后，织田家内部万不可妄起争端，这样只会遂了仇敌心愿。原本主君信长鞍马劳顿，讨灭了武田，占据了甲、信、上三国之地，现在却大部被背盟的后北条侵吞，所以织田诸将须同仇敌忾，协助德川家康征讨后北条才是当今要务，但秀吉你却在山崎之地私筑宝寺城，究竟意欲何为，实在让他人心感遗憾。（以上五条均记载于《南行杂录》）

说起宝寺城，地址即在山崎合战时秀吉本阵所在的宝积寺，战后秀吉征发人力，在此地修筑了一座新城堡，目的似在保障播磨、摄津与山城京都的交通，柴田胜家对此举的指责，起码在表面上没什么问题，这确实是出于秀吉私利所致。但细细推敲起来，胜家的这五条看似正义的质问实则也掺杂了很多私心进去。因为柴田胜家的领地地处北陆，又没能及时赶上讨伐明智光秀的战争，不管是财力物力还是政治舆论，和秀吉比较都落于下乘，所以他更多只能凭借这种“正义”“团结”的言论来抵御秀吉神速的扩张，而且他极力主张征伐后北条，目的也是很明显的——泷川一益是在神流川被北条氏政打败才丧失势力的，此举就等于要为泷川复仇雪恨，拉拢其和信孝的想法怕也是昭然若揭（如征伐后北条的话，担纲统帅的多半是神户信孝），还能转嫁矛盾去外部来为自己赢得时间。

另外，得插一句，别看北条氏政被胜家说得那么坏，其实人家也只是抢了上野一处罢了，甲斐明明是“本能寺之变”后德川家康唆使武田旧臣把信长安插在此地的河尻秀隆杀害，再乘虚取得的，后来为了争夺甲信，德川又和后北条闹翻。胜家要打后北条，就有点选择性遗忘的双重标准，也有拉拢德川家康的意思在里面。

不过，接到柴田胜家质问书的秀吉还是展现了一名枭雄能伸能缩的风采，在关键处含糊不答，但在无关紧要处却反应颇为神速：立刻毁弃了宝寺城，以给天下人守信忠诚的面目，但其实当时秀吉已在更为重要的大阪筑城了。

接着，羽柴秀吉神速主持了在京都大德寺为死去主君所举办的葬礼，即“大德寺葬仪”，据《言经卿记》所言，在葬礼上信长的棺椁外蒙金纱（里面摆的其实是信长的木像），抬舆之顶与栏杆满是金银宝石，丹羽长秀派使者参加，细川藤孝与筒井顺庆派遣军马护卫，羽柴秀长担任火葬场警卫职务，池田辉政（池田恒兴长子）行在棺前，羽柴秀胜行在棺后，信长的八子长丸负责捧牌位，葬礼队伍的僧侣、司仪、乐人、人夫约三千人，规模盛大。至于整个葬礼所用的巨额花销全由秀吉支付，非但如此，秀吉还在事后送给大德寺一万贯钱、银币千枚，外加米五百石，作为经营信长供养的长期花销。

这场葬仪表演是秀吉为进一步巩固信长霸业继承人地位而打的一场不见血的漂亮仗，首先葬礼是在京都举办，此地在山崎战后已是秀吉地盘，前来参加的莫不是秀吉一方的人物，而柴田胜家、神户信孝与泷川一益也都因为这些原因，拒绝参加主君葬礼，其中似已气急败坏的胜家更是阻扰信长名义上的继承人三法师前往京都参加葬礼，无疑在政治上愈发孤立被动起来，也给了秀吉随后向他质询问罪的口实。

果然，在大德寺葬礼后的第二天，秀吉就手书长信一封（共二十四本），送给神户信孝，很是严厉地谴责了信孝诸多不轨行为，如违背清洲会议精神，与信雄私下争夺地位与领地，三番五次对三法师有不敬之举，并把矛头直指背后的柴田胜家。

以此长信为起端，羽柴秀吉和柴田胜家的争夺很快超越了墨写的范围，进入了流血的战场，毕竟“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

最早完成动员的是早有准备的羽柴秀吉，十月下旬他就颁布文书给播磨姬路城的守将，让他们加强领地戒备，并朝京畿己方输送兵员与物资；此外，秀吉也强制性要求摄津的国众高山右近、中川清秀、池田恒兴等三人同心协力完成战备工作，至于细川父子与筒井顺庆则继续要求他们交出人质以示忠诚。另外，即便丹羽长秀已加入己方，但秀吉仍密令近江的长谷川秀一、山冈景隆与山崎片家（原明智光秀部将）等城主完善城防，一来是为了应付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事，二来也是为了监视丹羽长秀的动向。

舆论上，羽柴秀吉向天下各势力大发书信，痛诉自己是如何含辛茹苦，为死难主君复仇并下葬，拥戴三法师继承位子，而柴田胜家、神户信孝及泷川一益之流又是如何从中百般嫉恨阻扰的，并且表示了如果这种矛盾得不到妥善处理，自己是不惮使用武力手段的。

外交上，羽柴秀吉和柴田胜家也互相寻找能夹攻包围对方的盟友，羽柴秀吉拉拢了本在“御馆之乱”后已奄奄一息的越后上杉，希冀能前后夹攻北陆的柴田（但其实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上杉景胜这时忙着镇压“新发田之乱”还自顾不暇）；而柴田胜家则拉拢了四国的长宗我部元亲、纪伊国的杂贺众，甚至远在西国的吉川元春与奥州的伊达政宗都接到了他请求助拳牵制的乞求。不过让人很不理解的是，越前北之庄城的柴田胜家，明明已开始了战争准备，但却在十一月，又派出了“府中三人众”里的前田利家、不破光治以及金森长近做使者前往宝寺城和秀吉进行最后的和平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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